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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舍我在北大念书的收入全来自在北京《益世报》的兼职。《益世报》社长叫顾竹轩,他聘成舍我为总编辑,写稿、编稿、看大样全干。这一方面可以看出成舍我的新闻编采能力确实不同一般,另一方面也可看出《益世报》的窘迫——毕竟这个总编辑只有20岁,也没干过报馆领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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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一段时间总编辑,成舍我提出改为主笔,因为实在忙不过来。要这么高强度地干下去,他也没工夫学习,能不能由旁听生转为正式生都成问题。顾竹轩对他的顾虑表示理解,就答应了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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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23日,五四运动正热火朝天。成舍我在北京《益世报》上发表了《安福与强盗》一文。他在文中写道:“安福俱乐部成立以来,试问他们替人民安了什么,福了什么,他们所做所为,哪一件不是鬼鬼祟祟祸国殃民的勾当?他们眼中只有金钱,只有饭碗,只要自己那一窝子有金钱、有饭碗,他们便不问国亡也好,种灭也好,这种行动,简直是强盗的行动,所以我说他是强盗窟宅。”并且号召大家“扫除这极大的强盗的魔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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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安福系自然不会放过《益世报》,报纸出版当天就封了报馆,并抓走了总编辑潘云超。成舍我没想到一篇文章折腾出这么大的事,战战兢兢,以为社长顾竹轩会责备他。谁知道顾竹轩非但没有责怪,反而夸他干得好。原来《益世报》的销量有限,不过2000份,《安福与强盗》一文使报纸名气飘升,紧跟着销量也猛增,窜到了20000份。顾竹轩让成舍我代行总编辑一职,直到一年后潘云超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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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舍我在北京《益世报》工作的时间比较长,一直到1924年,前后有六七年。作为一个有壮志雄心的年轻人,成舍我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写稿编稿,而是动了自己办报的心思。他想办一份替老百姓说话的民间报纸。可是,钱从哪儿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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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过各种办法筹措资金,但是收效甚微。最后还是靠《益世报》给他的一笔辞职费。1924年,成舍我从《益世报》辞职时,报馆念他多年付出,给了他200块大洋。成舍我拿着这笔钱,准备创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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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了北京的报业市场,他决定从晚报入手,因为早报市场竞争已过于激烈。经过一番筹备,1924年4月16日,《世界晚报》创刊了,但是成舍我这个时候已经捉襟见肘。他自己后来回忆道:200元的开办费用光了。譬如说预定创刊的日期就是明天,但今天此时,却还连买纸的钱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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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购买印报用的纸张,不像现在报社几十几百吨地整批购进,而是向纸行多则三五令,少则一两令零星购买。送纸的工人,将纸背在肩上,走进大门,先将纸款拿到手,才肯把肩上的纸卸下,如果你说先赊账,他连头也不回,就背着纸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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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他当时以一己之力办报有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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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四开四版的《世界晚报》创刊的时候,北京的晚报已经有多家,但是成舍我以贴近性、生动性、趣味性的办报宗旨很快取胜。报馆主要就四个人,成舍我是社长兼外勤记者,龚德柏任总编辑兼国际新闻编辑,张恨水编副刊,成舍我的太太杨璠管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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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恨水是小说家,籍贯是安庆潜山,和成舍我颇有缘分。由他来主持《世界晚报》的副刊《夜光》,真是合适不过。正是在《夜光》,张恨水连载了他的长篇小说《春明外史》,这部长达九十多万字的作品让张一举成名。后来他又陆续推出《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代表作。张恨水一生写的文字累计超过2000万字,这个数目相当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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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舍我给《世界晚报》定了四条宗旨:立场坚定,言论公正;不畏强暴;不受津贴;消息准确。他为报纸倾注了极大的心血,许多编辑手法都是创举。比如把示威游行、战乱等内容登到头版,抢新闻、注重新闻的鲜活等,在当时都是尊重新闻价值的新举措。当然,成舍我为了多卖报纸,有时候也想点怪招,比如当托儿,混在人群里对《世界晚报》啧啧称好,争着买报纸。为了有话题,他和当时的《北京晚报》互相攻讦、揭短,后来又和曾任《世界晚报》总编辑、后就职于《大同晚报》的龚德柏打起笔战,制造了不少噱头,让读者很感兴趣。这种炒作方式,和今天新闻界的一些炒作大同小异,颇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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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舍我几十年的新闻生涯里,化险为夷的事情时有发生,不能不说他的命很硬,运气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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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晚报》创办没多久,就赶上了关外的张作霖准备挥师入京,抢班夺权。