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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在奔向中国内地的艰险旅途中，我们相爱了。我正在同前妻办理协议离婚的手续。她当时在美国。我同她有一些共同的观点，但我们所选择的生活道路不同。她希望我们在美国建立家庭，长期居留。我想留在中国，直到日本战败。我选择留在中国，这不是第一次。1938年我父母移民去美国时我留下了——这同通常的做法正好相反，通常总是年轻人先走，然后把父母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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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邱茉莉不但相互选择了对方，而且选择了同一条生活道路。我们是1943年结婚的。40年来，我们的生命合而为一，直到癌症把她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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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原因使我们在1944年离开了中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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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从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采访回来。在这几个月的采访中，我不但看到了另一种全民抗战的情景，也看到了一个未来中国的雏形。我想就这两方面写成一本书，但在重庆——国民党政府的陪都——很难做这件事。在采访过程中，我所有的电讯报道都要通过重庆发出。尽管我这些电讯都是发给很有名气的《纽约时报》的，仍然免不了国民党新闻检察官的乱删乱砍，即使无关紧要的细节也难以幸免。国共两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正在消失。蒋介石根本不去同日本作战而是坐待盟国打败日本。很明显，他要把他的精锐部队和美国供给的武器保存下来，以备将来打共产党之用——共产党一直在不停地对日本作战，并且代表了全民族建立一个强盛中国的希望。在蒋介石的地盘里、在即将发生的内战阴影之下，这些也是很难写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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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取得胜利，当时我们正在伦敦。在之前的两个来月里，我们经历了纳粹V－2飞弹对伦敦的最后轰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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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这是对日作战的最后阶段，我们到达纽约。就在我们到达的那一天早上，所有报纸都在头版登出了美国拘捕谢伟思的新闻。谢伟思是美国派到中国工作的最有见识也最坦率的年轻的外交官之一。他担任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史迪威生性直言不讳，知识渊博，他很了解中国，曾任驻华美军司令，主张既同共产党领导的也同国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合作抗日。谢伟思赞同他的长官的主张。为此，在蒋介石的压力下，史迪威被召回。4月，罗斯福总统逝世。此后，美国政府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支持蒋介石，这就意味着他可以准备并且实行内战。派驻中国的国务院官员中绝大多数反对这一决策，认为对美国不利、对将来的美中关系不利。为此，他们在华盛顿被诬为“不忠”，因程度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处罚，有的被调到尽可能远离中国的岗位，有的被开除公职。有先见之明的人受罚，对形势一无所知却执持偏见的人则受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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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更大范围的历史转折的一部分。如同3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开始，美国决定支持蒋介石在日本投降之后重新发动内战，标志着美国和世界政治从反法西斯战争转移到了“冷战”。事实上，打败蒋介石的是中国人，是中国内部因素造成的，因此，他虽有美国供应的全部武器和巨额金钱，仍不免于失败。但在美国国内政治中却引起了一场所谓“谁丢失了中国？”的“莫须有”的政治迫害运动，似乎中国曾经是美国所有的，或者俄国人把中国吞食了，或者中国人在群策群力洗雪了受外国欺凌的百年耻辱之后（这一点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已经实现），中国仍然应该为某一外国所有而不是为中国人自己所有。从“谁丢失了中国？”的叫嚣声里，人们可以感觉到麦卡锡主义的第一阵阴风。在国际上，它导致了所谓“遏制”和“打退”中国革命的努力，从而出现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直到22年之后，在以上这些冒险行动相继失败之后，美国才迈出了同屹立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第一步。这就是尼克松总统的访华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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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潮流涨退，邱茉莉和我面临着另一种选择。在我们居留美国的五年中，我们的选择是帮助那些反对美国现行对华政策的人，这一政策完全无视眼前的现实。如同在国民党中国时一样，我们的这一选择使我们为美国官方所不喜，我们当然也不喜欢美国官方。虽然我们暂时置身于太平洋彼岸，但我们的精力仍然如同在太平洋此岸一样倾注给了中国——起初是据理驳斥杜鲁门的亲蒋政策，后来是参加一个运动，促进美国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承认和贸易”。关于这些方面的情况，下文将再详述。我在这里只谈到我们在这些年里所作出的两次重大抉择及其历史背景。第一，离开中国，以便为中国人民的事业呼吁（我所著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1947年在美国出版，从历史的前因后果来介绍中国革命）。第二，回到新中国来生活和工作，这在1951年实现了，并且是永久性的。