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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邹韬奋走上新闻道路的，还有梁启超以及他主编的《新民丛报》。作为那个时代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介绍的新思想对年轻人有着天然的吸引力，同时，他的文章有理有据，情真意切，一时间领风气之先。邹韬奋认为梁启超“笔锋锐利，眼光四射，左右逢源，每有主张，风动全国，他的那种活动力，确可算是一个新闻记者的风范。”1916年年底，梁启超应邀到南洋公学演讲，邹韬奋还认真地记录了演讲词，并将自己的体会写成文章，发表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学生杂志》上。若干年后，梁启超病逝，邹韬奋写文纪念他的时候说：就现今的政治立场上言，梁已是过时的人物，过时的人物于环境及时势之突变，没有不感苦痛的。但政见异同是一事，而他爱护祖国之切，与三十年来在思想界予国人以发聩振聋之功，又另是一事。邹韬奋的评论可说是相当公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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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邹韬奋有一位同学对章士钊所办的《甲寅》杂志很感兴趣。受其影响，邹韬奋也爱看《甲寅》，他发现学法律出身的章士钊文字最大的特点是能够平心静气地说理，文章结构周详，以理服人。这样的写作方式对于邹韬奋后来写文章影响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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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邹韬奋的英文相当出色，在圣约翰大学的时候就将美国著名学者杜威的《民本主义与教育》翻译出版，所以大学一毕业，他就经过朋友介绍到厚生纱厂及上海华洋纱布交易所担任英文秘书。同时，他也寻找着进入新闻圈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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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张竹平正在《申报》担任经理，邹韬奋就以校友身份前去拜访，并表达了进入新闻界的愿望。不久，张竹平请他去报馆帮忙处理英文函件。于是，邹韬奋天天下了班就赶到《申报》兼职，虽然在报馆兼职的时间很短，却让他对新闻工作更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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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真正走上编辑出版的道路要感谢教育家黄炎培。得知黄炎培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正在物色一位中英文都出色的编辑人才，邹韬奋大着胆子给黄炎培写了一封信。黄炎培曾经到南洋公学作过演讲，邹韬奋有幸领略过黄的风采。黄炎培在仔细了解了邹韬奋的为人，并看了他在圣约翰大学就读时发表的文章后，决定由他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编辑股主任，负责编辑《教育与职业》月刊和编译“职业教育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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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遂自荐往往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黄炎培看到了邹韬奋的才华，并且委以重任，勤奋的邹韬奋也热情地参与各项工作，不论编刊物、写文章，还是担任英文教员，都乐在其中。在职业教育社的这段时间，他觉得自己经受了锻炼。“说句好笑的话，我在这时期里参加了职业指导运动，对于青年究竟有着什么实际的效果，我实在不敢说，可是对于我自己确有着很重要的‘指导’作用！什么‘指导’作用呢？我从这里面感到惭愧，感到苦闷，感到我的思想应该由原来的‘牛角尖’里面转出来！换句话说，这现实的教训使我的思想不得不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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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贴近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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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邹韬奋可谓事业家庭双丰收。在元配夫人去世后，经过朋友的撮合，1926年初，邹韬奋与沈粹缜结合，婚后生育了三个孩子，分别是嘉骅、嘉骝、嘉骊。邹嘉骅后来改名邹家华，成为共和国副总理；邹嘉骝改名为邹竞蒙，多年后成为国家气象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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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教育与职业》月刊，1925年10月，在黄炎培倡导下，中华职教社又创办了《生活》周刊。黄炎培认为《教育与职业》偏重于职业教育理论，《生活》应该在宣传职业教育，加强青年修养等方面下功夫。他请了留美归国的王志莘任主编。第二年，王志莘转入银行界，就辞去了《生活》周刊的工作，黄炎培经过认真考虑，决定请邹韬奋担任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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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接手《生活》后，立即定下了办刊宗旨：“本刊期以生动的文字，有价值有兴趣的材料，建议改进生活途径的方法，同时注意提醒关于人生修养及安慰之种种要点，俾人人得到丰富而愉快的生活，由此养成健全的社会。”尽管是一份小型刊物，但邹韬奋设置的栏目却很多，包括言论、人物介绍、名人轶事、处世之道、婚姻恋爱、平民生活素描等，还配上插图和漫画。由于人手紧张，在编辑工作方面，邹韬奋几乎是唱“独角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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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编辑《职业与教育》对于邹韬奋来说只是一种历练，那么主编《生活》周刊开始显露出他的编辑才能。以他的性格和抱负，他希望通过一个刊物来实现自己的一些人生理想，比如激浊扬清、针砭时弊、引导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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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对《生活》周刊最主要的改变，如果用一句话说，就是趣味性和实用性的增强。