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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芸生作出离开上海的决定前，《大公报》驻美国的女记者杨刚转道香港飞回上海，作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她，肩负着组织交给的任务，就是做通王芸生的思想工作，推动《大公报》转向人民的阵营。与此同时，《大公报》同人、也是地下党员的李纯青也奉命和王芸生谈心。有一次他直接问王：“王先生，我问你，您愿不愿意到解放区去？”王芸生说：“共产党不要我啊！”过了几天，当李纯青再次去见王芸生时，郑重地告诉他，毛泽东邀请他参加新政协会议。王芸生在确定了这件事属实后，对李纯青说：“甘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包括我本人和我所能代表的《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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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王芸生向子女们说准备出去游玩散心的时候，他其实已经作出了明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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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行前，王芸生前往胡公馆探望病重的胡政之。尽管胡政之已经处于昏迷状态，王芸生还是请医护人员和家属回避，他伏在胡政之的耳边将自己的打算全盘托出。胡始终面无表情，但在王起身离开时，似乎有泪光在闪动。王芸生心生不舍，挥泪别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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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王芸生携夫人和小女儿先飞台湾，三天后就到了香港。从香港化装成广东茶房模样，搭上一艘轮船到青岛，3月中旬辗转到了北平。同行的陈叔通、马寅初、柳亚子、叶圣陶、曹禺等二十余人都是文化界名流。到北平，王芸生再次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并且参加了新政协筹备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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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滞留期间，王芸生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社评《和平无望》，这篇文章改变了王芸生以往坚持的反对兵燹、争取和平的立场，呼吁大家忍痛挣扎，争取“真实而持久的和平”。虽然没有明说，其实际意思在于支持人民解放军将战争进行到底。这篇社评标志着王芸生从“中道而行”转向拥护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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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在北平停留了两个月，这两个月对他来说，真可谓洗心革面，翻天覆地。后来他说：“1949年春天，我曾经到北平住了两个月，清算了自己，改造了自己，抛弃了消极玩世而自以为清高的习性，锻炼起积极振作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以期对人民的新中国能尽沧海一粟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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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49年5月，王芸生回到阔别半年的上海时，他的思想变化和服饰变化让子女们都诧异。据女儿王芝芙回忆，王芸生出现在她面前时，头戴军帽，身穿解放军军装，就像一个军人。他还取出一张4月10日的天津《进步日报》，上面有他写的《我到解放区来》。文中说：“我虽出身于贫无立锥之地的苦孩子，且在‘五四’以后投身过大革命的洪流，但基本上仍是走的旧知识分子的路，苦读勤修，出人头地……尽管个人始终固守着一份做人的矜持，也止于旧知识分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想法，不是深入民间的，纵有热情与正义感，却是一种施与式的悲悯，不是与人民大众的疾苦血肉相连的，纵有强烈的爱国心，使我始终站在反帝国主义的阵线上，但未能把握到阶级的立场，笼统的国家观念，是常会被反动的统治阶级利用。……我从事了二十多年的新闻工作，时时策励自己要做一个好记者，但自己未曾坚决地把握到阶级的立场，尽管主观上要做好，而实际已脱离了人民大众。”文章最后，他用四句话勉励自己：“抛弃旧习惯，丢掉旧成见，一切重新学，一切从头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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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芝芙对于父亲如此巨大的思想转变非常意外，尤其当她看到父亲的文章中写道“我这次到解放区来，不是来‘中立’的，也不是来‘独立’的，乃是向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的人民阵营来投降”时，更是不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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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问父亲为什么用“投降”一词。王芸生平静地说：“为这两个字我冥思苦想了很多天，把自己前半生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作了一番认真思考，怀着痛苦的心情与过去决裂，才产生了真正回到人民队伍中来的真情实感。我那颗多年来一直悬浮着的心才落实下来，真可以说是水滴石穿，终于找到了马列主义真理，见到了久已渴望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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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上海再回到上海，王芸生判若两人。因为他所看到的共产党政权确实有别于国民党的政权，国民党统治时期虽说国家统一，也只是名义上的统一，而他此时所见的，是真正的统一，不但有行动上的一致，还有思想上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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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王芸生手里的《进步日报》正是原先的天津《大公报》。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军管会接管国民党《民国日报》，出版中共天津市委机关报《天津日报》，同时命令其他旧有报纸一律停刊待命。《大公报》出完当天报纸后便停刊，报馆上下都无所适从。不久，曾在《大公报》工作过的杨刚、孟秋江和宦乡三人奉命来到报馆，传达了中共中央改组天津《大公报》，出版《进步日报》的决定。