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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芝芙对于父亲如此巨大的思想转变非常意外，尤其当她看到父亲的文章中写道“我这次到解放区来，不是来‘中立’的，也不是来‘独立’的，乃是向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的人民阵营来投降”时，更是不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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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问父亲为什么用“投降”一词。王芸生平静地说：“为这两个字我冥思苦想了很多天，把自己前半生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作了一番认真思考，怀着痛苦的心情与过去决裂，才产生了真正回到人民队伍中来的真情实感。我那颗多年来一直悬浮着的心才落实下来，真可以说是水滴石穿，终于找到了马列主义真理，见到了久已渴望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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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上海再回到上海，王芸生判若两人。因为他所看到的共产党政权确实有别于国民党的政权，国民党统治时期虽说国家统一，也只是名义上的统一，而他此时所见的，是真正的统一，不但有行动上的一致，还有思想上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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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王芸生手里的《进步日报》正是原先的天津《大公报》。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军管会接管国民党《民国日报》，出版中共天津市委机关报《天津日报》，同时命令其他旧有报纸一律停刊待命。《大公报》出完当天报纸后便停刊，报馆上下都无所适从。不久，曾在《大公报》工作过的杨刚、孟秋江和宦乡三人奉命来到报馆，传达了中共中央改组天津《大公报》，出版《进步日报》的决定。《进步日报》这个名字还是毛泽东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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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公报》改名的时候，王芸生正在从香港北上的轮船上。当他知道这个消息时，会是怎样的心情呢？也许是伤感，也许是无奈，这都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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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王芸生抛弃旧我、打造新我的决心，确实很难揣测此时他的内心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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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开国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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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公报》更名后，西方新闻界一片哗然，这让中共高层始料不及，毛泽东决定上海《大公报》名字、人员都不动，照常出版，还是由王芸生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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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16日，上海《大公报》头版刊发了王芸生的长文《大公报新生宣言》，文章称《大公报》“基本上属于官僚资产阶级”报纸，“总的方向是跟着反动派走的”，而且对报馆几十年的历史基本都给予了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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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说报纸“属于官僚资产阶级”，过于勉强，因为当年吴鼎昌拿出五万元办报纸，完全属于民间资本，谈不上官办。虽然有政治背景的原因，但是王芸生这样写文章，一定也刺痛了很多报馆同人的心。某种意义上讲，《大公报》获得了新生，而胡政之、张季鸾等人所倡导的“大公精神”却已渐行渐远，消逝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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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阶段，担任社长兼总编辑的王芸生亲历了大事件。9月4日，他和梅兰芳、金仲华、徐铸成等人从上海乘火车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筹备期间，他参加了《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的分组讨论。21日，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作为七名新闻界的代表之一，王芸生光荣参会。更让他激动不已的是，10月1日，他和代表们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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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盛典》一文中写道：“举目天安门前的人民广场，人如大海，旗翻红浪，平时未曾见过的一个大场面就在眼前。我庆幸个人此生不虚，更庆幸中国由此进入了一个人民民主的时代。”在那样激情澎湃的时刻，王芸生也被深深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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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以阶级作为划分人群标准的年代，王芸生以为自己可以融入新社会的想法很快就被现实的巨浪所吞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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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王芸生在加入新组织的问题上遇到了困难。首先是工会他能不能参加的问题。上海《大公报》虽然属于民营企业，但照样成立了工会，可是具体到王芸生能否参加工会，问题就来了。胡政之生前给王芸生配过“劳绩股”，有人据此说他属于资方，能不能加入工会要讨论讨论。就这点事，不但惊动了上海市委，还报到了政务院。最后上级答复：王芸生可以加入工会，但不表明他就是工人阶级一员。其次是加入中苏友好协会。那时候中苏关系密切，加入这个协会是思想进步的表现，王芸生准备加入的时候，有人又质疑了，说他多年来一贯“反苏”，不能加入协会。后来也是上级批准才加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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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个组织这么难，让王芸生多少有些挫折感。尽管投入人民阵营的王芸生这时干劲十足，已经50岁仍坚持每天写一篇文章，但很快对什么叫“唯阶级论”有了更深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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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王芸生被儿子所在中学的教导主任邀请去做报告，其间谈到了解放前夕在上海《大公报》上连载的连环漫画“三毛流浪记”。他说，自己一家和很多读者一样，也爱看《三毛流浪记》，一天看到“推车上桥”和“得不偿失”两个故事后，他们夫妇坐黄包车上桥时就主动下车，让“流浪儿”推空车过桥，还给他们小费。报告做完后，没想到教导主任叫大家都不要走，随即，当着王芸生的面，对他的报告进行了大批判，说“我们无产阶级决不要资产阶级的‘臭钱’！”王芸生无比尴尬，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是好。据说他后来谢绝了一切演讲，并且绝口不提《三毛流浪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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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次是和张春桥一起开会。张时任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说话喜欢冷嘲热讽。当天在张对上海各家报纸的负责人讲话时，王芸生发现这位副局长说得牛头不对马嘴，便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说“不是那么回事”，这下可捅了娄子，张春桥脸色大变，阴阳怪气地说：“我是打仗进北京的，原是土包子，不像王先生那样和大人物来往，见过大世面。说错了，请你王先生指教。”王芸生顿时无语，会场气氛几乎凝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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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发现，无论自己如何努力，如何反省，都很难被周围的环境所接受，因为他在国统区的生活背景，他曾经的阶级立场，都决定了即使把从前的自己粉碎，也依然会被别人认做资产阶级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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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时光沉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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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境遇尚且可以应付，报社的生存出问题麻烦就大了。解放初期，上海《大公报》的销量还很大，日销16万份。可是好景不长，到了1952年，销量节节下降，广告收入自然也跟着下降。王芸生感到很不安，报纸眼看着办不下去了，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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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忖再三，他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托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转呈。信中说了报社的困难，并请教解决之道。仅仅一周后，北京方面就来通知，让王芸生进京见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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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京后，王芸生在彭真、胡乔木的陪同下，来到中南海丰泽园面见主席。毛泽东刚游完泳，他请几位坐在藤椅上，听完王芸生的汇报后当即定调子：“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迁京，择地建新址。报名仍叫《大公报》，作为全国性报纸，报道分工是国际新闻和财经政策。两报合并迁京后，富余人员由津沪两地政府负责接收，安排适当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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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来得太突然，王芸生激动地说不出话来。临走时，毛泽东还很风趣地说：“大公王，恭喜你收复失地了啊！”他的意思是天津《大公报》已经改名《进步日报》，现在又改回了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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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信让《大公报》柳暗花明，再度成为全国性报纸，这让王芸生欣喜异常。因为在北京选址筹建尚需时间，上海《大公报》便先迁到天津和《进步日报》合并，于1953年元旦暂时在天津出版，直到1956年，终于搬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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