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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记得我父母在我面前谈起过当时在中国发生的历史事件——他们肯定是知道这些事件的。1919年5月4日开始的学生运动开启了一场知识界的革命，并使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反对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中国。虽然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协约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要促成“民族自决”，但在《凡尔赛和约》中，名义上是协约国之一的中国却未能实现从战败国德国手中收回被占领土及权利的期望——这些领土和权利被转让给日本了。当然，也没有一个成为胜利者的“强国”，像中国所期望和要求的那样，自动放弃它们在中国所侵占的利益以及令中国蒙羞的“领事裁判权”，只有新生的苏联这样做了，归还了旧俄在中国各地的“租界”及相关特权。由此，中国人民在对西方民主国家失望和愤怒之余，对马克思主义和苏维埃制度的关注迅速增长，导致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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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俄势力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哈尔滨发展成了三个不同的区域：一个是在松花江畔的“码头”商业区（现为“道里区”）；另一个是称为“新城”的行政区（现为“南岗区”），这里有宽阔的马路和军政机关的高楼大厦，中东铁路局也在这里；最后一个就是上面提到过的“傅家甸”（现为“道外区”），是本地居民区，房屋破旧，地位低微，这里的居民见了俄国人，不管是谁，都恭而敬之地称呼“甲必丹”（Kapitan）（“长官”“老总”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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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筑风格上，这三个区域也不相同。“新城”是一座有纪念碑意义的堡垒，表现出扩张主义者的能量。正是运用这种能量，沙俄建设了横贯西伯利亚的世界上最长的铁路线，并且在同西方国家的竞争中，架起了参与肢解中国的跳板——大连港和旅顺海军基地。但沙俄帝国这两处前哨阵地并没能保持多久，因为这个帝国本身已走到了灭亡的边缘。1905年，日本击败了沙俄的陆军，击沉了它的主力舰队。同年，俄国国内发生了革命。这场革命虽然被镇压了下去，但历史已经证明，它是1917年埋葬沙皇制度的革命的一次彩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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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第一个25年的高潮中，新的、革命的俄罗斯宣布废止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其他特权地位，这些本来是帝俄同其他列强所共同享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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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俄边境的俄国一边，以及在俄国欧洲部分的领土上，中国工人组成的队伍本着两国人民的革命团结精神，同红军一道英勇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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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尔滨，我接受了一生中仅有的一点俄语教育。我所在的那个幼儿园是由革命诗人谢尔盖·阿里莫夫（这位诗人为远东的红军游击队所写的歌词享有盛誉）的前妻创办的。在园长和母亲的教导下，我学会了俄语字母并且很早就开始看书，从而使我保持并扩充了关于俄语的知识，尽管后来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所受的学校教育都是用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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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对我的影响就是这么多。犹太方面如何呢？在宗教上没有任何影响，我的父母虽然都出生在虔诚信教的家庭，但他们很早就已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了。我直到很久很久以后才第一次进入一个犹太人会堂（哈尔滨有几处，但我从未去过）。我也从未学过希伯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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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母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也不是希伯来教徒，但他们喜爱依地语。这种语言当时已成为散居东欧各地的普通犹太人的大众语言，并且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产生出有生命力的依地语文学和依地语报纸。但因为我们家住在远离故土的地方，所以他们始终未能教会我说依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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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说的一切都是早在希特勒出现之前。那时全世界犹太人中间正在兴起的政治倾向有三种：占少数的有钱人大部分主张同化于其他民族；工人和一些知识分子大多倾向于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为数尚少。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正逐步让位于这三种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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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我们家从哈尔滨迁往天津——这里是另外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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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苏儒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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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者注］本章中关于哈尔滨地名及俄国历史中人名的翻译承哈尔滨医科大学薛民表教授惠予协助，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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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第五章 天津：我的青少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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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尔滨住了三年多，我家搬到了天津。在这里，我生活了18年——受到了当时所能受到的学校教育，人也长大了，并且开始工作。在哈尔滨，我们的世界是俄国式的，在天津则是西方式的（主要是英美式的），因此英语成了我最擅长的、最便于表达的语言。我念书的学校里没有中文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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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不同于哈尔滨，后者是随中东铁路的建设而兴旺起来的新城市，而前者则是已有几百年历史的老城市。到了近代，天津又成了大小列强像一群恶狼似的一口一口分食中国的最鲜明范例。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西方舰队的大炮轰平了防卫海岸的大沽口炮台，打开了从海上直通首都北京的捷径。从此，天津被分割成许多由外国人管理和警卫的“租界”——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俄国的、日本的、意大利的，甚至还有比利时和奥匈帝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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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城里的一条主干道经过三个不同的租界，分别取了三个不同的路名，在法租界的一段叫“大法国路”；在英租界的一段以英女王命名，叫“维多利亚道”；在德租界的一段以德国皇帝命名，叫“威廉街”。在其他各国的租界里，日租界有“旭街”，俄租界有以沙皇尼古拉二世命名的“尼古拉路”，意租界有以意大利国王命名的“伊曼纽尔路”。(1)还有不少街道以外国侵华战争将领或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外交官的名字命名，如英国的西摩尔海军上将、埃尔金伯爵，法国的格罗男爵(2)等等。这些路名无时无刻不在对中国进行羞辱和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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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60年代，还曾一度有过美租界，但很快美国就放弃了。这件事常被美国人引用来证明它对中国没有实行殖民主义。对此，中国的第一任共和国总统孙中山早已提出过质问。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美国为什么没有把它这个租界归还给中国而是给了英国？还可以补充一点：即使没有它自己的租界，为什么美国在天津不但有一艘海军战舰，还有步兵第15团（代号为“能干”，英文为“Can Do”）长期驻扎？20世纪初叶在这个团服役的军官中有一些后来成为有名的将领，如：艾森豪威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盟军最高统帅，后来当选为美国总统）、马歇尔（五星上将、“二战”中任美国参谋总长，战后先后任美国总统驻华特使及国务卿）、史迪威（“二战”中任中缅印战区美军中将司令兼中国战区参谋长，因与任总司令的蒋介石发生矛盾，被美国政府调回，改任美国陆军地面部队司令、第十军军长）以及李奇微(3)和迪恩这两位“冷战”（其实是在朝鲜的“热战”）中的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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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问题：当其他列强把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时，为什么美国只是坚持“利益均沾”，要求中国按照“最惠国待遇”的原则使它享受到同样的特权？答案是：在19世纪的远东地区，在军事上和商业上，美国不是英国的对手，也不是俄国在军事上的对手。它坚持在这些列强的“势力范围”内“利益均沾”，等于是爬在后者的背上，分享其侵略成果。美国这种做法，作家拉铁摩尔俏皮地称之为“还有我呢……”式的帝国主义。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变得同其他列强同样强大了——或者比它们更强大了，它才走上领导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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