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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之中，要想把自己的财产要回来，也不容易。成舍我是很有主意的人，他到了北平四处打听竟然找到了武田南阳的住所。成舍我派人向武田打听《世界日报》最终变成《华北新报》的前后经过，武田还提供了一份当年自己没收《世界日报》的财产清单和移交《华北新报》的财产清单，这对于成舍我来说，真是意外之喜。他向政府负责文化机关接管的人员提出交涉，政府原先并不想归还报馆，可是成舍我有确凿的证据，政府只好把部分财产还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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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以来，成舍我从没有这样开怀过。当1945年11月《世界日报》和《世界晚报》终于复刊的时候，他激情洋溢地写下了《我们这一代报人》一文作为复刊词，既是对读者的倾诉，也是自己澎湃内心的一种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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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真不幸，做了这一时代的报人！在艰苦奋斗中，万千同样的报人中，单就我自己说，三十多年的报人生活，本身坐牢不下二十次，报馆封门也不下十余次。《世界日报》出版较晚，它创刊于民国十四年（即一九二五年），因为诞生地在北平，北平，此伟大庄严的古城，二十年来却多灾多难，内有各种军阀的混战，外有日本强盗的劫踞，《世界日报》和许多恶魔苦斗，所以也就不能不与北平同遭残酷的厄运。厄运最后一幕，竟使我们经过八年零三个月悠久时间，不能和读者相见，全部资产被敌人没收。起初竟盗用原名，继续出版，后改称《新民报》，再改《华北新报》。《世界日报》的生命中断，一个纯粹的民营的报纸，竟如此牺牲。实则此种艰辛险恶的遭遇，在这一时代的中国报业，也就算司空见惯、极其平凡；做一个报人，不能依循轨范，求本身正常的发展。人与报均朝不保夕，未知命在何时，我们真不幸，做了这一时代的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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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另一角度看，我们也真太幸运了，做了这一时代的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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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以较大的篇幅讲述了自己和张宗昌、汪精卫的斗争。抗战胜利时，张汪二人均已作古，而作为报人的成舍我却依然傲立。讲完事例，成舍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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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以真凭实据，证明我们的确太幸运，做了这一时代的报人。过去凡是我们所反对的，几无一不彻底消灭。这不是我们若干报人的力量，而是我们忠诚笃实反映舆论的结果。再以此次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来说，在中国，因抗日而牺牲的报纸，不知有多少。当敌人没收我们资产时，岂不志得意满？利用我们资产，出版了多少伪报？曾几何时，我们终于旧地重来，物归原主。我为收回上海、南京、北平、香港的报纸器材，曾因小小波折，写过一封信给中央某部当局，我很率直地说：“抗战八年，我们做报人的，没有饿死、炸死，已算托上帝保佑，心满意足。我不希望向政府要一官半职；也不向任何机关要一文半钞，更不想藉此机会浑水摸鱼，抢他人一草一木，但凭自己血汗，辛苦经营得来的一草一木，可以掉头不顾被人没收，却绝不能在自己政府之下，自动放弃，无故牺牲。”我们有笔，要写文章；有口，要说话。报纸是发表意见最著功效的工具，我们一定要竭尽心力，珍重爱护。北洋军阀和日本强盗，都不能打倒我们，不仅过去如此，相信一切反时代反民众的恶势力，无论内外，都将永远如此。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只有我们自己，变成了时代和民众的渣滓。我们向正义之路前进，我们有无限的光明。我们太幸运，做了这一时代的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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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了“幸”与“不幸”，在文章后半部分，成舍我提出了报人在政治和社会两个方面的作用。政治作用方面，以真正超然的立场，代表最大多数人民说话，要“国民党还政于民”、“共产党还军于国”，消除威胁国家民族生存的内外危机；社会作用方面，转变社会风气，改造国民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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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新生的《世界日报》如同走向新生的中国，令成舍我满怀豪情、充满希望。他期待着自己能够大干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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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局面临巨大转折的历史时刻，知识分子想独善其身、超然物外是不可能的。尤其是新闻界，和政局的联系更为紧密。成舍我奉行走“第三条路”，也就是国共两党之外的一条路，希望使中国不用通过革命——也就是内战——而是通过改良从而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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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年的战争早已让国民厌倦，知识分子中很多人更是对和平充满向往。但是，在剑拔弩张的局势面前，想走“第三条路”显然过于天真。1947年年初，和谈彻底破裂，这意味着唯有一战定生死，唯有武力决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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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样的结果，成舍我无比伤心，他在报纸上用一则民间寓言故事比喻无法避免的民族悲剧：一个富翁去世，两个儿子分财产，一只“翡翠碗”两人都不让，最后宁可摔碎了也不给对方。这个摔破“翡翠碗”的故事意味着中国人“不让”的思想早已渗透内心，其结果只能是“国家民族沦于万劫不复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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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之中，《世界日报》对国共双方多有批评，不过由于立场的问题，对于共产党的评论多带有讥讽、挖苦的味道，而对于国民党的批评往往是恨铁不成钢的口吻。