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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国统区，人们对延安的一切都感觉神秘，充满好奇。赵超构的通讯内容几乎涵盖了延安的方方面面，有对毛泽东、朱德、丁玲等人的描写，有对延安大学、鲁迅文学院的描写，也有对边币、土地政策、三三制等各项内容的报道，国统区的读者第一次了解了在中国的西北地区的共产党，原来是这样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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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赵超构是如何描摹毛泽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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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材欣长，并不奇伟。一套毛呢制服，显见已是陈旧的了。领扣是照例没有扣的，如他的照相画像那样露着衬衣，眼睛盯着（被）介绍（的）人好像在极力听取对方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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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时，依然满口的湖南口音，不知道是否因为工作紧张的缘故，显露疲乏的样子，在谈话中简直未见笑颜。然而，态度儒雅，音节清楚，辞令的安排恰当而有条理。我们依次听下去，从头至尾是理论的说明，却不是煽动性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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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厚的长发，微胖的脸庞，并不是行动家的模样，然而广阔的额部和那个隆起而端正的鼻梁，却露出了贵族的气概，一双眼睛老是向前凝视，显得这个人的思虑是很深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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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赵超构只是凭着自己细致的观察，就得出这样深入的结论，不能不令人钦佩他作为一个报人的敏感。他甚至可以通过延安发售的各重要人物头像的大小，准确地猜出毛泽东的地位。当时通过整风，毛泽东已经成为边区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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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超构通过自己的双眼和访问得出结论：“在我的想象中，边区一定是共产党理论像洪水一样泛溢的世界。然而不然，马列主义固然是边区的基本思想，但已经不再以本来的面目出现了——因为现在边区马列主义已经照毛氏所提的口号化装过，那便是‘马列主义民族化’。换一句话说，马克思和列宁，不再以西装革履的姿态出现，却已穿起了中国的长袍马褂或农民的粗布短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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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一月》虽然是在重庆刊发，但是远在延安的毛泽东也看到了，并且对赵超构印象深刻。隔年毛泽东到重庆进行谈判，还邀请了赵超构、张恨水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做客。1957年“反右”的时候，也是毛泽东发话，赵超构才躲过一劫，没有被打成“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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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赵超构的笔下，还有关于朱德、丁玲甚至王实味的描写，惟妙惟肖，生动可读，直到今天看来，仍既是优秀的新闻作品，也是价值不菲的史料。《延安一月》的成功，奠定了赵超构在新闻界的地位，同时也让《新民报》在民国报界中的形象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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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和共产党人的接触，《新民报》的左倾思想明显加强。毛泽东后来结束重庆谈判后，《新民报》率先刊发了他那首著名的《沁园春·雪》。这是毛泽东的诗词首次在国统区的报纸上刊发。此前，毛泽东在重庆和蒋介石握手言和，已经给社会各界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而这次诗词的发表，让人们看到共产党的领导人原来还这么有文采，这么洒脱豪放，这等于给共产党方面做了宣传。陈铭德的内弟邓友德把陈叫去训斥了一通，认为他们不该为共产党张目，国民党方面还组织了诸多文人发表了多首和词，但境界和气魄都很难超过毛泽东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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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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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抗战胜利的脚步越来越近，《新民报》管理层规划了战后报纸的发展路径：重庆、成都两社继续经营，由协理兼总主笔罗承烈负责；邓季惺、赵超构负责南京版的复刊和上海社的创办；张恨水负责创办北平社；陈铭德在重庆完成调度工作后，将总管理处迁到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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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新民报》动作极为迅速，9月，三队人马便相继出川：邓季惺带着人和机器赶赴南京；报馆同人赵敏恒等赴上海；张恨水等去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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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三拨人马是各负其责的，但是到最后几乎全都是邓季惺一个人干了。邓季惺先飞到南京，收回了战前的馆址作为总管理处办公地点后，又租下一处房屋作为新报馆的馆址。本来晚于她到南京的张友鸾、郑拾风等人是要协助邓季惺一起办《新民报》的，没想到坐船一到南京，张友鸾就带着郑拾风去复刊他的《南京人报》了，真是让陈邓二人措手不及。邓季惺在被动的情况下，于1946年元旦在南京出版《新民报》晚刊，当年10月出版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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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季惺忙完南京复刊，又飞到北平处置北平版创刊的事情，找馆址、置办印刷和办公设备等事务都收拾停当，张恨水才带着一家人抵达北平。邓季惺还为张恨水买了一处宅子让他安顿家人。1946年4月4日，《新民报》北平版日刊创办，发行量四万多份，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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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版的创办原本交给赵敏恒，可赵敏恒也跳槽了，只好又是邓季惺出马。上海报馆众多，《新民报》想要立足绝非易事，但陈铭德和邓季惺考虑到上海是中国的文化重镇，人才云集，国际化程度又高，所以要打开局面，非在上海立足不可。这样历经困难，上海版于1946年5月1日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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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不到一年，《新民报》由两社四版变成了五社八版，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报系，陈铭德、邓季惺夫妇树立了一座中国报业的里程碑。1949年《新民报》创刊20周年的时候，陈铭德写了一篇长文《二十年之回顾与前瞻》，文中对妻子有一段感谢：“邓季惺先生事实上是成都、南京（复原以后）、上海、北平四个社的创立人，找社址，买机器，买纸张，安排人事，甚至一颗螺丝钉的装设，一张凳子的安置，都经过她的眼，透过她的心，艰难擘画，贡献最大。她是铭德的妻子，然而就事论事，绝对不应该因她与铭德的关系，就抹杀了她在本报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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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6年到1949年，本以为迎来了《新民报》的大发展，没想到这几年却异常艰辛，比之前的十多年还要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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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报》南京版因为处在国家的政治中心，所以最具代表性。南京版虽声称“服膺三民主义”、“拥护现政府”，但是在报道中“左倾”色彩越来越明显，尤其在蒋介石发动内战后，不利于国民党的文章时有发表。这种情况让国民党非常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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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的进步员工多，所刊登的新闻报道和言论倾向性更明显。如关于美国驻沪水兵打死三轮车夫事件、上海各界追悼李公朴、闻一多的活动、美国兵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事件的报道等都引起社会强烈反响，而赵超构、夏衍等人的言论专栏更是针砭时弊、切中要害，受到读者欢迎。1947年2月，上海《新民报》由吴祖光主编的副刊《夜光杯》上刊登了一首诗，标题为“冥国国歌”，以谐音的方式对“代中华民国国歌”进行了编排，一经刊出，读者当然拍手叫好，不过国民党可就大为光火了。为这事，上海《新民报》差点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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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版的问题刚解决，重庆报馆又惹祸。聂绀弩主编的副刊《呼吸》因为发表了一篇写国民党军人在市场上欺压菜贩的文章而受到查处，重庆社的负责人罗承烈多方找人疏通，才勉强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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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报》五社八版虽然都由陈铭德统管，但没有设立总编辑，所以各社的政治态度也就不统一，国民党当局认为应该给《新民报》设一个总编辑，否则报馆经常惹事。国民党中宣部于是又委托邓季惺弟弟邓友德出面，和陈铭德沟通，并且指派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新闻事业处处长彭革陈任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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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彭革陈的到任并没有让局面有所改观。各社各版的言论他根本管不了，这种尴尬的局面让他觉得相当无趣，结果只干了两个月就辞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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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彭革陈也希望能帮陈铭德管好言论，让《新民报》少惹麻烦。在任的短短时间里，他随陈铭德奔走各社处理难题，但是时局的严峻非彭革陈一己之力所能扭转，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作为已经为整个舆论环境所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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