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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个组织这么难，让王芸生多少有些挫折感。尽管投入人民阵营的王芸生这时干劲十足，已经50岁仍坚持每天写一篇文章，但很快对什么叫“唯阶级论”有了更深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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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王芸生被儿子所在中学的教导主任邀请去做报告，其间谈到了解放前夕在上海《大公报》上连载的连环漫画“三毛流浪记”。他说，自己一家和很多读者一样，也爱看《三毛流浪记》，一天看到“推车上桥”和“得不偿失”两个故事后，他们夫妇坐黄包车上桥时就主动下车，让“流浪儿”推空车过桥，还给他们小费。报告做完后，没想到教导主任叫大家都不要走，随即，当着王芸生的面，对他的报告进行了大批判，说“我们无产阶级决不要资产阶级的‘臭钱’！”王芸生无比尴尬，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是好。据说他后来谢绝了一切演讲，并且绝口不提《三毛流浪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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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次是和张春桥一起开会。张时任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说话喜欢冷嘲热讽。当天在张对上海各家报纸的负责人讲话时，王芸生发现这位副局长说得牛头不对马嘴，便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说“不是那么回事”，这下可捅了娄子，张春桥脸色大变，阴阳怪气地说：“我是打仗进北京的，原是土包子，不像王先生那样和大人物来往，见过大世面。说错了，请你王先生指教。”王芸生顿时无语，会场气氛几乎凝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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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发现，无论自己如何努力，如何反省，都很难被周围的环境所接受，因为他在国统区的生活背景，他曾经的阶级立场，都决定了即使把从前的自己粉碎，也依然会被别人认做资产阶级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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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时光沉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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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境遇尚且可以应付，报社的生存出问题麻烦就大了。解放初期，上海《大公报》的销量还很大，日销16万份。可是好景不长，到了1952年，销量节节下降，广告收入自然也跟着下降。王芸生感到很不安，报纸眼看着办不下去了，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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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忖再三，他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托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转呈。信中说了报社的困难，并请教解决之道。仅仅一周后，北京方面就来通知，让王芸生进京见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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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京后，王芸生在彭真、胡乔木的陪同下，来到中南海丰泽园面见主席。毛泽东刚游完泳，他请几位坐在藤椅上，听完王芸生的汇报后当即定调子：“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迁京，择地建新址。报名仍叫《大公报》，作为全国性报纸，报道分工是国际新闻和财经政策。两报合并迁京后，富余人员由津沪两地政府负责接收，安排适当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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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来得太突然，王芸生激动地说不出话来。临走时，毛泽东还很风趣地说：“大公王，恭喜你收复失地了啊！”他的意思是天津《大公报》已经改名《进步日报》，现在又改回了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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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信让《大公报》柳暗花明，再度成为全国性报纸，这让王芸生欣喜异常。因为在北京选址筹建尚需时间，上海《大公报》便先迁到天津和《进步日报》合并，于1953年元旦暂时在天津出版，直到1956年，终于搬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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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因为毛泽东给《大公报》定的方向是报道国际新闻和财经新闻，报纸显然已从综合性报纸变成了专业性报纸，但王芸生一直按照毛所制定的方针办事，从没有动摇过，即使有人建议他加强文教方面的内容，也被他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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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京不久，“反右”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当时王芸生在文化部举办的哲学班学习，没有参加民主人士和新闻界的座谈会。本以为自己没发表什么言论，没有“鸣放”，斗争的矛头到不了他这里，谁料到在一次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批判会上，他还是被点了名。王芸生惶恐不已，他估计自己必被定为“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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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忐忑不安的时候，老朋友曹谷冰奉命来找他了，告诉他只要在某些问题上作些检查就可以过关。王芸生听从了曹的话，写了检查稿，果然过关，没被打成“右派”。几年后，他才知道，原来是毛泽东打了招呼，把他保下来。毛的意思是：《光明日报》、《文汇报》和《大公报》三家都是民间报纸，《光明日报》的储安平和《文汇报》的徐铸成都是“右派”了，《大公报》的王芸生就放他一马吧。这样，王才在“反右”斗争中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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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此期间，他因为说了不利于老同事、老朋友李纯青的话而终生抱憾。李纯青可以说是把他带到解放区的人，审查王芸生的人一再让他交代与李纯青的关系，并说他们已经非常清楚，“主要考验你是否向党交心”。并向王芸生保证：“只是组织知道一下就行了，不会扩散，对李纯青不会有什么影响。难道你连党中央都不相信了吗？”在这样的情况下，王芸生写出了“交代材料”，而从此李纯青却如石沉大海，再无音信。王芸生认为自己愧对老友，直到临终，心里的疙瘩也一直无法解开。当李纯青后来到病房看他时，他已经没有知觉，来日无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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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尽管躲过一劫，但王芸生所受到的身心伤害是不言而喻的。他从此经常闷闷不乐，还患上了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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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不再管理报社的具体业务，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两件事上，即撰写《大公报》史和修订《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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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周恩来亲自找到王芸生，让他写《大公报》史，王芸生一再推脱，他感觉写史这事还是交给后人为好，自己作为当事人不宜对《大公报》盖棺定论。当周恩来第三次就此事和他谈时，明确告诉他这是毛泽东的意思。王芸生这个时候才无可奈何，只得从命。他和曹谷冰用了两年时间，查阅多年的报纸，终于写成《英敛之时期的旧大公报》和《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两篇长文，在后一篇文章中，王芸生不仅对自己，也对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等人用了极为刻薄和污秽的语言。后来，他对自己写的这篇文章痛悔不已，说是“平生最大的违心之作”。对于恩师张季鸾，他更感到对不起，原本他有给张季鸾写传记的打算，最后却没有实现，逝世前，他手拿着一张白纸喃喃自语：“寄给他，寄给他，我的白卷……”让周围的观者倍感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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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5月3日，王芸生病逝于北京。其实，作为一个报人的王芸生，生命在1957年就已经终止；而作为一个民间报人的王芸生，生命在解放前夕就已经结束。学者傅国涌评价他时，不无惋惜地说：“在他手里继续捍卫了民间报纸‘文人论政’的传统，当然也是他参与掐断了这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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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如此，环境使然。王芸生的无奈更与何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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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领袖：民国报人出版人小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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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汪凌．张元济——书卷中岁月悠长[M]．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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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学继．出版巨擘张元济传[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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