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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这20万美元公价外汇，胡政之是要买进口机器不得已而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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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国民参政会的事情是怎样一个经过呢？李侠文的文章说：“他以无党派的社会贤达身份参加了国民参政会，当国共和谈濒于破裂，蒋介石硬要召开‘国大’制定宪法。他和另几位参政会的老先生相偕去见蒋，希望和谈能有转机，劝蒋展期开会。蒋很厉害，答应把会期展延数天，但有条件，就是开会时他们这些贤达必须参加。他在报馆一次社评会议上神情沮丧地把经过告诉我们，并说为了报馆，他去‘跳火坑’，到时他去签个字报到就回来，大家报纸照编，不要受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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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中，有时候一些历史人物的行为也是无奈之举，纵使胡政之是报界领袖，又能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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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一次胡政之到了南京，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派秘书傅泾波访问胡，试探他是否有意出任行政院长，并准备了洋房和汽车。胡政之对此婉言谢绝，跑回《大公报》驻南京办事处去睡帆布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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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波诡云谲的时代中，胡政之对自己的角色定位非常清晰，那就是做一个报人，而不是从政。1943年10月20日，胡政之在重庆《大公报》编辑会议上的讲话，足可代表他的新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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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素来做报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商业性的，与政治没有联系，且以不问政治为标榜，专从生意经上打算；另一种是政治性的，自然与政治有联系，为某党某派作宣传工作，但是办报的人并不将报纸本身当做一种事业。等到宣传的目的达到以后，报纸也就跟着衰歇了。但自从我们接办了《大公报》以后，替中国报界辟了一条新路径。我们的报纸与政治有联系，尤其是抗战一起，我们的报纸和国家的命运几乎连在一块儿，报纸和政治的密切关系可谓达到了极点。但同时我们仍把报纸当做营业做，并没有和实际政治发生分外的联系。我们的最高目的是要使报纸有政治意识而不参加实际政治，要当营业做而不单是大家混饭吃就算了事。这样努力一二十年之后，使报纸真能代表国民说话。现在我们还没有充分做到这种代表国民说话的资格，但只要同人努力，这个目的总会达到的。但看我们过去这一二十年的努力，就已做到报人可有政治意识而与实际政治独立，为报界开阔了新天地，可知只要努力，就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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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新闻记者的责任重大，不仅要讲真话，而且应像史官一样具有才、学、识。虽然他并不反对赚钱，但是他更强调报纸作为社会公器的力量。他以自己的标准不拘一格选拔记者，不分立场的左中右，只要能干皆可为他所用。在《大公报》民国时期，曹谷冰、徐铸成、金诚夫、李侠文、范长江、萧乾、徐盈、彭子冈，一串串闪亮的名字灿若星河，辉映了新闻界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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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是留日学生出身，胡政之很早就意识到了解世界的重要。在他的新闻生涯中，总是和国外保持着不间断的联系：开办国闻社、采访巴黎和会并游历欧洲、抗战期间访问英国、抗战胜利后出席联合国大会。其间，他还在《大公报》发表了通讯《十万里天外归来——访英游美心影录》、《纽约归鸿》、《访美归来》等，显示了他的国际视野和远见卓识。可见《大公报》的评论和报道高出同时代其他报纸一筹，并非没有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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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民国最著名的报人之一，胡政之常常被当代人忽略，其实无论是他的文章，还是他的经营理念，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张季鸾的文章好众所周知，胡政之写作能力之强并不输张季鸾，他撰写的许多社论和张的风格相近，别说读者无法辨别，就是同人也难确定。对于报纸的经营水平，胡政之更堪称奇才。他除了策略有方，还在报馆内部给有特殊功绩的员工发放股权，颇有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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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报人总是心怀国家，胡政之早年学习法律，一直有着宪政梦想，希望国家走向法治、民主的道路。1944年4月，胡政之在中央广播电台发表《宪政风度》的演讲，将“宪政风度”概括为四点：服从法律、尊重自由、公道竞争、容纳异己。正因为他自己努力做到这四点，《大公报》才能够海纳百川，各人发挥自身所长；才能够有明确的规章制度，有条不紊地推进报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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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界巨子的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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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政之生命的最后几年，曾有过在广州办《大公报》的念头，但是国内形势变化太快，世事洞明的胡政之改变了想法。