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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气头上的蒋介石再也无法容忍这样的言辞。终于,《生活》周刊遭到查封。邹韬奋早在一年前就写好了《与读者诸君告别》的文章,随时准备在周刊最后一期刊出。胡愈之将自己写的《最后的几句话》连同邹韬奋的文章一并发表,作为向读者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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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愈之在《生活》停刊后,并没有停止以笔为枪的战斗,而是和邹韬奋的好友杜重远商量,请杜出面,主持了一个新刊物《新生》周刊,编辑方针和《生活》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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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流亡欧洲,是他众多流亡生涯中的第一次。他自谓出国目的在于考察“世界的大势怎样?”“中华民族的出路怎样?”为此,他一路奔波,不辞辛劳,先后考察了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德国、苏联和美国,收集了大量宝贵材料,并就沿途中的所见所闻,写下许多心得笔记。经过反复的学习、思考及研究,邹韬奋终于对上述两大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他在《萍踪寄语》中指出:“现在的世界,除苏联外,很显然的现象是生产力的进步已和生产工具私有的社会制度不相容。……我们在欧洲的所谓‘列强’的国家里面所见的社会现象:一方面是少数人的穷奢极欲,生活异常阔绰;一方面是多数人的日趋贫乏,在饥饿线上滚!”因此,要彻底解决这种不相容的问题,“只有根本改造束缚这生产力的社会组织,代以为大众福利尽量利用进步生产力的社会组织。要能够为大众谋利尽量利用进步的生产力,生产的动机必须为供给大众的需要,而不是为少数人谋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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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中华民族的出路,他说,中华民族是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的民族,因而要想摆脱奴役,“最重要的当然在努力于民族解放的斗争”。但是,邹韬奋强调这一斗争,“决不能倚靠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和附生虫,中心力量须在和帝国主义的利益根本不两立的勤劳大众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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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此时的邹韬奋思想进一步发生转变,对社会主义社会无限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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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5月,已经在海外漂泊了近两年的邹韬奋在美国听说了“《新生》事件”,这加速了他回国的归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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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杜重远主持的《新生》当时刊登了艾寒松写的《闲话皇帝》,里边提到了日本天皇,说天皇本是学生物专业出身,对研究生物有兴趣,按照日本宪法,皇帝是世袭制,不得不做,实际上没有实权,只在接见外宾、举行典礼的时候才用得着天皇,日常工作不过收集动植物标本等。这些内容一般读者也没太在意,但上海的日文报刊对此表示愤慨,日本政府借机挑起事端,认为文章对天皇大不敬,要求国民党政府将《新生》封门,并审判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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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作者艾寒松已出国避风头,被推上被告席的是杜重远。其实,这期稿件在刊发前国民党审查机关看过的,所以要说责任,当局也有责任。当局为了避免日本人找麻烦,三番两次找杜重远,希望他在法庭上“背黑锅”,说稿件没有经过审查。并承诺只要承认没审查,最后不会量刑,而是罚款了事。出于大局考虑,杜重远、胡愈之等人接受了当局条件,但可恨的是,因为日本方面的施压,杜重远还是被判了刑,《新生》周刊也被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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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异国他乡的邹韬奋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难受,他于当年8月回归祖国,一到上海,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到漕河泾监狱去看望杜重远。杜出狱后写过一本《狱中杂记》,邹韬奋在序言中称他是“血性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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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的邹韬奋看到中国和他两年前走的时候一样积弊重生,非常感慨。他迫不及待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于11月创刊《大众生活》周刊,在《创刊词》中明确提出,“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三大目标,将事业发展融入民族解放的洪流中。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大众生活》对这场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和援助。邹韬奋在报刊上接连发表评论,痛斥国民党当局的卖国行径,并对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进行大力宣传和热情支持。他认为学生们“是大众运动的急先锋,民族解放前途的曙光!”呼吁凡是以民族解放斗争为前提的人们,应该“共同擎起民族解放斗争的大旗,以血诚拥护学生救亡运动,推动全国大众的全盘的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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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端木蕻良那时还是清华大学学生,他后来回忆说:“沸腾的北方,响应着红军北上抗日的号召,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一二·九’运动,在宣武门前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的陆璀的照片,又很快成为《大众生活》的封面。这对北方青年来说,都是起到互相推动和鼓舞的作用的。当时,《生活》这两个字和‘进步’两个字有着同等的意义。这个刊物,连偏僻的小城镇都可以看到。”“一二·九”之后,端木蕻良拿着陶行知写的介绍信跑到上海生活书店去拜望邹韬奋,见面后,对邹韬奋无比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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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生活》因此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销售量达到20万份,超过原来的《生活》周刊,创出我国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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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骄人的成绩维持的时间很短,《大众生活》逃脱不了《生活》周刊的命运。