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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公文还没有下达，陈铭德以为还有回旋余地，立即又四处奔走，希望能够使报纸转危为安。可惜正式公文终于在7月8日送达他们手中，并且规定立即停刊，也就是说第二天的报纸都不让出了。张友鸾主办的《南京人报》对接到通知的陈铭德和邓季惺做了白描式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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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把公文给大家看了，他始终带着苦笑。他说话是一种令人的心弦也发生扣击的腔调。他勉励大家不要难过，在人生的旅程上，在事业的创造上，这样的遭遇是随时都可能遇到的。我们既然立心要做一个真正的新闻记者，我们要坚毅忍耐，那么我们将来必然有更远大的前途。小小的挫折，是算不上什么的。他更勉励大家，乘这个机会，多多检讨自己过去的缺点，多多读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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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有人发言，然邓季惺一言不发，只是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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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在流泪，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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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彼时带着进步思想的《新民报》被停刊是必然结果。国民党政府在战争中节节败退，对周边的环境变得敏感在意。当局对于舆论的容忍程度在缩小，除非《新民报》一直紧跟政府立场，否则不可能让其生存。如果说在国民党当局尚未病入膏肓之时，《新民报》的言论报道尚可为当局所包容，而到了政权归属处于拉锯的阶段，两者只能走向决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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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版被停刊后，《新民报》的灾难一个接着一个。上海版被停刊，成都版被查封，重庆版遭到严重迫害，好几位记者在重庆解放前夕都牺牲在渣滓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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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战争后期的南京已经是风雨如晦。不久，邓季惺听闻政府已经对她下了逮捕令，遂决定立即逃亡。1948年10月，在当时公开身份是中央银行主任秘书的好友黄苗子的帮助下，邓季惺飞往香港。12月底，陈铭德也化名出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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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初，众多的报人聚集到了香港，时局也变得越来越明朗，共产党接手江山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这个时候，滞留香港的报人发起了一场有关新中国成立后还要不要允许私人办报的争论。大多数人表现出和民间报纸决裂的态度，只有少部分人认为可以继续保留民间报纸，但也说需要加以管制。老同事赵超构的观点是解放后“国营报、社团报、私营报，在开头可以平行存在，但不是平行发展的。私人办的报纸，逐渐的集团化，由集体化而社团化，或由集体化而接受国家的扶植而国营化，都是可能的，而且必要的。”他的观点很有一些思想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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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铭德和邓季惺没有参与争论，但对于未来一直是非常担心的。他们找到老熟人、当时的中共香港工委负责人夏衍，问解放后还能不能私人办报，夏衍给了他们肯定的答复。在陈邓两人看来，夏衍的态度自然是共产党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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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在夏衍的安排下，邓季惺带着儿子吴敬琏从香港乘船回天津，然后去往北平。这个时候国共两军在长江沿线激战正酣，邓季惺却义无反顾地归来，她要在新中国的首都继续办她的民间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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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邓季惺离开香港不久，陈铭德也秘密回到正面临解放的上海。上海的居民正纷纷往外走，陈铭德却反其道行之，回上海保护《新民报》财产，迎接新中国。一面是可能被逮捕，一面是战火纷飞，陈铭德在非常时期对于事业的热爱足以看出他执着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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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邓季惺到达北平后的所见，却让她吃了一惊，原来解放军进入北平后，迅速接管了北平《新民报》，声明报纸和陈铭德已经毫无关系。显然，报纸充公了。作为资方的邓季惺无法接受，但很快她发现这种局面已经无可挽回。她和陈铭德作为资方，作为一家民间报纸的创办人，已经在瞬间变成了剥削者和资本家，丧失了对报纸的领导权。邓季惺想安排浦熙修、赵超构等人到北平社工作，却遭到阻挠，最后只能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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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政治上、人事上没有权利，可经营居然还归他们夫妇管。解放前后百业待兴，民生凋敝，工商业发展几乎停顿，报纸又有什么经营可言呢？没有广告，报纸的生存就成了大问题。而且从前以社会新闻见长的《新民报》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阶段，报纸内容以时政新闻为主，社会新闻几乎没有市场，《新民报》的特色如何体现？而且报馆的记者出去采访也经常受到冷遇，因为政府机关更重视一些官方报纸，对于民间报纸则戴着有色眼镜来打量，经常不理不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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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7月，在中南海颐年堂，邓季惺和其他几位新闻界人士见到了周恩来。