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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罗贤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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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11月,因为局势所迫,《新民报》从南京西迁重庆,陈铭德以轮转机和卷筒纸做抵押,在重庆银行借贷了3000元,才保证了报纸的复刊工作没有耽误。1938年1月15日,《新民报》重庆版正式出版。没想到,刚一出版效果就出奇地好,读者追捧,广告喜人,当时各大公司、商店、影剧院的广告都纷纷找上门来。1943年,站稳脚跟的《新民报》又开疆辟土,在成都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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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有一个花絮,《新民报》迁往重庆之前,著名报人成舍我提出他手里的《世界日报》和《立报》可以与《新民报》合并,共同迁渝,但陈铭德、邓季惺考虑到成舍我太过精明强势而婉言谢绝。虽然合作没有达成,但并不影响两家的交情,多年后成舍我的儿子成思危和吴敬琏在全国两会上碰面,两人一个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个是全国政协常委,吴敬琏还把这段旧事说给成思危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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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报》在重庆开局顺利,一方面是因为陈铭德、邓季惺都是四川本地人,报纸也是抗战时期从京沪迁往重庆的第一张报纸,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报纸的定位。报纸主要做社会新闻,以城市市民、中下层公教人员为主要对象;针对重庆有众多从全国各地因为抗战迁来的知识分子的特点,大力加强副刊的建设;新闻和文章都以短小精悍取胜。这些特点决定了它不是办给达官贵人看,也不是办给少数知识分子看,而是给广大身处社会底层又有能力看报的人看的。这样的办报观点应该说有一个人起到了关键作用:张友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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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友鸾曾在邵飘萍、成舍我的报馆工作过,很有办报经验。他对民间报纸情有独钟,加入《新民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明确报纸读者对象,他和陈铭德商议,应该以青年学生、社会中下层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多刊登些青年人爱读的内容,宣传民主思想,提倡爱国主义,批评社会弊端。他还主张精心制作标题,诗词歌赋、谚语民谣均可入题。这些观点《新民报》后来一直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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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友鸾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形象,留着长长的胡子。他一个人要养活一家三代十口人,报馆资助他在重庆编辑部前面的山坡上搭了三间“捆绑房”,上面覆盖的是茅草,底下的墙是用竹片编起来的篱笆,抹上泥巴就算是居室,张恨水戏称之为“惨庐”。由此可以看出陈铭德网罗人才的本领,要不何以得到“刘备”的称呼呢?陈铭德虽然没有《大公报》胡政之的精明决断、张季鸾的妙笔文章,没有《申报》史量才的特立独行,也没有《世界日报》成舍我的过人胆识,但是他有他的长处,他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而且坚韧隐忍,宽容大度。他为员工营造的宽松的工作氛围,即使今天来看,都让人艳羡不已。所以,当时重庆《新民报》能够聚集“三张一赵”,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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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张友鸾,还有二张是张恨水、张慧剑。张恨水本是以“鸳鸯蝴蝶派”小说家而知名。他在重庆时写的《八十一梦》却风格不同,以梦幻方式讽刺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社会现实的写法,受到了读者欢迎。1944年,“三张一赵”中的赵超构去延安时,毛泽东就提到《八十一梦》,还请赵超构代他向张恨水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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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铭德听说张恨水要到重庆来,派主笔张友鸾、总编辑赵纯继到朝天门码头去迎接。张恨水甚为感动,于是留在了《新民报》,而且一留就是十年。陈铭德对张恨水格外照顾,“张恨水,重庆时的台柱子,不上班,只要有货(文章)就行,自由来往。张恨水有时携夫人公子进城,知道后即准备膳宿,如在家中一样。”可见张恨水的工作环境非常宽松,不用坐班,只要到时间提供稿件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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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慧剑、赵超构在张恨水之后来到《新民报》。张慧剑文史哲方面的知识相当丰富,是个编副刊的高手,在《新民报》工作近20年,他做过《新民报》重庆、成都、南京、上海、北平五个分社的副刊主编。陈铭德很器重他,张慧剑喜欢旅游,每逢他出外游山玩水,陈铭德不仅准假,而且还送上川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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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夏衍希望电影厂能拍一部关于李时珍的电影,可是问了个遍,也没人能写这个剧本,后来夏衍想到旧学功底深厚,又略通医学的张慧剑,请他出山,张慧剑果然写出了剧本《李时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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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文字和版面创造力上非常出色,但是在生活中,张慧剑是一个沉默寡言、耿直内向的人,这样性格的人遇见陈铭德、邓季惺这样宽厚爱才的老板,也算是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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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超构是写杂文的一把好手,解放后他以林放的笔名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了大量短小的杂文,很有影响。虽然文章短小,但他常常三言两语就点中要害,对世事洞若观火。1944年,他作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一员访问延安,采访过毛泽东并写了《延安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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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馆还有一个著名的女记者——采访部主任浦熙修,新闻界人称“浦二姐”。