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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邹韬奋的夫人沈粹缜、长子邹家华都来到上海。至1943年9月，邹韬奋在红十字会医院住了半年多，为了避免引起敌伪注意，便转移到格罗希路上的格罗疗养院继续治疗。这是一家私人小医院，只有20张病床。这时邹韬奋的病情又有了变化，癌细胞已转移到脑部，并向下扩散，每天头痛不止，只能靠注射杜冷丁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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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襄负责采购杜冷丁，他几乎把当时上海能买到的杜冷丁都买光了。起初，一支杜冷丁能维持两三天，到最后药效缩短，每天都需要注射。夫人沈粹缜也学会了打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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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伯昕后来记述：“疼痛最剧烈时，先生用两手捧颈，转侧起伏，呻吟不息，眼泪夺眶而出。先生常对在旁的朋友说：‘我的眼泪并不是懦弱，也不是悲观的表示，只是痛到最最痛苦的时候，用眼泪来和疾病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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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日伪情报机构已经获悉邹韬奋在上海治病，医院更加不安全。邹韬奋不得不转移到了另一个地方暂住。此时他已无力写作，剧痛次数增加，从局部扩展到全身，坐卧不安。有时痛得两只手捧着头，一面流泪，一面发抖，从床上爬到地上，又从地上爬到床上，杜冷丁的作用也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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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抢救，曾耀仲医生不惜冒生命危险，把邹韬奋接进了他自己开设不久的上海医院。为安全起见，邹韬奋的假“良民证”上的“李晋卿”改为“季晋卿”，沈粹缜也改称“季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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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邹韬奋和周围的人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可惜天不假年。1944年7月24日，一代出版家邹韬奋终于走完了人生道路，享年49岁。临终前，他给夫人沈粹缜写下三个字——“不要怕”。为了不被敌人发现，邹韬奋先生的遗体仍用“季晋卿”的名字暂时存于上海殡仪馆，两年后才以真名落葬在上海虹桥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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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在鲁迅先生公祭大会上，邹韬奋曾发表简短的演说：“今天天色不早，我愿用一句话来纪念鲁迅先生；许多人是不战而屈，鲁迅先生是战而不屈。”这句评价同样适合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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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死后，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很多人推崇他身上的“邹韬奋精神”，虽然关于“邹韬奋精神”没有一个明确定义，但如果用16个字来总结，就是“为民服务、追寻自由；坚持真理，百折不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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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书店、办刊物要想读者之所想，这句话在今天已无可争辩，不过放在七八十年前，有这样想法的人可不多见。邹韬奋初进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时，翻译过一本职教方面的书，译了三万字后，交给黄炎培看，谁知黄看后很不满意，对他说：我们翻译这本书的时候，不要忘却我们的重要对象——中国的读者。我们要处处顾到读者的理解力，顾到读者的心理，顾到读者的需要。黄炎培的这番教诲深深刻在邹韬奋的心上，以后他无论办哪种刊物，都以读者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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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6年接手《生活》周刊，到1944年逝世，邹韬奋的编辑生涯不过18年，并不算长，但是却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绚烂的一笔。18年，他经营的书店逐步发展，办的刊物不下十个，每被查封一次，换一个名称重新战斗，可谓愈挫愈勇。他耿直的个性从未改变，他希望用文字的力量抗日救国的想法从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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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书报审查制度严苛，邹韬奋与制度的每一次抗争都是一次争取自由的呼吸。在重庆的时候，他常常为了挽救一篇被“枪毙”的文章，不怕路途遥远爬上重庆南岸的真武山，与“审查老爷”当面交锋。有时争辩无效，稿件被撤，邹韬奋也从不让报纸刊物开天窗，点滴之间都能看出他强烈的责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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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年不到50的邹韬奋，却有《邹韬奋全集》14卷，近800万字，这个成绩足以让人惊叹。在游历欧洲的轮船上，他在写作；在苏州的看守所里，他在写作；即使有客人来访，他也常常打个招呼，继续写作。据说沈钧儒和邹韬奋关系密切，时常去邹家造访，邹韬奋经常和他打完招呼，便走笔不止。沈钧儒也怕打扰邹韬奋写作，便在一旁静静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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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邹韬奋认准了共产主义，并积极向共产党靠拢。去世后，他被追为中共党员。这可说是对他追寻真理的一种最恰当的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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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领袖：民国报人出版人小传 [:1706124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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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领袖：民国报人出版人小传 第九章 陈铭德、邓季惺：一生相伴写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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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铭德（1897—199），四川长寿人。《新民晚报》前身《新民报》的创始人。《新民报》最辉煌时拥有“五社八版”，成为民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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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季惺（1907—1995），四川奉节人。陈铭德妻子，协助丈夫办《新民报》，对报纸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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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领袖：民国报人出版人小传 1933年1月，邓季惺带着与前夫所生的三个孩子，和陈铭德在北京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礼堂举行了婚礼。除了通常的礼仪之外，来宾们还得到了一份新郎新娘联合署名的协议。协议写明，新娘不随夫姓；三个孩子仍然姓吴；两人婚后实行夫妻分别财产制，双方共同负担家庭生活费用。新人将订立的协议印在粉红色卡片上，以强化这份协议的严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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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协议是学法律的邓季惺所提议，在日后《新民报》的组织工作中，她采用了严谨、精明的管理方式，使得《新民报》成为民国时期极负盛名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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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领袖：民国报人出版人小传 [:1706124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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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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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先后任成都《新川报》总编辑和重庆《大中华日报》主笔的陈铭德来到南京任中央社编辑，此时的陈铭德已经三十出头，想努力做出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抱负。多年的新闻工作经历让他对办报很有兴趣。中央社四平八稳的官样文章让陈铭德心生厌倦，他认真考虑后终于决定自立门户办一份民间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