邓季惺又问起民营报纸还能不能办，和夏衍一样，周恩来也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并且随后派了一个以胡乔木为首的工作组来解决《新民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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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共产党的高层那里听到了支持的声音，但现实环境并不乐观。陈铭德和邓季惺思前想后，决定将报纸上缴，使报纸成为公营或者公私合营。他们的理由是自己“从旧社会里来，对理论、对政策，过去都没有好好学习，对新鲜事物还不能充分接受和认识”。可是，尽管他们三番五次地找有关部门希望上缴报纸，政府却一直没有给他们一个明确的说法。夫妻二人逐渐发现，在新政权下，他们已经没有办报的可能。1952年4月，北京《新民报》终于作价两万元被北京市委收购，收购后仍用《新民报》的名字出了半年报纸，当年10月改出《北京日报》，也就是说，《北京日报》的前身正是《新民报》，邓季惺被聘为顾问。此前，成都、南京、重庆三社都已先后结束。《新民报》五社八版仅剩上海《新民报》一支，上海《新民报》晚刊后来更名为《新民晚报》，一直出版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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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民报》得以保存，和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夏衍以及上海版负责人赵超构关系很大。夏衍是陈、邓二人的老相识，并且一直主张解放后继续保留民间报纸；赵超构则因为《延安一月》颇得共产党方面的青睐。这些因素加到一起，使得《新民报》总算没有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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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遗憾的是，陈铭德和邓季惺的办报生涯就此结束。这一年，陈铭德55岁，邓季惺4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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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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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陈铭德被任命为北京市社会福利事业局副局长，邓季惺为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由于是党外的副职，所以根本没有太多的事情可做，邓季惺在任时负责建造了北京第一个火葬场，而陈铭德则从上海介绍了很多好吃的餐馆到北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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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的4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这次整风不同于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整风，那次整风是在党内，而这一次，却是要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众多的民主人士原本沉默不语，但是在毛泽东的鼓励下，逐渐开始畅所欲言，大家本着为党的发展好，为国家好的良好愿望提了不少意见，在这样的氛围里，邓季惺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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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月15日北京市非党负责干部座谈会上，邓季惺说了很多。她说：“《新民报》公营以后，我被安置为《北京日报》的顾问，实际上没有工作，我成了无职的冗员，当然也谈不到‘权’和‘职’。我倒被改造成一个‘不劳而食’的人了。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心里非常烦闷。”她继续说：“那个时候，文件看不到，不少会议也没有机会参加，甚至科长们在传阅的通告性文件，也传不到我这里来。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的‘情况汇报’在我到职一年后才给我看。有时党员局长向全局干部做报告，屋内空空如也，我却不知道是报告什么，使我有‘化外之民’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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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了自己在民政局的具体感受，邓季惺对于依法治国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应该把党的方针、政策，缜密地规定到法律、法令和一切规章制度中去，然后由党来监督贯彻执行。这样既能提高工作效率，执行当中也可以减少偏差。但是现在还没有树立起法治精神，而是人治。不是依法办事，而是采用心口相传，面授机宜的办法。传到基层的时候，往往走样。只靠八个字或十几个字的方针，各人体会不同，是不能管好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市人民委员会制定的工作办法就太少，使下面无所遵循。有些不太成熟的办法、规章之类，常常不公布，作为内部掌握。群众既不知道，就谈不到叫人守法，而且干部执行起来也容易上下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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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今天来看邓季惺在五十多年前所发表的意见，也句句在理，作为党外人士，她对共产党不妥当的工作方式提出了批评，言语中闪耀着“依法治国”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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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工作中，邓季惺也保持着一贯的法制观念。一次视察工作中听取了法院工作人员汇报后，她就提出要坚持独立审判。在看守所视察时，她提出不能把犯罪嫌疑人叫犯人。这些言之凿凿的箴言在当时是没有多少人可以认同和理解的，这也成为“法律至上”的邓季惺心中的苦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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