《进步日报》这个名字还是毛泽东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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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公报》改名的时候，王芸生正在从香港北上的轮船上。当他知道这个消息时，会是怎样的心情呢？也许是伤感，也许是无奈，这都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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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王芸生抛弃旧我、打造新我的决心，确实很难揣测此时他的内心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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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开国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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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公报》更名后，西方新闻界一片哗然，这让中共高层始料不及，毛泽东决定上海《大公报》名字、人员都不动，照常出版，还是由王芸生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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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16日，上海《大公报》头版刊发了王芸生的长文《大公报新生宣言》，文章称《大公报》“基本上属于官僚资产阶级”报纸，“总的方向是跟着反动派走的”，而且对报馆几十年的历史基本都给予了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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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说报纸“属于官僚资产阶级”，过于勉强，因为当年吴鼎昌拿出五万元办报纸，完全属于民间资本，谈不上官办。虽然有政治背景的原因，但是王芸生这样写文章，一定也刺痛了很多报馆同人的心。某种意义上讲，《大公报》获得了新生，而胡政之、张季鸾等人所倡导的“大公精神”却已渐行渐远，消逝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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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阶段，担任社长兼总编辑的王芸生亲历了大事件。9月4日，他和梅兰芳、金仲华、徐铸成等人从上海乘火车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筹备期间，他参加了《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的分组讨论。21日，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作为七名新闻界的代表之一，王芸生光荣参会。更让他激动不已的是，10月1日，他和代表们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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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盛典》一文中写道：“举目天安门前的人民广场，人如大海，旗翻红浪，平时未曾见过的一个大场面就在眼前。我庆幸个人此生不虚，更庆幸中国由此进入了一个人民民主的时代。”在那样激情澎湃的时刻，王芸生也被深深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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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以阶级作为划分人群标准的年代，王芸生以为自己可以融入新社会的想法很快就被现实的巨浪所吞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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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王芸生在加入新组织的问题上遇到了困难。首先是工会他能不能参加的问题。上海《大公报》虽然属于民营企业，但照样成立了工会，可是具体到王芸生能否参加工会，问题就来了。胡政之生前给王芸生配过“劳绩股”，有人据此说他属于资方，能不能加入工会要讨论讨论。就这点事，不但惊动了上海市委，还报到了政务院。最后上级答复：王芸生可以加入工会，但不表明他就是工人阶级一员。其次是加入中苏友好协会。那时候中苏关系密切，加入这个协会是思想进步的表现，王芸生准备加入的时候，有人又质疑了，说他多年来一贯“反苏”，不能加入协会。后来也是上级批准才加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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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个组织这么难，让王芸生多少有些挫折感。尽管投入人民阵营的王芸生这时干劲十足，已经50岁仍坚持每天写一篇文章，但很快对什么叫“唯阶级论”有了更深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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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王芸生被儿子所在中学的教导主任邀请去做报告，其间谈到了解放前夕在上海《大公报》上连载的连环漫画“三毛流浪记”。他说，自己一家和很多读者一样，也爱看《三毛流浪记》，一天看到“推车上桥”和“得不偿失”两个故事后，他们夫妇坐黄包车上桥时就主动下车，让“流浪儿”推空车过桥，还给他们小费。报告做完后，没想到教导主任叫大家都不要走，随即，当着王芸生的面，对他的报告进行了大批判，说“我们无产阶级决不要资产阶级的‘臭钱’！”王芸生无比尴尬，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是好。据说他后来谢绝了一切演讲，并且绝口不提《三毛流浪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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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次是和张春桥一起开会。张时任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说话喜欢冷嘲热讽。当天在张对上海各家报纸的负责人讲话时，王芸生发现这位副局长说得牛头不对马嘴，便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说“不是那么回事”，这下可捅了娄子，张春桥脸色大变，阴阳怪气地说：“我是打仗进北京的，原是土包子，不像王先生那样和大人物来往，见过大世面。说错了，请你王先生指教。”王芸生顿时无语，会场气氛几乎凝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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