《大众生活》的言论,再度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惶恐。他们一方面对邹韬奋本人进行人身攻击,四处散布谣言;另一方面,严格限制《大众生活》,禁止它在各地发售及从邮局邮寄。国民党政府还接连派出政坛说客,拉拢、利诱邹韬奋屈从就范。对于这些软硬兼施的卑劣手段,邹韬奋都予以无情反击。他明确表示:“不参加救亡运动则已,既参加救亡运动,必尽力站在最前线,个人生死早置度外。”1936年2月29日,《大众生活》出至第16期,被国民党政府查封。邹韬奋决定暂避锋芒,于1936年2月前往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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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办刊的过程总是这样起起伏伏,好在他早已有思想准备,所谓“九死而不悔”。到香港不久,又在胡愈之、金仲华等好友的帮助下,开办了《生活日报》,同样是以文化的手段宣传民族解放。这个时候,他已经参加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当选为执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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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成各党派联合抗敌,邹韬奋和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等人于7月15日联名发表胡愈之帮助起草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明确表示支持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篇文章在《生活日报》刊出后,立即获得中共方面的认同,毛泽东还亲自写了封表达谢意的信件让潘汉年从陕北苏区带到上海,这样,邹韬奋等人与中共的正式代表开始有了直接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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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文章主张停止西南的军事行动,联合红军共同抗日,并且呼吁言论自由,这自然是令国民党方面反感的。只是没有料到,这种反感,演变成后来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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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1月22日,邹韬奋下班后参加了一个援助绥远抗日的会议,直到11点才结束,回到家已经子夜时分。凌晨两点半,他正在酣睡,却被一阵紧急的敲门声和夫人沈粹缜的惊呼声惊醒。他赶忙起来,问发生了什么事。夫人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后门被敲得更凶了,并且听见有人大喊:“赶快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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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此时已经明白了门外这些人的来意,只是因为他从来不把这些令人担心的事情告诉夫人,夫人并不知道门外何人,还以为是强盗,不打算开门。邹韬奋说外面是巡捕房的人,便穿衣下去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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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邹韬奋被四个人带到法国巡捕房进行问话。与此同时,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六人也都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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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邹韬奋等人被解送到吴县的江苏高等法院看守分所拘禁起来,“七君子”开始了在苏州长达十个月的铁窗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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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君子”的被捕,在国内引起轰动。宋庆龄的反应很快,她托孙科带了一封信给冯玉祥,请冯出面帮忙解救“七君子”。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声明,对国民政府的做法表示愤慨。当时在美国的陶行知等人还发表《旅美华侨告海外同胞书》,表示声援。如果陶行知11月份没有出国,相信也会遭到国民党的逮捕。共产党方面,也在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发出通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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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国民党内部,对此案的看法也多有分歧。于右任、孙科、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等人都主张立即无条件释放,而此中反应最强烈的当属张学良。他特意乘坐军用飞机到达洛阳,面见正在部署“剿共”的蒋介石,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他对蒋说:“我同那几位既不是亲戚,又不是朋友,有的见过面,也不太熟,而我所以积极援救他们,不过是因为主张相同,意志相同。”然而,张的请求遭到蒋介石的拒绝。情急之下,张学良说了狠话:“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蒋介石回答:“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张学良无奈,悻悻回到西安,不久,蒋介石到西北指导“剿匪”工作,被张学良、杨虎城采取非常行动扣押,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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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让人诧异的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国内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国民政府竟冒天下之大不韪,还扣押着“七君子”不放,而且正式提起公诉,从而引起更大的社会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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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是个极勤奋的人,被关在看守所的十个月里,他仍然笔耕不辍。除了“出庭受审”,其他时间都在写作翻译,居然写了30多万字。《经历》就是他在狱中完成的一部自传性著作,其中写道:“我在二十年前想要做个新闻记者,在今日要做的还是个新闻记者——不过意识要比二十年前明确些,要在‘新闻记者’这个名词上面,加上‘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一个形容词。我所仅有的一点微薄的能力,只是提起这支秃笔和黑暗势力作艰苦的斗争,为民族和大众的光明前途尽一部分的推动工作。我要掮着这支秃笔,挥洒我的热血,倾献我的精诚,追随为民族解放和大众自由而冲锋陷阵的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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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君子”案持续时间过长,因为关押的都是文化名人,国民党方面也着实难办。判刑吧,舆论不答应;说无罪吧,政府颜面尽失。最后,江苏高等法院想了个折中的办法,以被告家庭困难等理由,裁定停止羁押,具保释放。这样,1937年7月31日,邹韬奋等七人才结束了被关押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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