她原先在《新民报》发行部工作,后转到广告科,业余时间给报馆的副刊投稿,发过几篇文章。1937年4月29日,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要在中山陵附近举行周年纪念大会,《新民报》临时知道了这件事却派不出记者,陈铭德就派浦熙修去救急。她采写的文章“文笔流畅洗练”,陈铭德不拘一格把她调进了编辑部工作,后来证明陈的眼光独到,浦熙修在多次重大报道中表现出色,成为《新民报》的一个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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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这段时间应该说是《新民报》的鼎盛时期。先后在《新民报》担任过主笔或副刊主编的作家有夏衍、凤子、吴祖光、谢冰莹、黄苗子、郁风、陈白尘、聂绀弩等,写过文章的就更多了,当时的文化名人郭沫若、田汉、阳翰笙、吴宓、徐悲鸿等都是报纸的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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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5月,日军对重庆市区连续进行大规模轰炸,导致重庆各家报纸都无法正常出版。国民党当局决定,包括《新民报》在内的十家报纸合并出版《重庆各报联合版》,三个月后才恢复独立出版,不过经过这么一折腾,《新民报》销量大不如前。这样过了一段时间,陈铭德、邓季惺和报社骨干商议后决定创办重庆《新民报》晚刊,相当于如今的晚报。1941年11月推出后,因为是当时重庆市场上唯一的晚报,结果销量节节攀升,超过了日报。这个晚刊的意义非比寻常,不但壮大了重庆报馆,还为日后的扩张打下基础,颇有些像今日众多报业集团里的晚报反哺日报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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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后期,陈邓二人在成都创办了晚刊和日报,成渝两地的《新民报》日发行数最高达到10万份,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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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前后,陈铭德夫妇和报馆同人为《新民报》确立了耐人寻味的八字言论编辑方针:中间偏左,遇礁即避。他们把握这条方针的尺寸是“左”不能左到招致报馆关门,“右”不能右到和国民党站在一起,甚至骂共产党。也许有人说这是投机取巧,墙头草两边倒,但用历史的眼光看,在沉闷的政治空气下,陈铭德能这样做已经非常不容易。因为毕竟报馆的生存是最重要的,如果连报馆的生存都成了问题,立场也就成了空谈。在多年的报业生涯中,陈铭德忍辱负重,都是为了“生存至上,事业第一”的原则。但如果就此认为陈铭德是苟且偷生之人,那就错了,我们可以从《新民报》创刊初期有关学生运动的报道中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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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2月5日,九一八事变后的3个多月,北大学生赴京示威团在南京游行,沿途喊出“反对政府出卖东三省”、“打倒卖国政府”、“被压迫民众联合起来”这样的口号,导致军警和学生发生冲突,近200名学生被抓。第二天,《新民报》发表社论《北大学生被拘事件》,声援学生爱国游行。1932年1月的“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学生赴京请愿,《新民报》又做了大量报道。这些报道让国民党中宣部十分恼火,中宣部打电话给报馆警告说,如果再继续刊登学生请愿的消息,就要下令抓人、查封报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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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铭德虽然对这样的警告非常愕然,但仍然坚持抗日报道,如此做的结果是被停刊一天,国民党中宣部每月给报馆的800元津贴也停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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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由于《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的签订,“一二·九”运动爆发,《新民报》对于这次规模更大的学生运动进行报道,并刊发社评《北平市学生万岁》。国民党当局再次被惹急,勒令报馆停刊三天,这在当时是仅次于封报馆的严厉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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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陈铭德办民间报纸,坚持民间立场的思想一直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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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话说回来,在中国办民间报纸谈何容易。民间报纸的前提是民主政治,国民党统一中国,毕竟还是一党专政,在这样的背景下,因言获罪时有发生。陈铭德算是夹缝中生存,能够一路蹒跚走来,实在是承受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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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铭德和邓季惺原来只对国民党较为了解,他们对共产党的认识正是从重庆时期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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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春天,邓季惺因病住进歌乐山中央医院,陈铭德陪护左右。巧的是,这时周恩来也在这里住院,邓颖超自然经常来看望周恩来。这样,两对夫妇就有了较多的接触。陈邓二人从周恩来身上开始认识共产党,并且开始愿意和共产党交往。次年,陈铭德还在重庆宴请过周恩来。而《新民报》对共产党方面最出色的报道则是其后赵超构的《延安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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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6月,蒋介石政权在美国的压力下,组织了一个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在此之前,只有少数几个美国人如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到过延安,其他美国人都没有近距离接触过延安,所以美国记者很想有所了解。整个记者团有十多人,带队的是国民党中宣部秘书邓友德——邓季惺的亲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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