他知道国民党政权垮台是迟早的事，而共产党建立政权后也不可能容忍《大公报》的民间报纸身份，就像以往《大公报》的每一次布局都是为了留出一条退路一样，胡政之下决心在花甲之年作最后一次创业：复刊香港《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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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率领同人到港后，租下战前曾经租过的地方，供编辑、经理两部办公。条件非常艰苦，尽管当时只有30人左右，但是办公室太小，人员容纳不下，座位大家轮着坐。胡政之的宿舍是一个小房间，饮食起居没有人特别照顾，来回报馆和宿舍都是坐巴士。有一次报馆的李侠文在巴士上看见，由于人多找不到空位，胡政之站在车上，一手抓住扶手，一手拿着一小包花生米，逐粒送入口中，肥胖的身躯随着汽车行进而摇晃着，悠然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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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五次试版，1948年3月15日，《大公报》香港版终于正式复刊。当日胡政之一夜未眠，一直等到拂晓开机。他还亲自撰写了《本报港版复刊辞》，文中说道：“我们不仅对国内不赞成以武力解决政治问题，在国际，我们也不赞成大家剑拔弩张，壁垒森严，准备厮杀。我们这种意思虽然是微弱的，但在国际上一定有许多人与我们共鸣，所以我们愿意在中国的国门边上与世界爱好和平的有志之士共同努力。这又是我们到香港来的理由。”此外，胡政之还重申了《大公报》是民间报纸以及“文章报国”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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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政之这次复刊香港版，不同于十年前创办香港版，那次只是作为一个权宜之计，而这次却是准备扎根下去，长期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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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政之既管经营，又亲自审稿，还撰写社评，可谓呕心沥血，废寝忘食。4月24日，复刊才一个多月，胡政之伏案工作时突然发病，医生怀疑是肝硬化。无奈之下，胡政之于27日飞回上海治病。此后一年，胡缠绵病榻，直到1949年4月14日病逝。此时的《大公报》总销量为20多万份，总资产达60多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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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政之去世的时候，距离上海解放只有一个多月，时局混乱。身后也没有八年前张季鸾去世时的“哀荣”，当时国共两党多位要人都对张表示哀悼，社会各界纪念张的活动也甚为浩大。而胡政之的谢幕，只能用寂寞两字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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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政之曾说：“我只有从社会取来的《大公报》事业，将来也要还给社会。我的子女近亲都不学、不干我这一行，你们（报馆同人）谁有本事谁来接班。吴、张、胡可以不办《大公报》，而《大公报》必须办起来，因为它是社会事业。”胡政之的子女中的确没有人加入《大公报》，他的家人原先都留在大陆，后来只有夫人顾俊琦和小儿子德生想办法去了美国。胡夫人离开上海的故事也颇具传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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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春天，当时上海里弄组织监管很严，顾俊琦佯装上街散步，趁无人注意跳上电车，直接到了南市火车站，因为卧铺票需要预订且要接受讯问，她就购买了一张普通车票去了广州，之后从广州去往香港。顾家人基本都在美国，她后来又辗转到了美国。因为是偷逃，所以顾俊琦除了携带少量的钱，其他什么都没拿。当时她和胡政之所生的幼子德生只有八九岁，后来还是托了友人想办法，把德生带到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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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俊琦母子到了美国后，生活非常艰辛，白天工作，晚上学习，与大陆的胡氏子女也断了联系。20世纪80年代后期，大陆胡家人与顾俊琦取得联系，并在夏威夷见面，此时距离他们分别已经三十余年。胡政之的大儿媳曾邀请顾俊琦回大陆看看，顾俊琦说，除非胡政之的坟还在，否则是不会回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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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胡政之的坟墓所在之处早已夷为平地盖起了高楼大厦，一代报人的坟茔无处寻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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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政之离世时，正值中国政权更迭，后来民间办报的思路被抛弃。学者谢泳说：“在一定的意义上，胡政之的死，就是《大公报》的死。”胡政之死后数十年，几乎被人淡忘，而近年来，随着学界对《大公报》研究的深入，这个报界全才的身影方才走入人们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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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大公报》，记住胡政之，是对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有良知的中国文人深深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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