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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文有个性，为人亦如此。据王芸生的儿子王芝琛说，有一次报馆开社务会议，胡政之在会上批评某经理以报馆名义做投机生意，从不过问报馆财务问题的王芸生大为光火，起身冲过去对那经理就是一记耳光，令所有开会的人都很吃惊。会后，胡政之说不该打人，让王芸生认个错。王芸生余怒未消，说道：“我们《大公报》成天写文章骂政府有一帮贪官污吏，现在我们报馆也出这种事，叫我们还怎么写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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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的女儿王芝芙回忆，在她小时候，有一位国民党要员想在《大公报》上发篇文章，以提高自己的声望，但王芸生没有同意。这位要员便派勤务兵送来了厚礼，当时王芸生没在家，他的夫人就收下了。等王芸生回到家发现这事后，对夫人大发雷霆，见夫人哭了，王芸生也没一句软话，立即写了封信，让送礼的人把东西取回。第二天，那位勤务兵又来了一趟，乖乖把礼物取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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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之所以这样做，和王所坚持的职业操守关系密切。王芸生认为做记者必须“真”和“勇”。他说：“新闻记者怎样执行这种实际、庄严而有意义的职务呢？我们认为只有‘真’与‘勇’两个字。真实地记出你所见到的事，勇敢地说出你心里的话，可以无愧为一个新闻记者了。敢说、敢做、敢担当，是自由人的风度；敢记、敢言、敢负责，是自由报人的作风。新闻自由应该如此求，也应该如此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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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在面对国共两党时都是这样遵循自由理想。抗战期间，王芸生在武汉，国民政府组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郭沫若当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陈诚希望王芸生担任第三厅宣传处长。王芸生委婉拒绝，他说司马迁说过“戴盆何以望天”，意思是自己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就应该客观、中立地记录报道，不能从政。王芸生对自己新闻理想的坚守是很值得称道的。陈诚想说服他，说不用他去办公，只需他推荐一名副处长替他办公就可以。就这样王芸生也没答应。陈诚也算执着，后来还派人送来一张政治部设计委员的聘书，王芸生虽然知道当了设计委员每月就能轻松拿300元的津贴，他还是没接受，当即退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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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有六个子女，夫人是家庭妇女，没有收入，一家人生活全靠他一个人的薪水，并不容易。在这种情况下，王芸生还能一如既往坚持“不党”、“不私”的理想，实属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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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当国民党的官、不收国民党的礼，同样，他也不愿意收共产党的东西。抗战期间，重庆生活条件有限，大家都是吃红薯的时候多，很少见过棒子面、高粱米。有一天，到了吃晚饭时间，孩子们看到桌上有黄澄澄的小米粥，粥里面还有红枣，非常兴奋，问父亲是哪儿来的小米。王芸生说，是别人送的。子女们吃惊不已，因为他们知道父亲从不收礼。王芸生说，这次是例外，因为小米、红枣是延安土产，东西是周恩来送的。周恩来还送来一块呢料子，这在当时也是稀罕东西。王芸生告诉子女，小米、红枣是收下了，但呢料子贵重，不能收，请周恩来拿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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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说：“我作为一份民间报纸的发言人，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我才有独立的发言权，我才有资格说真话，对国民党才能嬉笑怒骂。同时，待国共双方都必须一样，是我一贯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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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言避免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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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很快，毛泽东于8月28日从延安到重庆进行谈判。次日，《大公报》发表了王芸生写的题为《毛泽东先生来了！》的社评。文中说，“说来有趣，中国传统的小说、喜剧，内容演述无穷无尽的离合悲欢，最后结果一定是一幕大团圆。以悲剧始，以喜剧终，这可说是中国文学艺术的嗜好。有人认为艺术可以不拘于一格，但中国人有他的传统偏好，我们宁愿如此。现在毛泽东先生来到重庆，他与蒋主席有十九年的阔别，经长期内战，八年抗战，多少离合悲欢，今于国家大胜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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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的评论表达了他自身的愿望，也表达了当时众多中国人的愿望，但是他太天真，把政治想得过于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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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中苏文化协会举行鸡尾酒会，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毛泽东和王芸生都应邀出席。当有人介绍两人认识的时候，毛泽东紧紧握住王芸生的手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希望你们新闻界的朋友多为和平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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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王芸生第二次见到了毛泽东，这回是在重庆红岩新村中共中央南方局办事处。毛泽东和王芸生、《大公报》编辑主任孔昭恺、采访主任王文彬三人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向他们讲解了共产党的政策，以及如何实现和平与民主宪政。毛和王芸生谈得最多，其他两人很少插话。9月20日，毛泽东再次约见他们三人，又进行了一番长谈。当晚，胡政之以个人名义在报馆宴请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人。宴席中，性格耿直的王芸生向毛泽东提出：“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多年受张季鸾的影响，王芸生当然是希望国共双方偃旗息鼓，不要再战。毛泽东思维敏捷，当即回答：“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人家的锅里不许我们做饭啊！”虽然王芸生后来对子女说，当时气氛很好，毛泽东是微笑着说这句话的，但是以毛的性格，如此不受用的话，岂是他爱听的？1953年9月，在一次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和梁漱溟发生激烈争吵，不知何故，恼火的毛泽东话锋一转说：“当年有人不要我们另起炉灶”，会上的王芸生听闻此言，立即站起来，承认这话是他说的，毛泽东没让他坐下，并进行了一通猛批。所以说，八年前真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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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谈判后，毛泽东返回延安，于11月14日将他的旧作《沁园春·雪》发表在重庆的《新民报》上，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表诗词作品。