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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与本书译者沈苏儒（右）、贾宗谊（中）和钱雨润（左）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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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妻子黄浣碧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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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1706126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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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第一章 十字路口——西行·东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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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罗盘据说是指向北方的。发明罗盘的中国人却称它为“指南针”。指北或是指南并不影响它辨明各种方向的功能，但它确实会使人注意到事物的相对性和观念的多极性，以及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的关于对立面的统一和相互关联的深刻认识。这种认识甚至已融入他们的日常用语之中。比如英文里的“How much？”或“How many？”在中文里就成了“多少？”任何东西的长度都说成“长短”。具有更深刻意蕴的是中国话里“危机”这个美妙而富于哲理的名词，直译成英文就是“danger-opportunity”（危险—机会），它反映了对立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往任一方向发展的潜在可能性。在现实生活中正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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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方的观点看，以欧洲为中心，中国是在“远东”。但如果从中国再继续往东，就到了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对欧洲人来说，这应该是“远西”了。从加利福尼亚往西走却又回到了欧洲人眼中的“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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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章中所写的是我和已故妻子邱茉莉在婚后生活中处在时空十字路口的一段经历。离开中国到“西方”去，却使我们更紧密地同中国联系在一起，并且成为我们回归中国历程中的第一个阶段。无论从地域或社会根源上说，我们两人都不相同，但我们受到了同一世界历史潮流的冲击，使回归中国成为我们两人的选择——或者说，历史为我们两人所作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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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1944年。地点是重庆——国民党中国的战时首都。我和邱茉莉长达40年的婚姻生活刚开始不久。我们正要动身到美国去，途经她的家乡英国。她是英格兰人，出身于一个地主绅士家庭。我是一个无国籍犹太人，在波兰出生，在中国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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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道路上横亘着一座规章制度的大山。我需要有签证，但像我这样的人是很难获得签证的。英国长期实行一种大男子主义的野蛮立法，一个英国妇女如果嫁给一个外国人，那么她就丧失英国公民资格，并应该去取得她丈夫所属国家的公民资格。这一规定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党上台才取消。所以邱茉莉嫁给我就有丧失她自己的英国护照甚至英国国籍的危险。但她以我无国籍为理由，要求保留她自己的英国国籍。即使我“无国籍”这一点也还要查验。重庆英国领事馆的领事官对她嘀咕道：“那个人总有个出生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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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精明的小子。我当然有出生地——华沙，1915年。但在官僚政治地理中这算是什么地方？在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三国瓜分波兰的约200年中，华沙地区属于沙皇俄国。直到我出生之后，华沙才重新成为一个独立的波兰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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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从种族上讲，我又不是波兰人。在“二战”前，波兰政府是半法西斯、半排犹的政府（大学里犹太学生须分坐就是一例），所以我也没有波兰的身份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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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总算有了一个解决办法。就是这个波兰政府（当时是在伦敦的流亡政府）在重庆有个大使。对他来说，我的犹太血统、我的政治倾向以及我本人对他都毫无用处，所以他乐于证明，从法律上讲，我不是波兰人。这对邱茉莉来说是意外的优待，她可以因此而保留她的英国国籍了。对我来说，虽然从法律上讲我什么人也不是，但因为我有一个合法的英国籍妻子，所以我有资格作为配偶去访问她的国家。