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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更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读者面那么广。1934年8月，经张季鸾介绍，王芸生上庐山，为蒋介石讲了两个多小时的日本问题，同在庐山的汪精卫也很客气，对他说，如果需要资料他也可以提供。而此时，已经开始长征路的毛泽东对于中日关系的了解，很多就是来自《大公报》上的专栏“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所以说，国共两党的领袖都是他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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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32年起，《大公报》将已连载三个多月的文稿汇集成册，出版了第一卷。以后又陆续出到第七卷。不过王芸生的专栏并没有如愿将60年写完，1934年5月，写到1919年的时候，已擢升为编辑部主任的王芸生因为实在太忙而停下了笔。虽然只写了48年，但在结集出版时，这套书仍定名为60年，这也预示着王芸生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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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新中国成立后王芸生以大事记的方式补全了后12年内容，但真正有意思的并不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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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夏，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和毛泽东会见时，数次提起王芸生写的书《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毛泽东扭头问周恩来：“王芸生现在哪里？他还可以为中日关系再做贡献嘛！”周恩来也不知道王到底在什么地方。这个时候，王芸生正受到冲击，被罚去扫大街、冲厕所，还到北京车公庄地区去“劳动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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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会后立即指示人员进行调查，第二天，王芸生就收到了参加国庆23周年招待会的请柬。后来有人议论，究竟是毛泽东、周恩来还是田中角荣救了王芸生。在晚年，王芸生流着泪对儿女们说，“是这本书救了我，让我多活了好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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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风云诡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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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4月，《大公报》上海版创刊。当年9月，王芸生奉命调往上海，出任编辑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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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他还给《国闻周报》写稿。当时，他在《国闻周报》上发表了《寄北方青年》，引起众多学生的回应。王芸生当然要阐明自己的观点，于是在五个多月里，写了六篇文章。“六寄北方青年”的中心意思是针对华北地区此起彼伏的学生运动，他希望学生能“读书第一”、“学生不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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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的观点，看上去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放在当时的环境下看，已经有些超乎现实。中华民族已经陷入亡国的泥沼中，华北之大，又怎能安放下一张平静的课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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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的文章并不能说服年轻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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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刚到上海不久的时候，还有一件事引起轩然大波。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次日的《大公报》第四版，刊登的都是有关鲁迅逝世的文章和照片。作为编辑部主任的王芸生自然要看样，他发现最后还空出一小块版面，于是亲自操刀，补上一个短评。要说这短评不补也罢，补上之后麻烦不断。短评是这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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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界巨子鲁迅（周树人）先生昨晨病故于上海，这是中国文艺界的一个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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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是世界文坛上的有数人物，对于中国文艺界影响尤大。自《呐喊》出版，他的作品曾风靡一时。他那不妥协的倔强性格和嫉恶如仇的革命精神，确足以代表一代大匠的风度。他那尖酸刻薄的笔调，给中国文坛划了一个时代，同时也给青年不少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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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的，他是中国文坛最有希望的领袖之一，可惜在他晚年，把许多力量浪费了，而没有用到中国文艺的建设上。