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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后，从公开的档案中我了解到，当年在是否批准我入境的问题上，英国外交部内部是有争论的。有一个官员暴戾地批示：无任何理由准许入境。另一个官员态度比较温和一些，他写道，因为我刚从延安回来，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尚未结束的对日作战中可能发挥的作用，我也许能提供一些信息。即使如此，他仍写道：“当然，爱泼斯坦是彻头彻尾迷上了延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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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常把我因无国籍而带来的麻烦当成笑话讲，以显示在我们这个世纪的早期，世情是多么蒙昧。但到这个世纪的末期，我的幽默感消失了。全世界的难民队伍——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无国籍——又在冷酷无情地增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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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出身截然不同的邱茉莉和我怎么会成为终身伴侣，而且是在中国？答案不仅在我们本身，还在20世纪的历史怒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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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历史怒潮使我的父母带着刚出世不久的我在1915年来到了中国。他们是从维尔纽斯来的，这个地方在他们出生时是俄国统治区，后来成了波兰占领区，今天则是立陶宛的首都。作为社会主义者——而且是犹太人社会主义者，他们在沙皇统治下都坐过牢或被流放过，罪名是参加了同流产的1905年革命有关的活动，这是他们政治生涯的巅峰时期。后来，他们成了居无定所的漂泊者，先在西欧各地，最后来到亚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风暴把我的父亲吹到了日本。他的职业是会计，在俄属波兰一家同西欧做生意的贸易公司工作。因为原来的商路被德国战线隔断，原有的贸易不得不舍近求远，转移到太平洋转口，经常是通过日本的港口。因此，父亲被派到了神户。这时，德军正向华沙挺进。为了避免家庭长期分离，母亲带着我长途跋涉，经过西伯利亚铁路，来到日本同父亲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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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2月，俄国的沙皇专制政权被推翻。父亲马上从日本赶回革命的首都彼得格勒去同老同志们会合。当时在海外的俄国人和俄国属地的臣民，同后来散居国外的“白”俄是很不相同的。他们大多反对沙皇制度，所以都兴高采烈地纷纷返回革命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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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想把母亲和我也接回国，所以叫母亲到中国的哈尔滨暂住，以便坐火车回去。但等父亲到哈尔滨来接我们时，“白”军在西伯利亚造反，切断了铁路交通。到20年代初期，苏维埃政府修复了西伯利亚铁路。但这时苏维埃政府同我父亲所属的社会主义派别（“犹太劳动同盟”）之间的分歧扩大。这样一些客观上的和主观上的因素纠缠在一起，使我们在中国住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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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哈尔滨移居天津——一个“通商口岸”，城里有各国“租界”。英、美的影响力居于主导地位，不论是经济、政治、军事，还是文化方面都如此。我从五岁起就在外国学校上学，使得英语成为我运用最方便的语言，最后又成为我所选择的职业——新闻——所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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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父母的社会主义思想对我的影响仍然存在，这种思想同我所受的殖民主义类型的学校教育是截然矛盾的。它使我对于外国主宰中国的种种现实感到不合理和不公平。加之在我这一代人看来，俄国十月革命代表了社会主义。作为十月革命前驱的1905年革命和1917年二月革命，对我父母来说都是活生生的事实，但对我来说却已是“史前史”了。3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蚕食鲸吞以及伴随着的种种恐怖行径——发生在我身边、为我耳闻目见——使我觉醒，对中国人民正在掀起的全民族的革命浪潮产生越来越深的同情。这一革命浪潮既表现在对日本侵略的武装抵抗中，也表现在1935年北京学生的抗日示威游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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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行动是全球性反法西斯浪潮的一部分。希特勒在德国的兴起，以及德、意对西班牙法西斯叛军推翻共和国的武装支持，都显示出法西斯主义对全世界的威胁正在增长。西班牙和中国是反对欧洲法西斯国家及其盟国日本武装侵略的两处最早的战场，两者之间的联系是不难感觉到的，它们赢得了世界各地反法西斯力量的敬佩和援助。如果我是在欧洲，我会用我的笔和舌为西班牙战斗，也可能在“国际纵队”中用枪来战斗。但我是在中国，这里一场革命正在进行，我越来越强烈地为这场革命及其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所吸引。我工作的报馆和通讯社，除偶有例外，都属于右翼；而我的联系对象——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却越来越多是左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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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9年一直到30年代，紧跟着一段繁荣时期（它被吹嘘成西方将无休止地不断增长、繁荣下去）之后，一些“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陷入深重的危机，失业人数打破历史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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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苏联的经济快速增长，而且苏联是唯一一个为阻止法西斯主义而努力的大国。亲苏的情绪扩大到共产主义运动以外。那个时期的实际情况对于许多没有亲历过的人来说已经成为古老的、模糊的历史陈迹，所以需要在这里回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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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茉莉生长在地球的另一端。但她的成长受到同一历史气候的普遍影响，使她在成年以后于1939年来到中国。她学过农业，曾在英国约克郡务农，后因经济萧条而破产。接着她去接受职业培训，当过职员，不久被解雇。她加入了失业者的行列，并且认同这个群体，有时参加他们的抗议游行。这一经历，加上她早期受父亲的思想影响（他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倾向于威廉·莫里斯(1)的激进思想），使她左倾。