这首词一经刊发，立刻引来各种评论，褒贬不一。国民党的《和平日报》评论这首词时说，“浮光泛影地透出些谋王图霸的初衷，人民的旗号下隐现龙袍”。王芸生看过之后，在写给傅斯年的信中说：“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也”。时隔不久，王芸生在《大公报》发表了他八年前写好的文章《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并加了“补识”。要说这篇连载了四期，洋洋洒洒万字的文章的确可算是一篇史学佳作，但是从刊发时间以及在“补识”中对毛词的针对性看，显然此文是反对帝王思想，要求民治民主。这必然遭到一些左派人士的围攻，郭沫若等人就撰文狂批王芸生。此时毛泽东虽身在延安，但是以他酷爱阅读《大公报》的习惯，不可能没看到王芸生连载数日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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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中道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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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在1945年年底发表的《致中共》和1946年的《可耻的长春之战》彻底引起愤怒。在《致中共》中，王芸生“希望共产党放下军队，为天下政党不拥军队之倡，放下局部特殊政权，以争全国政权。”王芸生这个时候追求和平的思想当然是值得称道，但是他对局势的判断太不实际了，内战已经一触即发，又岂是一介书生作些呼吁就可制止？中共的《新华日报》立即发表反驳社论《与〈大公报〉论国是》，社论是周恩来亲自起草，质问“《大公报》在这里是大公呢？还是大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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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4月，长春局势紧张，苏联方面14日撤离长春，国共两军的战事随即暴发。王芸生听说百姓伤亡严重，便写下社论《可耻的长春之战》，于4月16日发表。社论说“共军让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面督战。徒手的先锋队成堆成群地倒了，消耗了对方的火力之后，才正式开战”。认为这种战术“残忍到极点，也可耻到极点”。共产党方面的报纸当然不答应这样的说法，随即在《新华日报》刊发《可耻的〈大公报〉社论》，以牙还牙，说“对于《大公报》社论作者，凡是国民党法西斯反动派打击人民、残害人民、撕毁诺言、发动内战等事情，哪怕是天大的事，都是不‘可耻’的，只要是人民对于这种反动派还一还手，那就不得了，那就是‘可耻’的了。《大公报》社论作者如此反对人民，应该是够‘可耻’的了吧”。愤怒之情溢于言表，就差对王芸生点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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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共产党这么批评，按说国民党该高兴才对，事实上却并非如此，王芸生对国民党的批评也照样不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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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7月，国民党政府援引《出版法》，把陈铭德、邓季惺夫妇经营的《新民报》查封了。王芸生写了《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批评说：“中国新闻界立言纪事，向来有一种极其畸形的现象，就是对政府大官极不自由，动辄受到停刊封门等处分，而对社会个人则极度自由，造谣中伤，恶意诽谤，受害者无可奈何。这种欺软怕硬的情形，是极丑陋无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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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看《新民报》被封，自然心有戚戚焉。他的言论，更主要是为中国新闻界争取言论和出版自由，蒋介石的“御用笔杆”陈布雷看了王的文章，立即对国民党《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说：“王芸生不是要评论政治，他要指挥政府，甚至指挥最高统帅。这是王芸生在为共产党张目。晋朝阮籍有一句话，叫做‘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我如果年轻十岁，就下海再做记者，和他周旋，不让这般人如此猖狂！我现在可以宣布和王芸生绝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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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和张季鸾本是王芸生最为钦佩的两个人，但是至此陈王的缘分也到头了。陈布雷让陶希圣写反驳文章，陶推出《在野党的特权》一文，说王芸生是“新华社的应声虫”，随后，又写了《王芸生之第三查》的社论，对王开展三查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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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对王芸生的三查指他效忠共产国际、反对美国、扶持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等。双方的反驳言论你来我往，导致王芸生对国民党也不再抱什么希望。张季鸾在世时，蒋介石以“国士”待之，所以他告诫王芸生，在报纸上骂谁都可以，就是不要碰蒋先生。王芸生一直以来遵守张季鸾的教诲，没有指名道姓骂过蒋介石，但是天长日久，他不谙国民党政情，想说就说，想批就批，让蒋介石等人对他深怀不满，不信任感也逐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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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芸生声援《新民报》之前的1946年，他已经招致国民党的反感。当年10月，蒋介石下令召开“国民大会”。而当时国内形势剑拔弩张，确实也不是开“国民大会”的时候，从开幕到闭会，王芸生和《大公报》就一直在泼冷水。闭会次日王所写的社评《国民大会闭幕了》，对刚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点评说，“就文字与精神，在这时代，均不算十分理想。”蒋介石本打算通过“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使自己的政权更正统，没想到权威媒体《大公报》这么不给面子，蒋介石的心情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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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批评共产党也好，斥责国民党也罢，都是“文人论政”的传统思想的体现，是希望中国走向民主、自由、和平的道路，出发点是应当肯定的。但可能和王芸生的做人一样，他的文章也透着急躁的情绪，虽然富有热情，但也言辞专断，这恐怕成为国共双方都不能接受的重要原因。《大公报》同人李纯青曾评价说，“那时《大公报》社论，主要是表现王芸生个人对时事的纵横观”，“不足处是看问题停留于表面，多未深入，而文如其人，不免有些骄蹇自满，独断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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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两头都不待见，哪一方都听不进劝告，让王芸生非常苦闷。1948年1月，《大公报》刊发《自由主义者的信念》，打出“自由主义”旗帜，宣传国共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也就是既不走国民党专制道路，也不走共产党人民民主专政道路，而是走英美的议会道路，“中道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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