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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罗贤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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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11月，因为局势所迫，《新民报》从南京西迁重庆，陈铭德以轮转机和卷筒纸做抵押，在重庆银行借贷了3000元，才保证了报纸的复刊工作没有耽误。1938年1月15日，《新民报》重庆版正式出版。没想到，刚一出版效果就出奇地好，读者追捧，广告喜人，当时各大公司、商店、影剧院的广告都纷纷找上门来。1943年，站稳脚跟的《新民报》又开疆辟土，在成都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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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有一个花絮，《新民报》迁往重庆之前，著名报人成舍我提出他手里的《世界日报》和《立报》可以与《新民报》合并，共同迁渝，但陈铭德、邓季惺考虑到成舍我太过精明强势而婉言谢绝。虽然合作没有达成，但并不影响两家的交情，多年后成舍我的儿子成思危和吴敬琏在全国两会上碰面，两人一个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个是全国政协常委，吴敬琏还把这段旧事说给成思危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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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报》在重庆开局顺利，一方面是因为陈铭德、邓季惺都是四川本地人，报纸也是抗战时期从京沪迁往重庆的第一张报纸，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报纸的定位。报纸主要做社会新闻，以城市市民、中下层公教人员为主要对象；针对重庆有众多从全国各地因为抗战迁来的知识分子的特点，大力加强副刊的建设；新闻和文章都以短小精悍取胜。这些特点决定了它不是办给达官贵人看，也不是办给少数知识分子看，而是给广大身处社会底层又有能力看报的人看的。这样的办报观点应该说有一个人起到了关键作用：张友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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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友鸾曾在邵飘萍、成舍我的报馆工作过，很有办报经验。他对民间报纸情有独钟，加入《新民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明确报纸读者对象，他和陈铭德商议，应该以青年学生、社会中下层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多刊登些青年人爱读的内容，宣传民主思想，提倡爱国主义，批评社会弊端。他还主张精心制作标题，诗词歌赋、谚语民谣均可入题。这些观点《新民报》后来一直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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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友鸾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形象，留着长长的胡子。他一个人要养活一家三代十口人，报馆资助他在重庆编辑部前面的山坡上搭了三间“捆绑房”，上面覆盖的是茅草，底下的墙是用竹片编起来的篱笆，抹上泥巴就算是居室，张恨水戏称之为“惨庐”。由此可以看出陈铭德网罗人才的本领，要不何以得到“刘备”的称呼呢？陈铭德虽然没有《大公报》胡政之的精明决断、张季鸾的妙笔文章，没有《申报》史量才的特立独行，也没有《世界日报》成舍我的过人胆识，但是他有他的长处，他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而且坚韧隐忍，宽容大度。他为员工营造的宽松的工作氛围，即使今天来看，都让人艳羡不已。所以，当时重庆《新民报》能够聚集“三张一赵”，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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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张友鸾，还有二张是张恨水、张慧剑。张恨水本是以“鸳鸯蝴蝶派”小说家而知名。他在重庆时写的《八十一梦》却风格不同，以梦幻方式讽刺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社会现实的写法，受到了读者欢迎。1944年，“三张一赵”中的赵超构去延安时，毛泽东就提到《八十一梦》，还请赵超构代他向张恨水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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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铭德听说张恨水要到重庆来，派主笔张友鸾、总编辑赵纯继到朝天门码头去迎接。张恨水甚为感动，于是留在了《新民报》，而且一留就是十年。陈铭德对张恨水格外照顾，“张恨水，重庆时的台柱子，不上班，只要有货（文章）就行，自由来往。张恨水有时携夫人公子进城，知道后即准备膳宿，如在家中一样。”可见张恨水的工作环境非常宽松，不用坐班，只要到时间提供稿件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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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慧剑、赵超构在张恨水之后来到《新民报》。张慧剑文史哲方面的知识相当丰富，是个编副刊的高手，在《新民报》工作近20年，他做过《新民报》重庆、成都、南京、上海、北平五个分社的副刊主编。陈铭德很器重他，张慧剑喜欢旅游，每逢他出外游山玩水，陈铭德不仅准假，而且还送上川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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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夏衍希望电影厂能拍一部关于李时珍的电影，可是问了个遍，也没人能写这个剧本，后来夏衍想到旧学功底深厚，又略通医学的张慧剑，请他出山，张慧剑果然写出了剧本《李时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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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文字和版面创造力上非常出色，但是在生活中，张慧剑是一个沉默寡言、耿直内向的人，这样性格的人遇见陈铭德、邓季惺这样宽厚爱才的老板，也算是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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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超构是写杂文的一把好手，解放后他以林放的笔名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了大量短小的杂文，很有影响。虽然文章短小，但他常常三言两语就点中要害，对世事洞若观火。1944年，他作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一员访问延安，采访过毛泽东并写了《延安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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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馆还有一个著名的女记者——采访部主任浦熙修，新闻界人称“浦二姐”。