既要有趣，又要有用，其实到今天，这两条仍然是社会类杂志的重要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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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最看重的内容有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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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最新的事实。虽然杂志的时效性略差，但是力图呈现新鲜的事实仍是非常重要的。《生活》上刊登的《宋美龄女士婚史的片段》、《蒋前总司令的离婚问题》、《胡适之先生最近回国后的言论》等文章都受到读者欢迎。由于长期坚持刊登最新事实，1930年，杂志已经发展成为“新闻评述性质的周报”、“材料内容尤以时事为中心”。看来今天国内有影响力的刊物《三联生活周刊》着眼于新闻热点，是有着光荣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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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国内外各种社会实情。杂志上介绍的国内外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可谓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如对美国、荷兰、法国等国外风情的介绍，对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介绍都让读者感到无比新鲜，读得爱不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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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著名历史人物的经历。邹韬奋认为人物的描写更能吸引人，而且可以起到励志的作用。《生活》对蔡元培、爱迪生、高尔基、爱因斯坦等著名人物的报道，的确抓住了读者的眼球。比如邹韬奋亲自撰写的文章《记蔡孑民先生》，连载多期，介绍了蔡元培的生平和思想，特别提到了蔡元培的一个理想：“如何使得妇女把职业和家政能够兼顾的方法”。邹韬奋深信这一理想可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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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邹韬奋对这三类报道的重视，已经可以看出他对于读者的看重。可以说，在民国的报刊史上，几乎找不出第二家报刊像《生活》这样重视和读者的互动。1932年，《生活》周刊每天收到读者来信上千封，每天回复读者的信件也在五百封左右。邹韬奋实在忙不开，便雇请了四个人帮忙拆信回信。而每一封信寄出去之前，他都要亲自过目，觉得不合适的，他还要重新撰写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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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互动让邹韬奋能够准确地把握时代的律动。“编者每日一到夜里，独存斗室之中，就案旁拥着一大堆的来信，手拆目送，百感猬集，投函者以知己待编者，编者也以极诚恳的极真挚的情感待他们，简直随他们的歌泣为歌泣，随他们的喜怒为喜怒，恍然若置身于另一天地中，与无数至诚的挚友言欢，或共诉衷曲似的，辄感负托之重，期望之殷，竭我智能，尽忠代谋。”读者来信也让他认识到刊物还有不足之处，更加投入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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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不但和读者的互动做得很好，舆论监督搞得也不错。1930年春天，有读者给邹韬奋写信，揭露国民党交通部长王伯群贪污腐化，生活糜烂，虽然年过50，仍逼迫上海一位女大学生做他小老婆，结婚典礼还相当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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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派人明察暗访，查明读者所述属实，王伯群的确在上海愚园路花费数十万公款建了藏娇金屋。他便对来信稍加润色，加了编者按，准备发在“读者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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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道王伯群神通广大，得到消息了。他连忙派了一位说客和一位邹韬奋的老相识一起找邹谈判。说客见到邹韬奋，一番寒暄后说，王伯群拨了一笔公款，要对上海各家报刊进行补助，并准备对《生活》周刊补助10万大洋。这绝对是一笔大数目，一般人可能给个台阶就下了，但是邹韬奋刚直不阿是出了名的，他毫不迟疑地拒绝了说客，建议王伯群把钱捐到救灾单位仁济堂。一同前来的老相识把他拉到门外，叫他顾大局识大体，把钱收了，否则，不但他们到王伯群那里不好交代，往后恐怕邹韬奋也没好果子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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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听了更是恼火，把他们俩送走后，立即把揭露王伯群的稿件给刊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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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此类的一文章发得多了，自然使得周刊赢取了更多读者的心，却也开始挑战当局的耐受力。蒋介石向黄炎培施加压力，企图扭转《生活》周刊的方向，经过大家商讨，为了不让黄炎培为难，《生活》周刊决定与中华职业教育社脱钩，成为一个独立的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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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刚刚创刊的时候，《生活》周刊的发行量只有2000多份，到1929年已经增至80000份。到1933年更是达到创纪录的155000份，成为当时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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