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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舍我在北大念书的收入全来自在北京《益世报》的兼职。《益世报》社长叫顾竹轩，他聘成舍我为总编辑，写稿、编稿、看大样全干。这一方面可以看出成舍我的新闻编采能力确实不同一般，另一方面也可看出《益世报》的窘迫——毕竟这个总编辑只有20岁，也没干过报馆领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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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一段时间总编辑，成舍我提出改为主笔，因为实在忙不过来。要这么高强度地干下去，他也没工夫学习，能不能由旁听生转为正式生都成问题。顾竹轩对他的顾虑表示理解，就答应了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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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23日，五四运动正热火朝天。成舍我在北京《益世报》上发表了《安福与强盗》一文。他在文中写道：“安福俱乐部成立以来，试问他们替人民安了什么，福了什么，他们所做所为，哪一件不是鬼鬼祟祟祸国殃民的勾当？他们眼中只有金钱，只有饭碗，只要自己那一窝子有金钱、有饭碗，他们便不问国亡也好，种灭也好，这种行动，简直是强盗的行动，所以我说他是强盗窟宅。”并且号召大家“扫除这极大的强盗的魔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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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安福系自然不会放过《益世报》，报纸出版当天就封了报馆，并抓走了总编辑潘云超。成舍我没想到一篇文章折腾出这么大的事，战战兢兢，以为社长顾竹轩会责备他。谁知道顾竹轩非但没有责怪，反而夸他干得好。原来《益世报》的销量有限，不过2000份，《安福与强盗》一文使报纸名气飘升，紧跟着销量也猛增，窜到了20000份。顾竹轩让成舍我代行总编辑一职，直到一年后潘云超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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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舍我在北京《益世报》工作的时间比较长，一直到1924年，前后有六七年。作为一个有壮志雄心的年轻人，成舍我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写稿编稿，而是动了自己办报的心思。他想办一份替老百姓说话的民间报纸。可是，钱从哪儿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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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过各种办法筹措资金，但是收效甚微。最后还是靠《益世报》给他的一笔辞职费。1924年，成舍我从《益世报》辞职时，报馆念他多年付出，给了他200块大洋。成舍我拿着这笔钱，准备创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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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了北京的报业市场，他决定从晚报入手，因为早报市场竞争已过于激烈。经过一番筹备，1924年4月16日，《世界晚报》创刊了，但是成舍我这个时候已经捉襟见肘。他自己后来回忆道：200元的开办费用光了。譬如说预定创刊的日期就是明天，但今天此时，却还连买纸的钱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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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购买印报用的纸张，不像现在报社几十几百吨地整批购进，而是向纸行多则三五令，少则一两令零星购买。送纸的工人，将纸背在肩上，走进大门，先将纸款拿到手，才肯把肩上的纸卸下，如果你说先赊账，他连头也不回，就背着纸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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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他当时以一己之力办报有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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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四开四版的《世界晚报》创刊的时候，北京的晚报已经有多家，但是成舍我以贴近性、生动性、趣味性的办报宗旨很快取胜。报馆主要就四个人，成舍我是社长兼外勤记者，龚德柏任总编辑兼国际新闻编辑，张恨水编副刊，成舍我的太太杨璠管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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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恨水是小说家，籍贯是安庆潜山，和成舍我颇有缘分。由他来主持《世界晚报》的副刊《夜光》，真是合适不过。正是在《夜光》，张恨水连载了他的长篇小说《春明外史》，这部长达九十多万字的作品让张一举成名。后来他又陆续推出《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代表作。张恨水一生写的文字累计超过2000万字，这个数目相当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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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舍我给《世界晚报》定了四条宗旨：立场坚定，言论公正；不畏强暴；不受津贴；消息准确。他为报纸倾注了极大的心血，许多编辑手法都是创举。比如把示威游行、战乱等内容登到头版，抢新闻、注重新闻的鲜活等，在当时都是尊重新闻价值的新举措。当然，成舍我为了多卖报纸，有时候也想点怪招，比如当托儿，混在人群里对《世界晚报》啧啧称好，争着买报纸。为了有话题，他和当时的《北京晚报》互相攻讦、揭短，后来又和曾任《世界晚报》总编辑、后就职于《大同晚报》的龚德柏打起笔战，制造了不少噱头，让读者很感兴趣。这种炒作方式，和今天新闻界的一些炒作大同小异，颇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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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舍我几十年的新闻生涯里，化险为夷的事情时有发生，不能不说他的命很硬，运气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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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晚报》创办没多久，就赶上了关外的张作霖准备挥师入京，抢班夺权。