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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言避免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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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很快，毛泽东于8月28日从延安到重庆进行谈判。次日，《大公报》发表了王芸生写的题为《毛泽东先生来了！》的社评。文中说，“说来有趣，中国传统的小说、喜剧，内容演述无穷无尽的离合悲欢，最后结果一定是一幕大团圆。以悲剧始，以喜剧终，这可说是中国文学艺术的嗜好。有人认为艺术可以不拘于一格，但中国人有他的传统偏好，我们宁愿如此。现在毛泽东先生来到重庆，他与蒋主席有十九年的阔别，经长期内战，八年抗战，多少离合悲欢，今于国家大胜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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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的评论表达了他自身的愿望，也表达了当时众多中国人的愿望，但是他太天真，把政治想得过于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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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中苏文化协会举行鸡尾酒会，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毛泽东和王芸生都应邀出席。当有人介绍两人认识的时候，毛泽东紧紧握住王芸生的手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希望你们新闻界的朋友多为和平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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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王芸生第二次见到了毛泽东，这回是在重庆红岩新村中共中央南方局办事处。毛泽东和王芸生、《大公报》编辑主任孔昭恺、采访主任王文彬三人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向他们讲解了共产党的政策，以及如何实现和平与民主宪政。毛和王芸生谈得最多，其他两人很少插话。9月20日，毛泽东再次约见他们三人，又进行了一番长谈。当晚，胡政之以个人名义在报馆宴请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人。宴席中，性格耿直的王芸生向毛泽东提出：“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多年受张季鸾的影响，王芸生当然是希望国共双方偃旗息鼓，不要再战。毛泽东思维敏捷，当即回答：“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人家的锅里不许我们做饭啊！”虽然王芸生后来对子女说，当时气氛很好，毛泽东是微笑着说这句话的，但是以毛的性格，如此不受用的话，岂是他爱听的？1953年9月，在一次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和梁漱溟发生激烈争吵，不知何故，恼火的毛泽东话锋一转说：“当年有人不要我们另起炉灶”，会上的王芸生听闻此言，立即站起来，承认这话是他说的，毛泽东没让他坐下，并进行了一通猛批。所以说，八年前真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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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谈判后，毛泽东返回延安，于11月14日将他的旧作《沁园春·雪》发表在重庆的《新民报》上，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表诗词作品。这首词一经刊发，立刻引来各种评论，褒贬不一。国民党的《和平日报》评论这首词时说，“浮光泛影地透出些谋王图霸的初衷，人民的旗号下隐现龙袍”。王芸生看过之后，在写给傅斯年的信中说：“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也”。时隔不久，王芸生在《大公报》发表了他八年前写好的文章《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并加了“补识”。要说这篇连载了四期，洋洋洒洒万字的文章的确可算是一篇史学佳作，但是从刊发时间以及在“补识”中对毛词的针对性看，显然此文是反对帝王思想，要求民治民主。这必然遭到一些左派人士的围攻，郭沫若等人就撰文狂批王芸生。此时毛泽东虽身在延安，但是以他酷爱阅读《大公报》的习惯，不可能没看到王芸生连载数日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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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中道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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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在1945年年底发表的《致中共》和1946年的《可耻的长春之战》彻底引起愤怒。在《致中共》中，王芸生“希望共产党放下军队，为天下政党不拥军队之倡，放下局部特殊政权，以争全国政权。”王芸生这个时候追求和平的思想当然是值得称道，但是他对局势的判断太不实际了，内战已经一触即发，又岂是一介书生作些呼吁就可制止？中共的《新华日报》立即发表反驳社论《与〈大公报〉论国是》，社论是周恩来亲自起草，质问“《大公报》在这里是大公呢？还是大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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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4月，长春局势紧张，苏联方面14日撤离长春，国共两军的战事随即暴发。王芸生听说百姓伤亡严重，便写下社论《可耻的长春之战》，于4月16日发表。社论说“共军让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面督战。徒手的先锋队成堆成群地倒了，消耗了对方的火力之后，才正式开战”。认为这种战术“残忍到极点，也可耻到极点”。共产党方面的报纸当然不答应这样的说法，随即在《新华日报》刊发《可耻的〈大公报〉社论》，以牙还牙，说“对于《大公报》社论作者，凡是国民党法西斯反动派打击人民、残害人民、撕毁诺言、发动内战等事情，哪怕是天大的事，都是不‘可耻’的，只要是人民对于这种反动派还一还手，那就不得了，那就是‘可耻’的了。《大公报》社论作者如此反对人民，应该是够‘可耻’的了吧”。愤怒之情溢于言表，就差对王芸生点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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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共产党这么批评，按说国民党该高兴才对，事实上却并非如此，王芸生对国民党的批评也照样不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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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7月，国民党政府援引《出版法》，把陈铭德、邓季惺夫妇经营的《新民报》查封了。王芸生写了《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批评说：“中国新闻界立言纪事，向来有一种极其畸形的现象，就是对政府大官极不自由，动辄受到停刊封门等处分，而对社会个人则极度自由，造谣中伤，恶意诽谤，受害者无可奈何。