虽说成舍我秉持中立、公正的立场，但是从他当参议员、“国大代表”的经历就可看出，他是奉国民党为正统的，虽然他没有加入国民党，但是他对三民主义的认同，对共产主义的不赞成，直接决定了他的实际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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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天津被攻克，北平和平解放。进城不久，北平军管会就查封了《世界日报》和《世界晚报》，而这个时候成舍我恰巧在上海不在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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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舍我在上海听到这件事后，立即写了一份声明刊登在《申报》上。自己辛辛苦苦创办的报纸被查封，成舍我的心情自然是糟透了，4月，他带着家眷移居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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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舍我这一走，从此便远离了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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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成舍我1949年之前的办报经历，可以归纳出他经营的几个特点。首先是节俭。成舍我从小家境贫寒，有很强的节约意识。而作为老板，他得挣钱给员工发工资、维持报馆运作，也不容易。那个时候报业不算什么暴利行业，成舍我锱铢必较倒也可以理解。不过有时候对员工过于严苛，下面人难免会有怨言。报馆的练习生入社时必须有铺保，每月薪金只有10元到20元，而且三年之内，报社可随时辞退不用，而练习生不能辞职不干。校对如有错字没校对出来，也要罚钱，有的校对到月底发薪水的时候，只有可怜的几块钱，还不够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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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舍我为了减少电耗，想出怪招，在排字架下面设计装上脚踏的电灯开关，工人排字时，用脚踏上开关才能开灯，离开架子灯自然就灭了。这样的设计真让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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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别人吝啬，对自己也吝啬，他个人除了做报纸，没什么其他爱好，据说在去欧美考察的轮船上，有个外国旅客在甲板上和他闲聊，问他是否抽烟喝酒等，成舍我说没这些爱好，外国游客用奇怪的眼光望着他问：“那你为什么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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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严苛节省，难免会丧失一些机遇。1935年，还是大学生的范长江先找到成舍我，希望《世界日报》赞助他去西北采访，并且递上了计划书。成舍我因为舍不得出钱，拒绝了范长江。范转而联系上《大公报》的胡政之，胡鼎力相助，这样才有了后来轰动一时的西北通讯。当范长江的报道洛阳纸贵的时候，成舍我只能后悔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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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节俭，成舍我还有一点就是做事极其认真，事必躬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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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京报》的邵飘萍，抓大放小，活得潇洒，成舍我什么事都管，非常辛苦。他曾经说自己这么做，实在是用人太难，不得已而为之。“有的人老实忠厚，但他头脑简单，不会做事，你不干涉他，他也要向你请示，什么事都不敢做主，所以要管；有的人智慧高，主意多，但他什么事都想自作主张，遇事横冲直闯，一不小心，他就会给你惹乱子，所以更要管。既肯做事，又肯负责的人，往往找不到，所以说‘用人太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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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无巨细都要抓自然相当敬业，有时过于认真也闹过小笑话。有一次北平《世界日报》驻南京记者没有到现场采访，抄了小报消息说玄武湖展出大乌龟。第二天各家大报都说展出的是玳瑁。成舍我甚为恼火，立刻发了个电报到南京质问：“人皆玳瑁，我独乌龟，何也？”让人不免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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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舍我的《世界日报》影响力那么大，和他善于用人很有关系。数次出任他报纸总编辑的张友鸾就是成舍我用人成功的实例。张友鸾是最早进入《世界日报》工作的人员之一，没干几个月就被成舍我任命为总编辑，干了两年后，张友鸾回老家安庆去办报。成舍我创办南京《民生报》又把他请去做总编辑，没过多久张友鸾年轻气盛和成舍我闹翻离开《民生报》，辗转去陈铭德办的《新民报》工作，后来自己办报失败又回到成舍我那里。反反复复好几回，成舍我倒不计前嫌，真是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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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舍我到了香港后，一面办着一份《自由人》三日刊，一面也在思考下一步怎么走。大陆他是肯定回不去了，在香港期间，他对共产党的批评言辞激烈，有些言论超出了客观公正的立场，比如说中共的宣传工作完全是说谎，中共“以诈骗得中国”。他也不大想跟着国民党，一直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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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他对共产党唱衰的1951年7月，成舍我16岁的儿子成思危却去意已决，背着行囊跨过罗湖桥回到新中国，多年后更成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舍我比较开明，对于儿子的政治选择不作太多干涉，但成夫人萧宗让对这唯一的儿子十分不舍，终日以泪洗面。1952年底，成舍我一家人赴台定居后，成夫人曾写了100多封信找寻儿子，全部石沉大海。萧宗让直到1964年去世，也没有再见过儿子。而成舍我与成思危的相见已是父子分别28年后的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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