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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年，即1951年，我们回来了。我们作出了最后一个，也是最完善的选择：在中国居留。我们在中国经历了种种甘苦、种种考验、种种胜利。不像站在外面的“观察家”，我们是从中国内部来观察国际风云的。由于我们熟悉这两个世界，我们的感受可能有助于使别人获得一种比较完整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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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茉莉的骨灰安息在中国，只有一部分送去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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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2000年已年满85岁。在这个年纪，我试图更详尽地忆述我在一个越来越互相交织的世界中的一种复杂的人生经历。我希望我的这些忆述能为未来——必将更趋错综复杂、交互作用的未来——提供一些思考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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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苏儒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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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者注］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英国诗人、艺术家，社会主义先驱者，19世纪伟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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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第二章 我的家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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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系方面，我的家世大致是这样的：祖父戴维·爱泼斯坦据说原来是“犹太圣经教会”的一名神学生，但后来却成了立陶宛（当时由沙皇俄国统治）维尔纽斯火车站的一个运输代理商。他娶了哈耶-克雷那·贝弗，她的家庭从事于出版希伯来文祷告书和《犹太圣法经传》（它们在许多国家被广泛应用）。把这些书籍运往世界各地，使他扩大了自己的接触面和知识面，因为他必须用多种文字来写邮包上的地址和提货单。从各地的来信中，他也了解了一些海外的事情。因此，虽然他的经济收入从未超过中下水准，但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成为了一个犹太居民区教会的长老。象征这一地位的是他在公众聚会中所戴的一顶丝织大礼帽。他个子小，所以这顶帽子戴在头上特别显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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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和祖母在许多方面都是鲜明的对比。祖父矮小、结实，思想和行动都深思熟虑。祖母比祖父高出一个头，又瘦又黑，鼻子尖尖的很好看，说话做事干脆利落（她的一个女儿回忆说，她有一颗“部长的头脑”）。但他们相处和睦，生育了九个子女，有的高挑，有的中等，有的矮小，其中有两个驼背，可能是患了佝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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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是这两个孩子——我的父亲拉扎尔和他的妹妹丽贝卡，在脑力上显然是最出众的，并成长为反对沙皇统治的革命者。他们的组织是“犹太劳动同盟”。它本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部分，社会民主工党是马克思主义团体，后来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和孟什维克（社会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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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成了他俩的生命。由于他的一位老师的引导，父亲大约从12岁起就为他的党服务。像他这样小个子又驼背，别人是不大会怀疑他秘密传递革命情报的，而他所做的正是这样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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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妈丽贝卡又能干，又热心，一辈子都是积极分子。她成为工会干部，一度在巴黎大学接受培训。她被选为维尔纽斯犹太人社区理事会成员。她终生未嫁，但关心热爱儿童，不断地参与学校、幼儿园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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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最终被德国纳粹杀害。据说，即使在列队走向可怕的死亡时，在一种旨在彻底剥夺一切人类尊严的环境中，她仍然尽量伸直她佝偻的背部站立着，并且还帮助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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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的宪兵常常来搜查我家，以便找到可用以迫害我父亲和姑妈的证据。每到这种时候，祖母总是显示出她的大无畏精神。她会不失时机地把那些可能被用作罪证的文件藏到他们找不到的地方。如果她的孩子们被捕了，她就带着一篮子食物，昂首挺胸地送到监狱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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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在伦敦举行第六次大会，父亲作为“犹太劳动同盟”代表参加，当年他还不满21岁——在那个年代，革命者都是在年纪很轻时就参加工作的。那次大会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参加了，被称为“团结大会”。这是因为总结了1905年俄国革命初期迅速发展、最终惨重失败的经验教训，所以作出这一次最后的努力，以求整合1903年以来两派分裂的局面。列宁出席了，还有托洛茨基和当时尚鲜为人知的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后来称“斯大林”）。孟什维克的主要人物普里哈诺夫、马尔托夫等人也都出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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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有句成语叫“叶落归根”。意思是说，到衰老死亡时，人们总会回到他们的老家。在我父亲这一代——受依地语(1)教育的东欧犹太人的一代——是做不到的，因为那些“叶子”在纳粹种族灭绝政策下已早早地被摧残或分散了，“树根”被不人道地拔掉了。因此，幸存下来的那些“叶子”退而求其次，只能去相互依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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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在过90岁后不得不住进了纽约的养老院。他选择了位于布朗克斯区(2)、由工人团体开办的一家养老院。在那里住着不少幸存下来的“犹太劳动同盟”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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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进院时，有一位早已在那里的同时代人同他打招呼，对他说：“我听过你的讲演，1906年在明斯克一座楼房的阳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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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立陶宛和波兰的我的家族成员，有几十人死于纳粹的大屠杀，只有一个活了下来——我的嫡堂妹比巴。她被关进一个专关妇女的纳粹集中营，在德国即将战败时，集中营中幸存的一些人被赶上开往波罗的海的一条船，船底装着一枚水雷。但这枚水雷没有爆炸，船上的人获救后被送往瑞典。经过长时间的探寻，我的堂妹比巴总算同住在纽约的我的父亲联系上了。父亲把她接到了美国。在我写作本书时，她同丈夫、子女、孙子和孙女居住在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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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父亲这边，幸存下来的只有他的三个姐妹埃玛、索妮娅和安娜以及一个弟弟亚历山大——他们很早就去了苏联。姐妹们在学校教书，弟弟则死于30年代苏联的大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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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弟弟艾萨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移居美国，在新泽西州当餐馆侍者，死在那里。他不问政治，渐渐脱离了犹太人的圈子，跟意大利裔美国人混在一起。他好吃喝，有多少钱都吃光。他在当地的人缘不错，关于他的故事也很多。他十分矮小，在开车时，别人常常看不到坐在方向盘后面的他，所以有这样的传说：当一辆空车滚过来时，人们就会说：“艾培(3)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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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去世时没有留下任何迹象表明他希望安葬在犹太人墓地里。据说，他那位忠贞的、信天主教的女友坚持要这样做并且履行了正规的仪式，使他能同他的疏远已久的上帝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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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系方面，母亲的家庭较为富庶，但她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参加“犹太劳动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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