这种欺软怕硬的情形，是极丑陋无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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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看《新民报》被封，自然心有戚戚焉。他的言论，更主要是为中国新闻界争取言论和出版自由，蒋介石的“御用笔杆”陈布雷看了王的文章，立即对国民党《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说：“王芸生不是要评论政治，他要指挥政府，甚至指挥最高统帅。这是王芸生在为共产党张目。晋朝阮籍有一句话，叫做‘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我如果年轻十岁，就下海再做记者，和他周旋，不让这般人如此猖狂！我现在可以宣布和王芸生绝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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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和张季鸾本是王芸生最为钦佩的两个人，但是至此陈王的缘分也到头了。陈布雷让陶希圣写反驳文章，陶推出《在野党的特权》一文，说王芸生是“新华社的应声虫”，随后，又写了《王芸生之第三查》的社论，对王开展三查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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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对王芸生的三查指他效忠共产国际、反对美国、扶持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等。双方的反驳言论你来我往，导致王芸生对国民党也不再抱什么希望。张季鸾在世时，蒋介石以“国士”待之，所以他告诫王芸生，在报纸上骂谁都可以，就是不要碰蒋先生。王芸生一直以来遵守张季鸾的教诲，没有指名道姓骂过蒋介石，但是天长日久，他不谙国民党政情，想说就说，想批就批，让蒋介石等人对他深怀不满，不信任感也逐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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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芸生声援《新民报》之前的1946年，他已经招致国民党的反感。当年10月，蒋介石下令召开“国民大会”。而当时国内形势剑拔弩张，确实也不是开“国民大会”的时候，从开幕到闭会，王芸生和《大公报》就一直在泼冷水。闭会次日王所写的社评《国民大会闭幕了》，对刚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点评说，“就文字与精神，在这时代，均不算十分理想。”蒋介石本打算通过“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使自己的政权更正统，没想到权威媒体《大公报》这么不给面子，蒋介石的心情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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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批评共产党也好，斥责国民党也罢，都是“文人论政”的传统思想的体现，是希望中国走向民主、自由、和平的道路，出发点是应当肯定的。但可能和王芸生的做人一样，他的文章也透着急躁的情绪，虽然富有热情，但也言辞专断，这恐怕成为国共双方都不能接受的重要原因。《大公报》同人李纯青曾评价说，“那时《大公报》社论，主要是表现王芸生个人对时事的纵横观”，“不足处是看问题停留于表面，多未深入，而文如其人，不免有些骄蹇自满，独断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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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两头都不待见，哪一方都听不进劝告，让王芸生非常苦闷。1948年1月，《大公报》刊发《自由主义者的信念》，打出“自由主义”旗帜，宣传国共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也就是既不走国民党专制道路，也不走共产党人民民主专政道路，而是走英美的议会道路，“中道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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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形势下，“中道而行”显然无路可行。国民党宣布“自由主义”的代表组织民盟为非法，毛泽东则电告香港、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和文化机构对“某些中产阶级右翼分子的公开的严重的反动倾向加以公开的批评与揭露。”随即，胡绳、郭沫若等人对《大公报》发起猛烈批评。王芸生和《大公报》的“中道而行”势难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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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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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的路怎么走，王芸生非常苦恼。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大公报》，在彼时彼刻，都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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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0月的一天，王芸生召集所有的儿女，宣布说，过几天他将同夫人带着小女儿到台湾做一次休假游览。子女们心生疑虑，因为在政治空气那么紧张的时刻，他们不相信父亲还有闲情逸致去游玩。王芸生说：“这些日子非常疲劳，身体感到不舒适，需要出去散散心。”他含糊地说，少则两天，多则三个月一定回上海。而他的子女全部暂时托付给同事孔昭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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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来的子女觉得父亲这次行程绝非那样简单，只是觉得父亲不说，他们也不便细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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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们的猜测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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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芸生作出离开上海的决定前，《大公报》驻美国的女记者杨刚转道香港飞回上海，作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她，肩负着组织交给的任务，就是做通王芸生的思想工作，推动《大公报》转向人民的阵营。与此同时，《大公报》同人、也是地下党员的李纯青也奉命和王芸生谈心。有一次他直接问王：“王先生，我问你，您愿不愿意到解放区去？”王芸生说：“共产党不要我啊！”过了几天，当李纯青再次去见王芸生时，郑重地告诉他，毛泽东邀请他参加新政协会议。王芸生在确定了这件事属实后，对李纯青说：“甘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包括我本人和我所能代表的《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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