这样就结束了我们西去东归的这一个大圈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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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再简短地回叙一段1944年我们离开中国时的情况。我们离开重庆之前去拜访了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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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中国共产党驻重庆的代表，同国民党维持着久已摇摇欲坠的抗日统一战线。为了使统一战线复活起来，以便在战后避免内战、在过去几十年灾难的废墟上加速国家建设，中共赞成建立一个联合政府，除国共两大党外，其他较小的民主党派和团体也都参加。我们问他：“您真的认为有可能建立这样一个联合政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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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他毫不迟疑地回答，“不管他参加还是不参加。”这里的“他”，很明显是指蒋介石。“他不参加”是说，如果蒋抛弃合作、选择内战，那么他不可避免地使自己处于孤立境地，脱离非常广泛的全民族主流民意，包括他自己党内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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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远离中国，有时信息也不通，但我们从未忘记周恩来的话。他的话已为1944年到1949年间的形势发展所证实。他的话帮助我们以及我们的读者和听众看清楚在众多错综复杂的事件中事物发展的主线——至新中国诞生而达巅峰，这个新的中国已不再像过去一百年中那样，是世界竞技场中被争夺玩弄的对象，而是这个竞技场中的一名主要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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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年，即1951年，我们回来了。我们作出了最后一个，也是最完善的选择：在中国居留。我们在中国经历了种种甘苦、种种考验、种种胜利。不像站在外面的“观察家”，我们是从中国内部来观察国际风云的。由于我们熟悉这两个世界，我们的感受可能有助于使别人获得一种比较完整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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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茉莉的骨灰安息在中国，只有一部分送去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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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2000年已年满85岁。在这个年纪，我试图更详尽地忆述我在一个越来越互相交织的世界中的一种复杂的人生经历。我希望我的这些忆述能为未来——必将更趋错综复杂、交互作用的未来——提供一些思考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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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苏儒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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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者注］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英国诗人、艺术家，社会主义先驱者，19世纪伟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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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第二章 我的家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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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系方面，我的家世大致是这样的：祖父戴维·爱泼斯坦据说原来是“犹太圣经教会”的一名神学生，但后来却成了立陶宛（当时由沙皇俄国统治）维尔纽斯火车站的一个运输代理商。他娶了哈耶-克雷那·贝弗，她的家庭从事于出版希伯来文祷告书和《犹太圣法经传》（它们在许多国家被广泛应用）。把这些书籍运往世界各地，使他扩大了自己的接触面和知识面，因为他必须用多种文字来写邮包上的地址和提货单。从各地的来信中，他也了解了一些海外的事情。因此，虽然他的经济收入从未超过中下水准，但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成为了一个犹太居民区教会的长老。象征这一地位的是他在公众聚会中所戴的一顶丝织大礼帽。他个子小，所以这顶帽子戴在头上特别显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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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和祖母在许多方面都是鲜明的对比。祖父矮小、结实，思想和行动都深思熟虑。祖母比祖父高出一个头，又瘦又黑，鼻子尖尖的很好看，说话做事干脆利落（她的一个女儿回忆说，她有一颗“部长的头脑”）。但他们相处和睦，生育了九个子女，有的高挑，有的中等，有的矮小，其中有两个驼背，可能是患了佝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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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是这两个孩子——我的父亲拉扎尔和他的妹妹丽贝卡，在脑力上显然是最出众的，并成长为反对沙皇统治的革命者。他们的组织是“犹太劳动同盟”。它本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部分，社会民主工党是马克思主义团体，后来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和孟什维克（社会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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