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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愈之不但让邹韬奋接触了共产主义，也是生活书店创办的关键人物。随着《生活》周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胡愈之建议邹韬奋开办生活书店，因为《生活》周刊已经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注意，随时有被封门的危险。有了书店，则刊物停了，阵地仍在，换个名字还可以出版。对于这个提议，邹韬奋深以为然。两人经过多次筹划，1932年7月，生活书店——今日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前身，在上海成立。在为生活书店起草的合作社章程中，胡愈之提出了三个原则，即经营集体化，管理民主化，赢利归全体。这三个原则使生活书店不同于当时一般的私营企业，对生活书店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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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活》周刊一样，生活书店坚持为读者服务。邹韬奋对员工的要求是“发展服务精神”，让读者把书店当成好朋友，把书店当成家。他希望在书店上下的努力下，读者每到一个地方，只须知道哪个地方有“生活”分店，就可以想着往那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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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生活》周刊做得更好的是，书店还注重与作者的关系。邹韬奋明白，出版者和作者的关系尤为重要。书店必须依赖好作品才能生存，而好作品也希望通过书店出版。二者可谓唇齿相依，不可分离。那个时代，写作者大多没有固定工资收入，主要生活来源是稿费，邹韬奋几乎不拖欠每位作者的稿费，有时还预支稿费，这对于广大作者来说，也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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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队伍中，有两类人是写作主力，一类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一类是“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员，这些人多数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或者党外进步作家。他们的作品对于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来说，自然带着清新的味道，成为当时引领青年人前进的一盏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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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的作者中，声名远播者莫过于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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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邹韬奋写的书《革命文豪高尔基》即将出版，他在《生活》周刊上登了一则广告。鲁迅看到后，给邹韬奋写了一封信，并且热情地提供了有关高尔基的一些图片。这令邹韬奋十分激动，他选用了鲁迅提供的图片，并将鲁迅的信附在书后面，以表对鲁迅的尊重。这本书正式出版后，邹韬奋给鲁迅寄了一本。书笺传递间，两人的友谊就此结下。当年7月，邹韬奋被迫赴欧洲考察，生活书店顿时处境困难。危难之时鲁迅挺身相助，帮着创办了四种文学杂志，即《文学》、《译文》、《太白》、《世界文库》。在当时，这几种杂志是对当局文化围剿的强力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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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晚年的多部译著如《桃色的云》、《小约翰》都是由生活书店出版。他还把瞿秋白翻译的《高尔基创作选集》介绍给生活书店，用笔名出版，但1933年10月出版后不久，就遭到查禁。1935年6月，瞿秋白牺牲后，生活书店换了一个笔名又一次出版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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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与鲁迅的接触其实可以追溯到更早，而中间人恰恰又是胡愈之。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由于邹韬奋在读者中很有号召力，鲁迅请胡愈之约他参加，邹韬奋非常高兴地接受了邀请。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实际政治活动，也是第一次与重要的社会活动家和文化人共事，这无疑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影响了生活书店的立场和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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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6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暗杀，作为出版进步书籍的生活书店负责人的邹韬奋，在参加了杨的追悼会后，处境非常危险，国民党特务已经将他列入“黑名单”。当时，邹韬奋每天上下班要经过一条小路，尤其晚上回家，小路上行人稀少，家人亲友都为他担心。经过胡愈之等人多次劝告，邹韬奋才筹措了一笔钱，于1933年7月14日离开上海赴欧洲考察，以暂时避开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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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深陷囵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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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离开上海不久，就发生了遗憾的事情——《生活》周刊被勒令停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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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为主力，在福建福州发动抗日反蒋事变，事变后建立了反蒋政权。接手《生活》周刊的胡愈之闻讯发表了评论文章《民众自己起来吧！》，指出“真正的民族革命却不是军阀官僚政客所能包办的，必须是由民众直接发动，民众直接斗争，才能达到最后的胜利，现在这时机是不容再迟疑了，让民众自己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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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气头上的蒋介石再也无法容忍这样的言辞。终于，《生活》周刊遭到查封。邹韬奋早在一年前就写好了《与读者诸君告别》的文章，随时准备在周刊最后一期刊出。胡愈之将自己写的《最后的几句话》连同邹韬奋的文章一并发表，作为向读者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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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愈之在《生活》停刊后，并没有停止以笔为枪的战斗，而是和邹韬奋的好友杜重远商量，请杜出面，主持了一个新刊物《新生》周刊，编辑方针和《生活》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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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流亡欧洲，是他众多流亡生涯中的第一次。