作为女权主义者，她想去美国或苏联。这是政治社会体制截然不同的两个国家，她有这种想法并不是因为她的政治观点尚未定型，而是因为她觉得在这两个国家里，妇女的地位都比当时的英国要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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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由于机遇和家庭的关系，她在“太平洋关系学会”这个国际性的学术团体找到了一份工作，并有机会到世界各地旅行。她见到了殖民地（现在称作“第三世界”）的种种景象。后来，她在这个学会的纽约总部工作，这里的学者有左派，也有右派。在接触中，她发现左派学者更开明，同她更投合。在这些左派学者中有中国人，给她的印象很深。他们实际上是地下的共产党人。在蒋介石统治的时代，如果当局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就不会让他们出国，还有被捕、被杀的危险。在西方，如果暴露出共产党身份，他们就很难在学术团体找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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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各地对中国抗日运动的同情日益扩大，邱茉莉在美国积极参加抵制日货的运动。后来她到了香港，仍在“太平洋关系学会”工作。我在香港同她相遇，她也是中国抗日战争和战时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简称“工合”）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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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日本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进攻香港，后来我们一同被关在日本人设立的外国平民拘留营里。我们决心同另外三个朋友（他们的参加是必不可少的）一起出逃并取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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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在奔向中国内地的艰险旅途中，我们相爱了。我正在同前妻办理协议离婚的手续。她当时在美国。我同她有一些共同的观点，但我们所选择的生活道路不同。她希望我们在美国建立家庭，长期居留。我想留在中国，直到日本战败。我选择留在中国，这不是第一次。1938年我父母移民去美国时我留下了——这同通常的做法正好相反，通常总是年轻人先走，然后把父母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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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邱茉莉不但相互选择了对方，而且选择了同一条生活道路。我们是1943年结婚的。40年来，我们的生命合而为一，直到癌症把她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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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原因使我们在1944年离开了中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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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从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采访回来。在这几个月的采访中，我不但看到了另一种全民抗战的情景，也看到了一个未来中国的雏形。我想就这两方面写成一本书，但在重庆——国民党政府的陪都——很难做这件事。在采访过程中，我所有的电讯报道都要通过重庆发出。尽管我这些电讯都是发给很有名气的《纽约时报》的，仍然免不了国民党新闻检察官的乱删乱砍，即使无关紧要的细节也难以幸免。国共两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正在消失。蒋介石根本不去同日本作战而是坐待盟国打败日本。很明显，他要把他的精锐部队和美国供给的武器保存下来，以备将来打共产党之用——共产党一直在不停地对日本作战，并且代表了全民族建立一个强盛中国的希望。在蒋介石的地盘里、在即将发生的内战阴影之下，这些也是很难写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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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取得胜利，当时我们正在伦敦。在之前的两个来月里，我们经历了纳粹V－2飞弹对伦敦的最后轰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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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这是对日作战的最后阶段，我们到达纽约。就在我们到达的那一天早上，所有报纸都在头版登出了美国拘捕谢伟思的新闻。谢伟思是美国派到中国工作的最有见识也最坦率的年轻的外交官之一。他担任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史迪威生性直言不讳，知识渊博，他很了解中国，曾任驻华美军司令，主张既同共产党领导的也同国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合作抗日。谢伟思赞同他的长官的主张。为此，在蒋介石的压力下，史迪威被召回。4月，罗斯福总统逝世。此后，美国政府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支持蒋介石，这就意味着他可以准备并且实行内战。派驻中国的国务院官员中绝大多数反对这一决策，认为对美国不利、对将来的美中关系不利。为此，他们在华盛顿被诬为“不忠”，因程度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处罚，有的被调到尽可能远离中国的岗位，有的被开除公职。有先见之明的人受罚，对形势一无所知却执持偏见的人则受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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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更大范围的历史转折的一部分。如同3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开始，美国决定支持蒋介石在日本投降之后重新发动内战，标志着美国和世界政治从反法西斯战争转移到了“冷战”。事实上，打败蒋介石的是中国人，是中国内部因素造成的，因此，他虽有美国供应的全部武器和巨额金钱，仍不免于失败。但在美国国内政治中却引起了一场所谓“谁丢失了中国？”的“莫须有”的政治迫害运动，似乎中国曾经是美国所有的，或者俄国人把中国吞食了，或者中国人在群策群力洗雪了受外国欺凌的百年耻辱之后（这一点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已经实现），中国仍然应该为某一外国所有而不是为中国人自己所有。从“谁丢失了中国？”的叫嚣声里，人们可以感觉到麦卡锡主义的第一阵阴风。在国际上，它导致了所谓“遏制”和“打退”中国革命的努力，从而出现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直到22年之后，在以上这些冒险行动相继失败之后，美国才迈出了同屹立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第一步。这就是尼克松总统的访华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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