她原先在《新民报》发行部工作，后转到广告科，业余时间给报馆的副刊投稿，发过几篇文章。1937年4月29日，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要在中山陵附近举行周年纪念大会，《新民报》临时知道了这件事却派不出记者，陈铭德就派浦熙修去救急。她采写的文章“文笔流畅洗练”，陈铭德不拘一格把她调进了编辑部工作，后来证明陈的眼光独到，浦熙修在多次重大报道中表现出色，成为《新民报》的一个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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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这段时间应该说是《新民报》的鼎盛时期。先后在《新民报》担任过主笔或副刊主编的作家有夏衍、凤子、吴祖光、谢冰莹、黄苗子、郁风、陈白尘、聂绀弩等，写过文章的就更多了，当时的文化名人郭沫若、田汉、阳翰笙、吴宓、徐悲鸿等都是报纸的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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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5月，日军对重庆市区连续进行大规模轰炸，导致重庆各家报纸都无法正常出版。国民党当局决定，包括《新民报》在内的十家报纸合并出版《重庆各报联合版》，三个月后才恢复独立出版，不过经过这么一折腾，《新民报》销量大不如前。这样过了一段时间，陈铭德、邓季惺和报社骨干商议后决定创办重庆《新民报》晚刊，相当于如今的晚报。1941年11月推出后，因为是当时重庆市场上唯一的晚报，结果销量节节攀升，超过了日报。这个晚刊的意义非比寻常，不但壮大了重庆报馆，还为日后的扩张打下基础，颇有些像今日众多报业集团里的晚报反哺日报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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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后期，陈邓二人在成都创办了晚刊和日报，成渝两地的《新民报》日发行数最高达到10万份，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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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前后，陈铭德夫妇和报馆同人为《新民报》确立了耐人寻味的八字言论编辑方针：中间偏左，遇礁即避。他们把握这条方针的尺寸是“左”不能左到招致报馆关门，“右”不能右到和国民党站在一起，甚至骂共产党。也许有人说这是投机取巧，墙头草两边倒，但用历史的眼光看，在沉闷的政治空气下，陈铭德能这样做已经非常不容易。因为毕竟报馆的生存是最重要的，如果连报馆的生存都成了问题，立场也就成了空谈。在多年的报业生涯中，陈铭德忍辱负重，都是为了“生存至上，事业第一”的原则。但如果就此认为陈铭德是苟且偷生之人，那就错了，我们可以从《新民报》创刊初期有关学生运动的报道中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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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2月5日，九一八事变后的3个多月，北大学生赴京示威团在南京游行，沿途喊出“反对政府出卖东三省”、“打倒卖国政府”、“被压迫民众联合起来”这样的口号，导致军警和学生发生冲突，近200名学生被抓。第二天，《新民报》发表社论《北大学生被拘事件》，声援学生爱国游行。1932年1月的“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学生赴京请愿，《新民报》又做了大量报道。这些报道让国民党中宣部十分恼火，中宣部打电话给报馆警告说，如果再继续刊登学生请愿的消息，就要下令抓人、查封报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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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铭德虽然对这样的警告非常愕然，但仍然坚持抗日报道，如此做的结果是被停刊一天，国民党中宣部每月给报馆的800元津贴也停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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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由于《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的签订，“一二·九”运动爆发，《新民报》对于这次规模更大的学生运动进行报道，并刊发社评《北平市学生万岁》。国民党当局再次被惹急，勒令报馆停刊三天，这在当时是仅次于封报馆的严厉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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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陈铭德办民间报纸，坚持民间立场的思想一直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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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话说回来，在中国办民间报纸谈何容易。民间报纸的前提是民主政治，国民党统一中国，毕竟还是一党专政，在这样的背景下，因言获罪时有发生。陈铭德算是夹缝中生存，能够一路蹒跚走来，实在是承受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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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铭德和邓季惺原来只对国民党较为了解，他们对共产党的认识正是从重庆时期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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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春天，邓季惺因病住进歌乐山中央医院，陈铭德陪护左右。巧的是，这时周恩来也在这里住院，邓颖超自然经常来看望周恩来。这样，两对夫妇就有了较多的接触。陈邓二人从周恩来身上开始认识共产党，并且开始愿意和共产党交往。次年，陈铭德还在重庆宴请过周恩来。而《新民报》对共产党方面最出色的报道则是其后赵超构的《延安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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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6月，蒋介石政权在美国的压力下，组织了一个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在此之前，只有少数几个美国人如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到过延安，其他美国人都没有近距离接触过延安，所以美国记者很想有所了解。整个记者团有十多人，带队的是国民党中宣部秘书邓友德——邓季惺的亲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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