他自谓出国目的在于考察“世界的大势怎样？”“中华民族的出路怎样？”为此，他一路奔波，不辞辛劳，先后考察了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德国、苏联和美国，收集了大量宝贵材料，并就沿途中的所见所闻，写下许多心得笔记。经过反复的学习、思考及研究，邹韬奋终于对上述两大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他在《萍踪寄语》中指出：“现在的世界，除苏联外，很显然的现象是生产力的进步已和生产工具私有的社会制度不相容。……我们在欧洲的所谓‘列强’的国家里面所见的社会现象：一方面是少数人的穷奢极欲，生活异常阔绰；一方面是多数人的日趋贫乏，在饥饿线上滚！”因此，要彻底解决这种不相容的问题，“只有根本改造束缚这生产力的社会组织，代以为大众福利尽量利用进步生产力的社会组织。要能够为大众谋利尽量利用进步的生产力，生产的动机必须为供给大众的需要，而不是为少数人谋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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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中华民族的出路，他说，中华民族是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的民族，因而要想摆脱奴役，“最重要的当然在努力于民族解放的斗争”。但是，邹韬奋强调这一斗争，“决不能倚靠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和附生虫，中心力量须在和帝国主义的利益根本不两立的勤劳大众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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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此时的邹韬奋思想进一步发生转变，对社会主义社会无限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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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5月，已经在海外漂泊了近两年的邹韬奋在美国听说了“《新生》事件”，这加速了他回国的归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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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杜重远主持的《新生》当时刊登了艾寒松写的《闲话皇帝》，里边提到了日本天皇，说天皇本是学生物专业出身，对研究生物有兴趣，按照日本宪法，皇帝是世袭制，不得不做，实际上没有实权，只在接见外宾、举行典礼的时候才用得着天皇，日常工作不过收集动植物标本等。这些内容一般读者也没太在意，但上海的日文报刊对此表示愤慨，日本政府借机挑起事端，认为文章对天皇大不敬，要求国民党政府将《新生》封门，并审判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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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作者艾寒松已出国避风头，被推上被告席的是杜重远。其实，这期稿件在刊发前国民党审查机关看过的，所以要说责任，当局也有责任。当局为了避免日本人找麻烦，三番两次找杜重远，希望他在法庭上“背黑锅”，说稿件没有经过审查。并承诺只要承认没审查，最后不会量刑，而是罚款了事。出于大局考虑，杜重远、胡愈之等人接受了当局条件，但可恨的是，因为日本方面的施压，杜重远还是被判了刑，《新生》周刊也被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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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异国他乡的邹韬奋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难受，他于当年8月回归祖国，一到上海，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到漕河泾监狱去看望杜重远。杜出狱后写过一本《狱中杂记》，邹韬奋在序言中称他是“血性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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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的邹韬奋看到中国和他两年前走的时候一样积弊重生，非常感慨。他迫不及待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于11月创刊《大众生活》周刊，在《创刊词》中明确提出，“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三大目标，将事业发展融入民族解放的洪流中。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大众生活》对这场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和援助。邹韬奋在报刊上接连发表评论，痛斥国民党当局的卖国行径，并对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进行大力宣传和热情支持。他认为学生们“是大众运动的急先锋，民族解放前途的曙光！”呼吁凡是以民族解放斗争为前提的人们，应该“共同擎起民族解放斗争的大旗，以血诚拥护学生救亡运动，推动全国大众的全盘的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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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端木蕻良那时还是清华大学学生，他后来回忆说：“沸腾的北方，响应着红军北上抗日的号召，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一二·九’运动，在宣武门前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的陆璀的照片，又很快成为《大众生活》的封面。这对北方青年来说，都是起到互相推动和鼓舞的作用的。当时，《生活》这两个字和‘进步’两个字有着同等的意义。这个刊物，连偏僻的小城镇都可以看到。”“一二·九”之后，端木蕻良拿着陶行知写的介绍信跑到上海生活书店去拜望邹韬奋，见面后，对邹韬奋无比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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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生活》因此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销售量达到20万份，超过原来的《生活》周刊，创出我国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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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骄人的成绩维持的时间很短，《大众生活》逃脱不了《生活》周刊的命运。《大众生活》的言论，再度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惶恐。他们一方面对邹韬奋本人进行人身攻击，四处散布谣言；另一方面，严格限制《大众生活》，禁止它在各地发售及从邮局邮寄。国民党政府还接连派出政坛说客，拉拢、利诱邹韬奋屈从就范。对于这些软硬兼施的卑劣手段，邹韬奋都予以无情反击。他明确表示：“不参加救亡运动则已，既参加救亡运动，必尽力站在最前线，个人生死早置度外。”1936年2月29日，《大众生活》出至第16期，被国民党政府查封。邹韬奋决定暂避锋芒，于1936年2月前往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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