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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批评共产党也好，斥责国民党也罢，都是“文人论政”的传统思想的体现，是希望中国走向民主、自由、和平的道路，出发点是应当肯定的。但可能和王芸生的做人一样，他的文章也透着急躁的情绪，虽然富有热情，但也言辞专断，这恐怕成为国共双方都不能接受的重要原因。《大公报》同人李纯青曾评价说，“那时《大公报》社论，主要是表现王芸生个人对时事的纵横观”，“不足处是看问题停留于表面，多未深入，而文如其人，不免有些骄蹇自满，独断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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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两头都不待见，哪一方都听不进劝告，让王芸生非常苦闷。1948年1月，《大公报》刊发《自由主义者的信念》，打出“自由主义”旗帜，宣传国共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也就是既不走国民党专制道路，也不走共产党人民民主专政道路，而是走英美的议会道路，“中道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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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形势下，“中道而行”显然无路可行。国民党宣布“自由主义”的代表组织民盟为非法，毛泽东则电告香港、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和文化机构对“某些中产阶级右翼分子的公开的严重的反动倾向加以公开的批评与揭露。”随即，胡绳、郭沫若等人对《大公报》发起猛烈批评。王芸生和《大公报》的“中道而行”势难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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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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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的路怎么走，王芸生非常苦恼。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大公报》，在彼时彼刻，都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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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0月的一天，王芸生召集所有的儿女，宣布说，过几天他将同夫人带着小女儿到台湾做一次休假游览。子女们心生疑虑，因为在政治空气那么紧张的时刻，他们不相信父亲还有闲情逸致去游玩。王芸生说：“这些日子非常疲劳，身体感到不舒适，需要出去散散心。”他含糊地说，少则两天，多则三个月一定回上海。而他的子女全部暂时托付给同事孔昭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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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来的子女觉得父亲这次行程绝非那样简单，只是觉得父亲不说，他们也不便细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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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们的猜测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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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芸生作出离开上海的决定前，《大公报》驻美国的女记者杨刚转道香港飞回上海，作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她，肩负着组织交给的任务，就是做通王芸生的思想工作，推动《大公报》转向人民的阵营。与此同时，《大公报》同人、也是地下党员的李纯青也奉命和王芸生谈心。有一次他直接问王：“王先生，我问你，您愿不愿意到解放区去？”王芸生说：“共产党不要我啊！”过了几天，当李纯青再次去见王芸生时，郑重地告诉他，毛泽东邀请他参加新政协会议。王芸生在确定了这件事属实后，对李纯青说：“甘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包括我本人和我所能代表的《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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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王芸生向子女们说准备出去游玩散心的时候，他其实已经作出了明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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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行前，王芸生前往胡公馆探望病重的胡政之。尽管胡政之已经处于昏迷状态，王芸生还是请医护人员和家属回避，他伏在胡政之的耳边将自己的打算全盘托出。胡始终面无表情，但在王起身离开时，似乎有泪光在闪动。王芸生心生不舍，挥泪别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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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王芸生携夫人和小女儿先飞台湾，三天后就到了香港。从香港化装成广东茶房模样，搭上一艘轮船到青岛，3月中旬辗转到了北平。同行的陈叔通、马寅初、柳亚子、叶圣陶、曹禺等二十余人都是文化界名流。到北平，王芸生再次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并且参加了新政协筹备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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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滞留期间，王芸生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社评《和平无望》，这篇文章改变了王芸生以往坚持的反对兵燹、争取和平的立场，呼吁大家忍痛挣扎，争取“真实而持久的和平”。虽然没有明说，其实际意思在于支持人民解放军将战争进行到底。这篇社评标志着王芸生从“中道而行”转向拥护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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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在北平停留了两个月，这两个月对他来说，真可谓洗心革面，翻天覆地。后来他说：“1949年春天，我曾经到北平住了两个月，清算了自己，改造了自己，抛弃了消极玩世而自以为清高的习性，锻炼起积极振作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以期对人民的新中国能尽沧海一粟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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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49年5月，王芸生回到阔别半年的上海时，他的思想变化和服饰变化让子女们都诧异。据女儿王芝芙回忆，王芸生出现在她面前时，头戴军帽，身穿解放军军装，就像一个军人。他还取出一张4月10日的天津《进步日报》，上面有他写的《我到解放区来》。文中说：“我虽出身于贫无立锥之地的苦孩子，且在‘五四’以后投身过大革命的洪流，但基本上仍是走的旧知识分子的路，苦读勤修，出人头地……尽管个人始终固守着一份做人的矜持，也止于旧知识分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想法，不是深入民间的，纵有热情与正义感，却是一种施与式的悲悯，不是与人民大众的疾苦血肉相连的，纵有强烈的爱国心，使我始终站在反帝国主义的阵线上，但未能把握到阶级的立场，笼统的国家观念，是常会被反动的统治阶级利用。……我从事了二十多年的新闻工作，时时策励自己要做一个好记者，但自己未曾坚决地把握到阶级的立场，尽管主观上要做好，而实际已脱离了人民大众。”文章最后，他用四句话勉励自己：“抛弃旧习惯，丢掉旧成见，一切重新学，一切从头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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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芝芙对于父亲如此巨大的思想转变非常意外，尤其当她看到父亲的文章中写道“我这次到解放区来，不是来‘中立’的，也不是来‘独立’的，乃是向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的人民阵营来投降”时，更是不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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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问父亲为什么用“投降”一词。王芸生平静地说：“为这两个字我冥思苦想了很多天，把自己前半生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作了一番认真思考，怀着痛苦的心情与过去决裂，才产生了真正回到人民队伍中来的真情实感。我那颗多年来一直悬浮着的心才落实下来，真可以说是水滴石穿，终于找到了马列主义真理，见到了久已渴望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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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上海再回到上海，王芸生判若两人。因为他所看到的共产党政权确实有别于国民党的政权，国民党统治时期虽说国家统一，也只是名义上的统一，而他此时所见的，是真正的统一，不但有行动上的一致，还有思想上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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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王芸生手里的《进步日报》正是原先的天津《大公报》。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军管会接管国民党《民国日报》，出版中共天津市委机关报《天津日报》，同时命令其他旧有报纸一律停刊待命。《大公报》出完当天报纸后便停刊，报馆上下都无所适从。不久，曾在《大公报》工作过的杨刚、孟秋江和宦乡三人奉命来到报馆，传达了中共中央改组天津《大公报》，出版《进步日报》的决定。《进步日报》这个名字还是毛泽东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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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公报》改名的时候，王芸生正在从香港北上的轮船上。当他知道这个消息时，会是怎样的心情呢？也许是伤感，也许是无奈，这都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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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王芸生抛弃旧我、打造新我的决心，确实很难揣测此时他的内心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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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开国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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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公报》更名后，西方新闻界一片哗然，这让中共高层始料不及，毛泽东决定上海《大公报》名字、人员都不动，照常出版，还是由王芸生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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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16日，上海《大公报》头版刊发了王芸生的长文《大公报新生宣言》，文章称《大公报》“基本上属于官僚资产阶级”报纸，“总的方向是跟着反动派走的”，而且对报馆几十年的历史基本都给予了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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