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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届六旬的成舍我按说可以乐得清闲了，但是他为了办学，每天从城里坐一个多小时的车，颠簸到乡下学校所在地，为了节约每一分钱，他依然延续了自己当年办报的风格，能节约的尽量节约，通过其他途径赚的钱也投入到学校里，真可谓“一心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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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职业学校升格为专科学校。1968年，木栅乡由隶属于台北县改隶属于台北市，地价迅速上涨，加上成舍我自己的多年经营，这个时候学校的各项资产高达20多亿元。为了将学校由“专科”升级为“学院”，成舍我组成“财团法人”，把所有财产捐出。这意味着财产以后都归属于财团法人，而不是属于他个人，这样的举动足可见成舍我坦荡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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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专科”升“学院”的路并不顺畅，一直到1991年成舍我的生命进入倒计时，当局的批文才正式下来。六年后，在他的女儿成嘉玲的努力下，终于改名为“世新大学”。如今，世新大学是台湾最为著名的新闻传播类院校之一，成舍我筚路蓝缕的办学过程，终于开出如此绚烂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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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舍我一生致力于新闻自由，到了台湾后，对于当局的“报禁”政策非常反感，20世纪50年代，担任台湾“立法委员”的成舍我在台“立法院”狠狠批评了一通政府禁止创办新报纸的做法，指出这个做法“违宪”。1988年，台湾“报禁”正式解除，这时他已经90高龄，但还是毫不犹豫地创刊台湾《立报》，如此高龄办报，在世界范围内也没有第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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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大陆后，成舍我可以说是个顽固的“反共派”，对于共产党没收他的报纸一直耿耿于怀。他一度对于国民党反攻大陆抱有希望，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台湾退出联合国而大陆加入联合国，他知道“反攻”的想法越来越不可能。1972年，成舍我最小的女儿成露茜来到北京，受到周恩来接见。周恩来请成露茜向成舍我问好，并评价成是“民族资产阶级”。成舍我听到了这样的评价很是高兴，渐渐地，他也不再提“反共复国”，而是主张两岸和平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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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最后的几年，他和儿子成思危在美国、香港会面，对于两岸统一寄予了美好期望。他甚至和成思危在香港的落马洲远眺对面的深圳，希望有机会回大陆走一走看一看，可惜的是，这个愿望直到他去世，也终究没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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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时期的报人中，成舍我以93岁谢世，堪称高寿。他波澜壮阔、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都在为“自由发声”而奔走呼号。即使到弥留之际语言表达非常困难的时候，他仍用笔写下“我要说话”四个大字。1949年，各路知识分子对于留在大陆还是跨过海峡各有选择，成舍我的选择符合他的性格。虽然他的办报实践在他离开大陆的时候已经戛然而止，但他后半生对于新闻事业的贡献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有充分地预料到。当年他在台北乡下种下的一棵小树苗，经过几十年的风吹雨打，已然成为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无论是树干还是树叶，都蕴含着成舍我这棵新闻园里不老松的精神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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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领袖：民国报人出版人小传 第八章 邹韬奋：竭尽所能为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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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1895—1944），祖籍江西余江，出生于福建永安。著名记者、出版家。主持生活周刊，创办生活书店，一生致力于社会民主和新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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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领袖：民国报人出版人小传 以他命名的出版奖是国内最高的出版奖项，以他命名的新闻奖是国内最高的新闻奖项，他创办了著名的生活书店，他在1935年创办的《大众生活》周刊发行量达到20万册，打破了当时中国的杂志发行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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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一辈子的工作状态，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既韬光养晦，又奋斗不息，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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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编辑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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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原名邹恩润，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和那个时代的多数人一样，启蒙之时学的是四书五经。家中兄弟姐妹众多，邹韬奋排行第一，父亲在学业上对他严格要求。邹韬奋成年后写过一篇《我的母亲》，文中说“我到十岁的时候，读的是‘孟子见梁惠王’……到年底的时候，父亲要‘清算’我平日的功课，在夜里亲自听我背书，很严厉，桌上放着一根两指阔的竹板。我的背向着他立着背书，背不出的时候，他提一个字，就叫我回转身来把手掌展放在桌上，他拿起这根竹板很重地打下来。我吃了这一下苦头，痛是血肉的身体所无法避免的感觉，当然失声地哭了，但是还要忍住哭，回过身去再背。不幸又有一处中断，背不下去，经他再提一字，再打一下。呜呜咽咽地背着那位前世冤家的‘见梁惠王’的‘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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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严苛的家塾式教育下，邹韬奋倒是打下了很好的传统文化基础，这对他日后做出版工作非常有帮助。幸运的是，邹韬奋后来有机会上了上海的新式学校南洋公学，这是我国最早的理工类院校。父亲希望他能做一名工程师，因为工程师既体面，收入也高。进了南洋公学不到一年，邹父失业，没能力供他读书，这对邹韬奋的确是一个现实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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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学校规定，学校成绩前三名的学生，学费可以免去。要当这样的“优行生”可不容易，邹韬奋全力以赴，日夜苦读，有一次甚至因为学习太用功累得咯血。这样玩儿命真把学校也惊着了，校监和老师都来看他，让他别这么拼命。由此可见，邹韬奋工作忘我的习惯从小时候就养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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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邹韬奋初步接触新闻界。为了多挣点钱，爱好文学的邹韬奋开始给《申报》副刊《自由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学生杂志》投稿。最初几次投稿石沉大海，终于有一天看到自己的文章在《申报》上刊登，他喜出望外地领来了六块大洋。这对当时的他来说，真是一大笔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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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洋公学读书，让邹韬奋当工程师的想法逐渐破灭。他发现自己对于数学不感兴趣，反而是对文史学科很着迷。这期间，邹韬奋的英文学得非常好，已经能够翻译英文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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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走上从文之路，邹韬奋决定投考著名的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但是圣约翰大学学费高昂，以他的家境要想读这所学校，实在有些为难。他通过朋友介绍，跑到江苏宜兴一个人家去做家庭教师，干了几个月，挣到一百多元后考上了圣约翰大学。进了大学后，为了学费和生计，他不得不边打工边读书。邹韬奋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仍然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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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大学校门，邹韬奋目标很明确：当新闻记者。几年来，邹韬奋深受黄远生和梁启超的影响，认为做记者写文章可以开启民智，抨击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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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远生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以通讯见长的记者，担任过上海《申报》、《时报》的驻京特约记者，主编过《少年中国》周刊和《庸言》月刊。邹韬奋说自己之所以被黄远生的通讯所吸引，是因为“第一是他的探访新闻的能力实在好，他每遇一件要事，都能直接由那个有关系的机关，尤其是由那个有关系的政治上的重要人物，探得详细正确的内部的情形；第二是他写得实在好！所以好，因为流利、畅达、爽快、诚恳、幽默。”所以，从采访技巧到写作内容，邹韬奋都非常仰慕黄远生，虽然从未谋面，但心中却把黄当做一个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