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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芝芙对于父亲如此巨大的思想转变非常意外,尤其当她看到父亲的文章中写道“我这次到解放区来,不是来‘中立’的,也不是来‘独立’的,乃是向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的人民阵营来投降”时,更是不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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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问父亲为什么用“投降”一词。王芸生平静地说:“为这两个字我冥思苦想了很多天,把自己前半生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作了一番认真思考,怀着痛苦的心情与过去决裂,才产生了真正回到人民队伍中来的真情实感。我那颗多年来一直悬浮着的心才落实下来,真可以说是水滴石穿,终于找到了马列主义真理,见到了久已渴望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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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上海再回到上海,王芸生判若两人。因为他所看到的共产党政权确实有别于国民党的政权,国民党统治时期虽说国家统一,也只是名义上的统一,而他此时所见的,是真正的统一,不但有行动上的一致,还有思想上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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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王芸生手里的《进步日报》正是原先的天津《大公报》。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军管会接管国民党《民国日报》,出版中共天津市委机关报《天津日报》,同时命令其他旧有报纸一律停刊待命。《大公报》出完当天报纸后便停刊,报馆上下都无所适从。不久,曾在《大公报》工作过的杨刚、孟秋江和宦乡三人奉命来到报馆,传达了中共中央改组天津《大公报》,出版《进步日报》的决定。《进步日报》这个名字还是毛泽东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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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公报》改名的时候,王芸生正在从香港北上的轮船上。当他知道这个消息时,会是怎样的心情呢?也许是伤感,也许是无奈,这都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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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王芸生抛弃旧我、打造新我的决心,确实很难揣测此时他的内心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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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开国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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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公报》更名后,西方新闻界一片哗然,这让中共高层始料不及,毛泽东决定上海《大公报》名字、人员都不动,照常出版,还是由王芸生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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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16日,上海《大公报》头版刊发了王芸生的长文《大公报新生宣言》,文章称《大公报》“基本上属于官僚资产阶级”报纸,“总的方向是跟着反动派走的”,而且对报馆几十年的历史基本都给予了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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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说报纸“属于官僚资产阶级”,过于勉强,因为当年吴鼎昌拿出五万元办报纸,完全属于民间资本,谈不上官办。虽然有政治背景的原因,但是王芸生这样写文章,一定也刺痛了很多报馆同人的心。某种意义上讲,《大公报》获得了新生,而胡政之、张季鸾等人所倡导的“大公精神”却已渐行渐远,消逝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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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阶段,担任社长兼总编辑的王芸生亲历了大事件。9月4日,他和梅兰芳、金仲华、徐铸成等人从上海乘火车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筹备期间,他参加了《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的分组讨论。21日,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作为七名新闻界的代表之一,王芸生光荣参会。更让他激动不已的是,10月1日,他和代表们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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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盛典》一文中写道:“举目天安门前的人民广场,人如大海,旗翻红浪,平时未曾见过的一个大场面就在眼前。我庆幸个人此生不虚,更庆幸中国由此进入了一个人民民主的时代。”在那样激情澎湃的时刻,王芸生也被深深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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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以阶级作为划分人群标准的年代,王芸生以为自己可以融入新社会的想法很快就被现实的巨浪所吞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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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王芸生在加入新组织的问题上遇到了困难。首先是工会他能不能参加的问题。上海《大公报》虽然属于民营企业,但照样成立了工会,可是具体到王芸生能否参加工会,问题就来了。胡政之生前给王芸生配过“劳绩股”,有人据此说他属于资方,能不能加入工会要讨论讨论。就这点事,不但惊动了上海市委,还报到了政务院。最后上级答复:王芸生可以加入工会,但不表明他就是工人阶级一员。其次是加入中苏友好协会。那时候中苏关系密切,加入这个协会是思想进步的表现,王芸生准备加入的时候,有人又质疑了,说他多年来一贯“反苏”,不能加入协会。后来也是上级批准才加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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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个组织这么难,让王芸生多少有些挫折感。尽管投入人民阵营的王芸生这时干劲十足,已经50岁仍坚持每天写一篇文章,但很快对什么叫“唯阶级论”有了更深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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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王芸生被儿子所在中学的教导主任邀请去做报告,其间谈到了解放前夕在上海《大公报》上连载的连环漫画“三毛流浪记”。他说,自己一家和很多读者一样,也爱看《三毛流浪记》,一天看到“推车上桥”和“得不偿失”两个故事后,他们夫妇坐黄包车上桥时就主动下车,让“流浪儿”推空车过桥,还给他们小费。报告做完后,没想到教导主任叫大家都不要走,随即,当着王芸生的面,对他的报告进行了大批判,说“我们无产阶级决不要资产阶级的‘臭钱’!”王芸生无比尴尬,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是好。据说他后来谢绝了一切演讲,并且绝口不提《三毛流浪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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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次是和张春桥一起开会。张时任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说话喜欢冷嘲热讽。当天在张对上海各家报纸的负责人讲话时,王芸生发现这位副局长说得牛头不对马嘴,便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说“不是那么回事”,这下可捅了娄子,张春桥脸色大变,阴阳怪气地说:“我是打仗进北京的,原是土包子,不像王先生那样和大人物来往,见过大世面。说错了,请你王先生指教。”王芸生顿时无语,会场气氛几乎凝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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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发现,无论自己如何努力,如何反省,都很难被周围的环境所接受,因为他在国统区的生活背景,他曾经的阶级立场,都决定了即使把从前的自己粉碎,也依然会被别人认做资产阶级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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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时光沉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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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境遇尚且可以应付,报社的生存出问题麻烦就大了。解放初期,上海《大公报》的销量还很大,日销16万份。可是好景不长,到了1952年,销量节节下降,广告收入自然也跟着下降。王芸生感到很不安,报纸眼看着办不下去了,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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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忖再三,他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托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转呈。信中说了报社的困难,并请教解决之道。仅仅一周后,北京方面就来通知,让王芸生进京见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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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京后,王芸生在彭真、胡乔木的陪同下,来到中南海丰泽园面见主席。毛泽东刚游完泳,他请几位坐在藤椅上,听完王芸生的汇报后当即定调子:“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迁京,择地建新址。报名仍叫《大公报》,作为全国性报纸,报道分工是国际新闻和财经政策。两报合并迁京后,富余人员由津沪两地政府负责接收,安排适当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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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来得太突然,王芸生激动地说不出话来。临走时,毛泽东还很风趣地说:“大公王,恭喜你收复失地了啊!”他的意思是天津《大公报》已经改名《进步日报》,现在又改回了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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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信让《大公报》柳暗花明,再度成为全国性报纸,这让王芸生欣喜异常。因为在北京选址筹建尚需时间,上海《大公报》便先迁到天津和《进步日报》合并,于1953年元旦暂时在天津出版,直到1956年,终于搬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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