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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季惺对丈夫的评价,让人听后不免有些伤感。一个报人,一个立志于民主自由的民间报人,办报的路程却是如此地崎岖,如此地苍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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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后,邓季惺病逝,享年88岁。她一生中最得意的作品除了亲力亲为的《新民报》,还有她的儿子吴敬琏。她对于法治孜孜不倦的追求,对于股份制无师自通的实践,都深深影响了儿子。吴敬琏之所以能够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母亲果敢坚毅的个性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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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世纪的历程,性格温和的陈铭德与个性鲜明的邓季惺琴瑟和谐,共渡难关。他们夫唱妇随把一张民间报纸办得有声有色,这在中国新闻史上非常罕见。磨难可以让他们暂时搁置追求,岁月可以将他们容颜变老,但是他们为了民主自由而不懈努力的心境从来没有改变过,他们所树立的历史丰碑必然会为越来越多的后来者所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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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领袖:民国报人出版人小传 第十章 王芸生:深怀文章报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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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1901—1980),原名德鹏,天津人。新记《大公报》第二任总编辑。张季鸾病逝后,王芸生负责报纸内容,以“书生办报”的理想坚持了《大公报》作为一张民间报纸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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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领袖:民国报人出版人小传 1980年4月,王芸生的生命已经接近尽头。他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清醒的时候,他说:“我的回忆录,我的自传,我看是没有必要写了。我那四十年一天都不差的日记都已经烧了。在烧的时候我就决定不写了,不写了。但我是欠债的,我欠季鸾兄一篇他的传记。我答应过他,他也说过‘芸生,这件事非你莫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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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罢,王芸生老泪纵横。5月30日,这位新记《大公报》第二任总编辑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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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恩师季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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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公报》历史上,除了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同样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不同于张、胡两位日本留学生的身份,王芸生家境贫寒,只念过八年私塾,没有上过正规学校。小时候他在茶叶店、布店当学徒,生活相当艰辛。不过,许是和报纸有缘,这个时候他就爱看报。他经常趁着给老板送账的机会,在阅报栏读报纸,渐渐看得多了,他觉得自己也可以写文章。于是给天津《益世报》投稿,居然被刊发了。这件事给王芸生极大的鼓舞,后来他能做《大公报》总编辑,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确有写文章的悟性,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勤奋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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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王芸生担任了天津洋务华员工会的宣传部长,还主编了工会的一份报纸。也在这个时候,他加入了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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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因为战局的缘故,王芸生乘船来到上海,在这里,经过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秦邦宪和另一名党员彭述之的介绍,他又成为共产党的一员。但是,不久后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让王芸生的思想发生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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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春节前后,因为母亲病重,王芸生回到天津,一面照顾母亲,一面为《华北新闻》写社论。正在这时,蒋介石对共产党实行白色恐怖,国共彻底决裂。王芸生在庆幸自己提前离开上海的同时,也对国共之间的矛盾相当困惑。思前想后,他于1927年6月2日,在天津《大公报》头版刊登了一则《王德鹏启事》,声明自己与一切政团不发生关系,谢绝政治活动。此后的人生里,王芸生没有参加任何党派。他的理想是“做一个彻头彻尾的新闻人,不参加任何党派团体,不进政府做官,不参与实际政治斗争,对时代有一个独立的观点和立场,为人民立言,以文章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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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王芸生和《大公报》产生了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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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3月,北伐军打进南京,放火烧了各国领事馆。第二天,《大公报》发了社评,认为中国人闹革命,不应该烧外国领事馆。王芸生则在《华北新闻》上发文,赞扬了北伐军的革命行动。针对王的文章,张季鸾在《大公报》又发了一篇文章《躬自厚》,重申犯了错误应该严厉责备自己,不能责怪别人。血气方刚的王芸生自然不肯示弱,立即又写一篇《中国革命的根本观》进行回应,阐述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受尽洋人欺压,民不聊生。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在于对外取消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对内平息内乱,打倒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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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没有接着打笔战,没有继续回应,但是他特意打听了《华北新闻》写文章的人是谁,并托人带话,希望能与王芸生会面。王芸生为此去《大公报》拜访了张季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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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在职场中跌宕起伏的王芸生致信张季鸾,希望能到《大公报》谋一个职位,张季鸾没有忘记这个年轻后生,慷慨相扶,将他招进报馆。因为有了宅心仁厚的张季鸾的欣赏和声名赫赫的《大公报》做平台,王芸生开始放开手脚,大干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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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问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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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初入报馆时做的是地方编辑工作,后来还参与了《国闻周报》的工作。经过两年的历练,他的机会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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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沈阳爆发九一八事变,举国震惊。《大公报》除了在第一时间报道了事变、采访了张学良外,事变第三天,报馆极为罕见地召开了全体编辑紧急会议。会上张季鸾宣布了两项政策,一为“明耻”,一为“教战”。“教战”是指邀请军事家蒋百里开办《大公报·军事周刊》,“明耻”是尽快开辟一个专栏,记载从1871年中日两国签订《中日修好条规》直至1931年的重大事件,帮助读者了解甲午以来的对日屈辱史,栏目名定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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