几次交火后，第二次“直奉大战”引爆。直系首脑曹锟指派吴佩孚为首领，吴很迷信，调了一个叫张福来的人任前敌总指挥。因为他觉得张福来的名字取得好，福来福来，一定能打胜仗。《世界晚报》得到张福来受任命的消息后，立即发头条新闻，标题就是《前敌总指挥张福来今早出发》。成舍我当天因为要赶去参加中午外交部举行的记者会，来不及看大样，便嘱咐龚德柏仔细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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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完会，从外交部回报馆的路上，已听见小报贩在叫卖《世界晚报》了。成舍我兴冲冲买了一份自家报纸，先睹为快。打开一看，立马傻了眼，头条标题就错了，居然把“福”误排成“祸”，“张福来”变成了“张祸来”。他急急忙忙跑回报馆，一见龚德柏，成就指着报纸说：“你可闯下大祸了！”龚德柏惊诧莫名，打开报纸一看，呆若木鸡，半天说不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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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舍我提议立即逃离报馆，两人赶紧到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避祸。果然，晚上七时许，宪警包围了报馆，没抓到人，就把报馆查封了。巧的是，就在报馆被封的第三天，冯玉祥临阵倒戈，切断吴佩孚的后路，包围北京城，软禁了直系首脑曹锟。吴佩孚逃往洛阳，冯玉祥当上了北京的主人。冯玉祥对《世界晚报》不反感，很快就同意该报复刊了。复刊后，销路大增，原来销数只有两三千份，这一下增到了万份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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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同人和读者竟夸起《世界晚报》的胆识，敢把“福”字改成“祸”字。也有人说“《世界晚报》是因祸得福啊！”成舍我因此声名大噪。不过那几天在六国饭店担惊受怕的滋味也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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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办了不到一年，成舍我就摩拳擦掌准备打进早报市场。以他敢于冒险、目标远大的个性，不打进早报这个主战场是绝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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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2月10日，《世界日报》创刊。办报经费是以晚报作为抵押，由财政总长贺得霖帮忙，从东陆银行贷出3000元。从这件事足见成舍我的精明，等于创办了两张报纸，启动资金加到一起才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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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日报》和《世界晚报》一样，都是强调“报纸的大众化”。当时欧美国家的便士报风靡一时，受过一般教育的人花极少的钱就可以买到内容有趣的报纸，这是为普通人打开了一扇通往外界的窗口，对知识的传播、民众的教化绝对有积极意义。成舍我既没有受过太多的正规教育，更没有海外留学经历，却持有这样让更多普通百姓看报纸的想法，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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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国家的状态是内忧外患，几乎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的困难，而广大国民却并不了解真实的情况。同时，大多数的报纸被政党把持，定价高、篇幅多、文字深，只能被少数人读懂，所以即使有新闻价值，普通老百姓却无法与报纸接近。成舍我给自己提出了这样几个“大众化”的原则：一、凭良心说话；二、用真凭实据报告新闻；三、“除国家币制、社会经济有根本变动外，我们当永远保持一元钱看三个月的廉价报纸的最低价格”；四、“除环境及不得已的原因外，我们认定，报纸对于读者，乃一种无形的食粮和无形的交通工业，应当终年为读者服务，无论任何节日，概不许有一天的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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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准了，剩下的就是版面安排了。《世界日报》在标题制作上，语句惊人，抓人眼球；在内容方面，生动活泼，贴近民众；在重要新闻的处理上，大字刊登，重点突出。对于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说，能一出手就把报纸办到这个高度，非常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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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世界日报》后，成舍我做了一个重大决定：花巨资购买两台新式印刷机。以前印报纸，一般都是交给社会上的印刷厂印，但这些印刷厂，缺乏新闻观念，唯利是图。有时正印着报，工人就喊饿了，得加了餐才肯继续印刷；有时校样多改几回，工人就会嫌烦，满腹牢骚。成舍我下了决心，干脆自己买印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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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事业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时候，成舍我又蒙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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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倒戈执掌北京政权没多久，迫于压力，与张作霖、段祺瑞达成妥协，组成以段为临时执政的政府，段祺瑞重新掌权，张作霖、张宗昌开始对冒犯过他们的报馆、报人下毒手了。著名报人邵飘萍和林白水先后被枪杀于天桥刑场，前后时间不足百日。1926年8月7日，也就是林白水遇害的第二天深夜，宪兵队包围了《世界日报》报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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