几次交火后,第二次“直奉大战”引爆。直系首脑曹锟指派吴佩孚为首领,吴很迷信,调了一个叫张福来的人任前敌总指挥。因为他觉得张福来的名字取得好,福来福来,一定能打胜仗。《世界晚报》得到张福来受任命的消息后,立即发头条新闻,标题就是《前敌总指挥张福来今早出发》。成舍我当天因为要赶去参加中午外交部举行的记者会,来不及看大样,便嘱咐龚德柏仔细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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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完会,从外交部回报馆的路上,已听见小报贩在叫卖《世界晚报》了。成舍我兴冲冲买了一份自家报纸,先睹为快。打开一看,立马傻了眼,头条标题就错了,居然把“福”误排成“祸”,“张福来”变成了“张祸来”。他急急忙忙跑回报馆,一见龚德柏,成就指着报纸说:“你可闯下大祸了!”龚德柏惊诧莫名,打开报纸一看,呆若木鸡,半天说不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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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舍我提议立即逃离报馆,两人赶紧到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避祸。果然,晚上七时许,宪警包围了报馆,没抓到人,就把报馆查封了。巧的是,就在报馆被封的第三天,冯玉祥临阵倒戈,切断吴佩孚的后路,包围北京城,软禁了直系首脑曹锟。吴佩孚逃往洛阳,冯玉祥当上了北京的主人。冯玉祥对《世界晚报》不反感,很快就同意该报复刊了。复刊后,销路大增,原来销数只有两三千份,这一下增到了万份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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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同人和读者竟夸起《世界晚报》的胆识,敢把“福”字改成“祸”字。也有人说“《世界晚报》是因祸得福啊!”成舍我因此声名大噪。不过那几天在六国饭店担惊受怕的滋味也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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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办了不到一年,成舍我就摩拳擦掌准备打进早报市场。以他敢于冒险、目标远大的个性,不打进早报这个主战场是绝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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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2月10日,《世界日报》创刊。办报经费是以晚报作为抵押,由财政总长贺得霖帮忙,从东陆银行贷出3000元。从这件事足见成舍我的精明,等于创办了两张报纸,启动资金加到一起才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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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日报》和《世界晚报》一样,都是强调“报纸的大众化”。当时欧美国家的便士报风靡一时,受过一般教育的人花极少的钱就可以买到内容有趣的报纸,这是为普通人打开了一扇通往外界的窗口,对知识的传播、民众的教化绝对有积极意义。成舍我既没有受过太多的正规教育,更没有海外留学经历,却持有这样让更多普通百姓看报纸的想法,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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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国家的状态是内忧外患,几乎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的困难,而广大国民却并不了解真实的情况。同时,大多数的报纸被政党把持,定价高、篇幅多、文字深,只能被少数人读懂,所以即使有新闻价值,普通老百姓却无法与报纸接近。成舍我给自己提出了这样几个“大众化”的原则:一、凭良心说话;二、用真凭实据报告新闻;三、“除国家币制、社会经济有根本变动外,我们当永远保持一元钱看三个月的廉价报纸的最低价格”;四、“除环境及不得已的原因外,我们认定,报纸对于读者,乃一种无形的食粮和无形的交通工业,应当终年为读者服务,无论任何节日,概不许有一天的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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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准了,剩下的就是版面安排了。《世界日报》在标题制作上,语句惊人,抓人眼球;在内容方面,生动活泼,贴近民众;在重要新闻的处理上,大字刊登,重点突出。对于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说,能一出手就把报纸办到这个高度,非常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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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世界日报》后,成舍我做了一个重大决定:花巨资购买两台新式印刷机。以前印报纸,一般都是交给社会上的印刷厂印,但这些印刷厂,缺乏新闻观念,唯利是图。有时正印着报,工人就喊饿了,得加了餐才肯继续印刷;有时校样多改几回,工人就会嫌烦,满腹牢骚。成舍我下了决心,干脆自己买印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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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事业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时候,成舍我又蒙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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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倒戈执掌北京政权没多久,迫于压力,与张作霖、段祺瑞达成妥协,组成以段为临时执政的政府,段祺瑞重新掌权,张作霖、张宗昌开始对冒犯过他们的报馆、报人下毒手了。著名报人邵飘萍和林白水先后被枪杀于天桥刑场,前后时间不足百日。1926年8月7日,也就是林白水遇害的第二天深夜,宪兵队包围了《世界日报》报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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