但有一个条件，即：我只能在赴美国途中（我们都已有美国的入境签证）在英国作短暂的过境停留，这样我就不可能赖在英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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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后，从公开的档案中我了解到，当年在是否批准我入境的问题上，英国外交部内部是有争论的。有一个官员暴戾地批示：无任何理由准许入境。另一个官员态度比较温和一些，他写道，因为我刚从延安回来，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尚未结束的对日作战中可能发挥的作用，我也许能提供一些信息。即使如此，他仍写道：“当然，爱泼斯坦是彻头彻尾迷上了延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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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常把我因无国籍而带来的麻烦当成笑话讲，以显示在我们这个世纪的早期，世情是多么蒙昧。但到这个世纪的末期，我的幽默感消失了。全世界的难民队伍——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无国籍——又在冷酷无情地增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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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出身截然不同的邱茉莉和我怎么会成为终身伴侣，而且是在中国？答案不仅在我们本身，还在20世纪的历史怒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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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历史怒潮使我的父母带着刚出世不久的我在1915年来到了中国。他们是从维尔纽斯来的，这个地方在他们出生时是俄国统治区，后来成了波兰占领区，今天则是立陶宛的首都。作为社会主义者——而且是犹太人社会主义者，他们在沙皇统治下都坐过牢或被流放过，罪名是参加了同流产的1905年革命有关的活动，这是他们政治生涯的巅峰时期。后来，他们成了居无定所的漂泊者，先在西欧各地，最后来到亚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风暴把我的父亲吹到了日本。他的职业是会计，在俄属波兰一家同西欧做生意的贸易公司工作。因为原来的商路被德国战线隔断，原有的贸易不得不舍近求远，转移到太平洋转口，经常是通过日本的港口。因此，父亲被派到了神户。这时，德军正向华沙挺进。为了避免家庭长期分离，母亲带着我长途跋涉，经过西伯利亚铁路，来到日本同父亲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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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2月，俄国的沙皇专制政权被推翻。父亲马上从日本赶回革命的首都彼得格勒去同老同志们会合。当时在海外的俄国人和俄国属地的臣民，同后来散居国外的“白”俄是很不相同的。他们大多反对沙皇制度，所以都兴高采烈地纷纷返回革命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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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想把母亲和我也接回国，所以叫母亲到中国的哈尔滨暂住，以便坐火车回去。但等父亲到哈尔滨来接我们时，“白”军在西伯利亚造反，切断了铁路交通。到20年代初期，苏维埃政府修复了西伯利亚铁路。但这时苏维埃政府同我父亲所属的社会主义派别（“犹太劳动同盟”）之间的分歧扩大。这样一些客观上的和主观上的因素纠缠在一起，使我们在中国住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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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哈尔滨移居天津——一个“通商口岸”，城里有各国“租界”。英、美的影响力居于主导地位，不论是经济、政治、军事，还是文化方面都如此。我从五岁起就在外国学校上学，使得英语成为我运用最方便的语言，最后又成为我所选择的职业——新闻——所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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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父母的社会主义思想对我的影响仍然存在，这种思想同我所受的殖民主义类型的学校教育是截然矛盾的。它使我对于外国主宰中国的种种现实感到不合理和不公平。加之在我这一代人看来，俄国十月革命代表了社会主义。作为十月革命前驱的1905年革命和1917年二月革命，对我父母来说都是活生生的事实，但对我来说却已是“史前史”了。3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蚕食鲸吞以及伴随着的种种恐怖行径——发生在我身边、为我耳闻目见——使我觉醒，对中国人民正在掀起的全民族的革命浪潮产生越来越深的同情。这一革命浪潮既表现在对日本侵略的武装抵抗中，也表现在1935年北京学生的抗日示威游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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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行动是全球性反法西斯浪潮的一部分。希特勒在德国的兴起，以及德、意对西班牙法西斯叛军推翻共和国的武装支持，都显示出法西斯主义对全世界的威胁正在增长。西班牙和中国是反对欧洲法西斯国家及其盟国日本武装侵略的两处最早的战场，两者之间的联系是不难感觉到的，它们赢得了世界各地反法西斯力量的敬佩和援助。如果我是在欧洲，我会用我的笔和舌为西班牙战斗，也可能在“国际纵队”中用枪来战斗。但我是在中国，这里一场革命正在进行，我越来越强烈地为这场革命及其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所吸引。我工作的报馆和通讯社，除偶有例外，都属于右翼；而我的联系对象——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却越来越多是左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