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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营内，我们住在不同的区域，她在英国人区，我在美国人区（我在营里用假名，并说是美国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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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逃避日本人因我们帮助中国而对我们进行报复并且希望尽快继续这一帮助中国的工作，我们共同的脱逃决心又使我们聚在一起了。初时是共同策划，后来，在经历了共同行动和共同脱险之后，我们成了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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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以后要讲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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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苏儒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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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者注］本书作者爱泼斯坦的已故夫人的中文名字邱茉莉，是她的姓Fairfax-Cholmeley后半部分的拟音。她的英文名字是埃尔西（Elsie）。按通行的音译准则，Cholmeley应译作“乔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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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译者注］皮格马利翁（Pygmalion）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国王，钟情于一座女神雕像。罗马诗人奥维德据此进行创作，将主人公改成雕刻家，钟情于他所雕刻的一位理想女性，爱神维纳斯应他之请，给予这座雕像生命。1913年，萧伯纳又据此创作了一个剧本，主人公改成教师，他把一个操伦敦土语的卖花女培养成谈吐文雅的上流社会妇女，并且爱上了她。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6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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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译者注］原文为拉丁字Internos，意为“只限我们两人之间，不得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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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第四章 在哈尔滨的童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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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带着我在哈尔滨虽然只住了三四年（1917—1920），但这座城市当时的面貌仍然活生生地留在我的记里——我现在已经年过87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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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那时的气氛是俄国味道的——特别是西伯利亚味道的。不像其他许多中国城市，它没有古老的历史，而是在20年间一下子兴旺起来的。直到19世纪末期，它还只是在松花江畔的一个渔村。据说哈尔滨这个名字来自满语，意思是“晒网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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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快速的铁路建设使一座新兴城市在这里诞生。这条铁路是为了沙俄——当时侵略中国的殖民主义强国之一——的需要而兴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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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住的房子就是俄国式的，木结构，房间外有带檐的走廊。房子坐落在一个小院子里，院中大树参天，成群的乌鸦在这里栖息、喧闹。城里街道的名字都是俄文的(1)。我们的房子位于“邮车街”和“炮队街”（现名“通江街”）的交叉路口，前一个路名来自铁路兴建以前这一地区的交通工具，后一个路名则反映了近期沙俄的军事占领。还有一些反映当时情况的路名，如“哥萨克街”“警署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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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尔滨，如同在当时的东部西伯利亚，多数道路在夏天都泥泞不堪。有一种俄国式的敞篷四轮马车，由鬃毛长长的老马拉着，供人雇用。到了冬天，路上积雪被压得结结实实，公共交通工具变成了马拉的雪橇，它的底部装有很大的弧形铁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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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我家不远处就是树木葱茏的“市立公园”（即现在的“兆麟公园”）。公园里的主要建筑是一座有着洋葱头式屋顶的俄国东正教教堂，此外还有一些木板搭建成的商亭，出售茶水或冷饮（有一种饮料叫“格瓦斯”，泡沫很多，是用黑面包发酵制成的）。我在公园里玩时，常常碰到一座由人做成的公园“建筑物”——一位肥胖的、满脸通红的俄国老妇人，穿着无数条裙子，因为肚子里的伏特加酒太多而站立不稳，不是靠着大树坐着，就是趴在地上打呼噜。如果大人把她吵醒了，她就嘟嘟囔囔地骂人，对小孩子们，特别是当我们叫她“老奶奶”时，她就醉眼蒙眬地对我们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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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时交谈、理解和思维都是通过俄语。学英语是以后的事。尽管我们在种族上不是俄国人而是犹太人（我们以此为荣），而且我们的居住地是立陶宛和波兰（在沙皇统治下，很少有犹太人能住在俄国本土），但在我父母这一代，俄语和俄国学校教育仍然是使我们能摆脱犹太人圈子的束缚、接触外部世界进步思想的途径。我们不但通过俄语书籍读到普希金、托尔斯泰和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著作，也从俄文译本读到了卢梭、伏尔泰、左拉、雨果、达尔文、斯宾塞等人的著作——当然还有卡尔·马克思。通过俄语，我们同俄国的反沙皇运动建立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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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也有过类似的情况，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是通过中文译本接触到先进思想的，而且由于他们所熟悉的外语以英语为主，所以他们正是以盎格鲁-撒克逊的语言来获得反对盎格鲁-撒克逊帝国主义统治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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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这座城市同俄国动荡的现代政治史（包括帝制末年的革命活动）有关联。它是中东铁路的枢纽——这条铁路是沙皇建造的，通过中国的东北（当时称“满洲”），使联结俄国东西两部分的西伯利亚铁路大动脉有了一条捷径。在铁路沿线两侧，是一个特殊的地区，由俄国管理和警卫，很像巴拿马运河区由美国管辖一样。前者早于后者若干年，据说是后者的榜样，这一情况现在已无人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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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巴拿马运河区十分不同的是，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中东铁路沿线地区也起了剧烈的变化，驻守的俄军仿效俄国国内许多旧军队的榜样，很快就升起了红旗。不到两星期，根据列宁的直接指示，1917年11月21日在哈尔滨成立了一个地方苏维埃，由中东铁路工人、职员及驻军士兵组成。12月12日，它取代了原有的行政机构。但到12月26日，在西方和日本的压力下，中国的军阀政府解除了起义部队的武装并把他们遣送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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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后西伯利亚内战时期，白军在美国、日本和中国政府不同程度的支持下，控制了这个地区。在哈尔滨，原中东铁路总管霍伐斯将军和高尔察克海军元帅（他得到西方的支持，自封为“全俄最高行政长官”）制造出了第一个宣称全国性的、合法的白色政权。对白党来说，哈尔滨成了物资和人力供应的基地；在他们被苏维埃政权击败之后，则变成了他们集体的避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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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五岁的时候，我已模模糊糊地懂得上述这些事件，特别是我父母的政治观点和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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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2月沙皇被推翻之后，也就是十月革命发生前半年，当时在日本神户工作的父亲赶回俄国以迎接那里的新秩序。母亲按照父亲的嘱咐带着我来到哈尔滨，准备坐火车回去。但父亲到哈尔滨来接我们时，西伯利亚的内战切断了铁路交通。几年后铁路恢复通车，这时父亲所属的“犹太劳动同盟”同处于胜利者地位的布尔什维克的关系则越来越坏，因此我们只好都留居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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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犹太劳动同盟”的立场比孟什维克左，比布尔什维克右，既不属于“第二（社会主义）国际”，也不属于新成立的“第三（共产主义）国际”。父亲自己对“第二国际”有很多责备，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第二国际”所属的各国的党都站在本国资本主义政府一边；在战后德国，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人唆使镇压左翼“斯巴达克同盟”起义并杀害其领袖人物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两人都是父亲所敬仰的。对“第三国际”，他无法接受它对所属党的某些纪律约束。因此，有一段时期，他倾向于那个被称为“第二半国际”的、短命的由维也纳领导的中间派。俄国的白党认为他是“赤党”，而“赤党”又认为他“赤”得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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