与他接近的人们，不知应该怎样爱护一个人，给他许多不必要的刺激和兴奋，怂恿一个需要休息的人，用很大的精神，打无谓的笔墨官司，把一个稀有的作家生命消耗了。这是我们所万分悼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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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措辞显然不合时宜。上海文艺界看到这文字简直炸了锅，报社内时任文艺版编辑的萧乾也不干了。萧乾后来回忆说：“那天的《大公报》出版后，上海文艺界当然群情愤慨。我除了愤怒之外，还感到背后被人捅了一刀。放了报纸我就去找老板（胡政之）质问，并表示这个文艺版我编不下去了。老板说他实在不知情，要我冷静一下，容他去调查。当时巴金自然也十分气愤，他给我以支持，说辞职不会叫你饿饭，可以给文化生活出版社翻译屠格涅夫。下午，老板找我们谈话了。……他承认短评写得不对，但不肯透露是谁执笔的，只说短评是凌晨看大样的人根据当时新闻临时凑的，并不像社论那样事先经过周密的讨论研究；说追究既往于事无补，你辞职也不是办法。我遂即提出由报馆在显著位置刊登启事道歉，他表示很为难，而且不好措辞。最后我提出在文艺版刊登一篇不署名的——即是也带有社论性质——悼念文章，他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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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王芝琛说，王芸生晚年说他之所以那样写短评的原因是因为“鲁迅先生对梅先生不恭”。王芸生是个京剧迷，对梅兰芳很欣赏，而鲁迅恰恰从来对京剧都兴趣不大，他写的杂文里也不乏讽刺京剧甚至梅兰芳的文字。无论如何，王芸生因个人好恶对鲁迅做出不公允的评价，确实不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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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因为这篇短评，王芸生在历次运动中都作“检查”，“文革”期间还不断地“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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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到上海工作仅仅一年多时间，战局就非常严峻了。这时，他的小儿子王芝琛刚出生不久，尽管报馆离住所不远，他却很少回家。《大公报》同人后来回忆说，王芸生还有个“流鼻血”的毛病，他们经常看见王在报馆里半躺在椅子上，头上敷着一条湿毛巾。即使这样，王芸生也奋战在第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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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本军方通知上海租界各家报纸，自15日起，须送小样接受日方检查。总经理胡政之召集王芸生等人商议后，一致决定，宁可停刊，绝不接受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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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大公报》上海版同时刊登两篇社论，一篇是《暂别上海读者》，一篇是《不投降论》，两文都是王芸生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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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别上海读者》的文章开头说：“我们中国步入大时代，踏上了存亡主奴的关头。为这个时代，为这个关头，我们国家将付极高的代价，不辞任何牺牲，以争国家生存，以争民族人格。”文章中，王芸生总结了自日军占领上海后《大公报》刊行一个月的原则、经过和停版的原因：“本报津版已随国权的中断而自动停版，今天又到了本报沪版与读者告别的时候。国军是在上月12日完全退出了上海，摆在我们报面前有两条路，一是随国军的退却而停版，另一是在艰难的环境下继续撑持下去，尽可能地为我们上海的三百万同胞服务一天算一天，一直尽了我们最后的力量为止。但是有一个牢固的信条，便是：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哪一天环境不容许中国人在这里办中国报了，便算是我们为上海三百万同胞服务到了暂时的最后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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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势力先接收了我们的新闻检查所，成立了他们的新闻检查机关。这个机关要求我们送报，我们未送；昨天又来‘通告’，说：‘自12月15日须送小样检查，而不经查检之新闻一概不准登载。’我们是奉中华民国正朔的，自然不受异族干涉。我们是中华子孙，服膺祖宗的明训，我们的报及我们的人义不受辱。我们在不受干涉不受辱的前提下，昨天敌人的‘通知’使我们决定与上海读者暂时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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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篇社评《不投降论》中王芸生高赞“不投降”：“不投降的意义非常重要。只要我们的武士不做降将军，文人不做降大夫，四万万五千万人都保持住中华民族的圣洁灵魂，国必不亡。岳武穆百战不挠，袁督师独拒强敌，这两人虽都被奸佞陷害，赍志以殁，然忠烈所被，千载之下，犹令中华子孙感奋零涕，播下复仇种子。文天祥断头菜市口，史可法战死扬州城，更给中华民族保存了浩然正气。反之，石敬塘、张邦昌、吴三桂、臧式毅、殷汝耕等辈，或投降异族，或甘做傀儡，哪一个不是毒被全族、祸及身家？凛然的历史教训，凡是中国人都应该牢记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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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笔端流淌的文字感情饱满、荡气回肠，实在是写出了一曲慷慨大义的悲壮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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