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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书上说，犹太传教士怂恿罗马人这样做。有可能。绝大多数高级传教士，犹太人也好，非犹太人也好，都是在外国的或本国的领主面前俯首帖耳的。这是我们家不信宗教的理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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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参加犹太教徒集会，在“赎罪日”（犹太历7月10日）不禁食，不遵循犹太人的食规，不在“逾越节”按规定食谱进食。我到13岁时也未举行一种称为“bar mitzvah”的男性犹太教徒成年仪式（在仪式上诵读希伯来文《圣经》，表示从此担负起成年人的道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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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这个无神论的犹太人家庭，在世俗事务上却完全是犹太式的。父母亲用依地语谈话，他们喜欢这种语言。我幼小时所听到的催眠曲也是用依地语唱的。我从很小时候起就听说“逾越节”的故事，认为摩西是使犹太人走出埃及脱离奴役的勇敢的解放者，而不是把他作为宗教上的先知。不论信还是不信上帝，我们不崇拜“金犊”(7)。在“普林节”（一译“普洱节”），我们吃一种称为“哈曼塔希”（hamantash）的饼，这种饼用罂粟籽做馅，以庆祝古波斯大臣哈曼被处死——据《圣经·旧约全书·以斯帖记》的记载，这个哈曼阴谋把国内的犹太人全部消灭。在古代，我们犹太人对压迫我们的侵入者总要进行反抗。在每年的“献殿节”（或作“光明节”），我都要听人讲述在公元前二世纪时犹太人马卡比家族反抗叙利亚暴君安条克·埃毕方斯的令人激动的故事。我还听说过巴勒斯坦犹太人领袖巴尔·库克巴于公元一世纪时反抗罗马帝国统治的爱国斗争的故事。我也听说，当我们上古的王者悖德败行时，我们的先知们就无情地予以斥责（但应该说明，在他们的话里很难发现对本地其他非犹太居民的同情心）。在中世纪，十字军杀害我们，宗教法庭把我们活活烧死。帝俄时代的大清洗对我们进行烧杀掳掠。到了近代，反犹分子在法国以叛国罪诬陷德雷福斯(8)；在俄国以莫须有的所谓“血罪”诬陷门德尔·贝利斯(9)。纳粹的超级恐怖行为——反犹太屠杀还是以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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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里对于“我们是犹太人”这一点从不否认或讳言或含糊其辞。我从未改动我的英文名字“Israel”(10)（伊斯雷尔），把它改成Isidore或Irving等等。我的姓Epstein（爱泼斯坦）也没有改动使之英语化，变成Stone或Epworth。同时，父母从未教我对非犹太人抱持任何偏见，而是告诉我，在非犹太人中有许多人不但反对对本国人民的压迫和歧视，而且反对对我们犹太人的压迫和歧视。在法国，著名作家左拉唤起全国人民来保卫德雷福斯；在俄国，托尔斯泰、柯罗连柯(11)、高尔基和列宁都谴责帝俄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和排犹主义。世界各地的进步人士和革命派都和我们站在一起，反对非正义的行为。我们应该在任何地方都同他们站在一起，而不是站在反动势力一边。这些思想都是我父母一点一滴灌输给我的。他们教导我，作为一个犹太人应该怎样做——既不要自卑，也不要自傲，而是要与人平等相待；既不以正统自居，也不主张同化于其他民族。有神论我们已经抛弃了；犹太复国主义不是我们的信仰。但我们对犹太人民怀着深情——从历史方面或从社会方面——并且把现代犹太社会主义传统看作是犹太人民所能达到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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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十几岁时曾听父亲讲过他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理论性批判。他的理想是：不论是哪个国家的犹太人都应同本国其他人民和谐相处并参加他们争取进步的斗争。如果在巴勒斯坦专门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他认为将为犹太人招致危险，而不是使问题得到解决。我所记得的他的论点大致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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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已有土著居民。在那里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将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殖民者国家的性质，这在我们这个20世纪里是不合时宜的，对犹太人和本地居民都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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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这块土地处于欧、亚、非三洲的交叉路口，几百年来引起十多个帝国为争夺这块土地不断发生战争并先后为不同的帝国所占领。它将继续为列强所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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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建立的一个犹太国家能保持独立和强大，但它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某个争霸的帝国的前哨阵地或充当其爪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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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许多史实——古代的、中世纪的、现代的——来说明他的这些论点。但有一件事情他没有料到，这就是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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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而且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已经是50年来的历史事实，他所预见到的复杂问题仍然存在。只有通过与巴勒斯坦人及阿拉伯世界共存和共同发展，解决这些问题，以色列才能平静地进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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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父母没能教会我依地语，但母亲常唱的一些东欧犹太穷人的依地语民歌，我至今还记得。有一首歌《我送给他们一条羽绒被》讲的是一个贫穷的妇女送给一家富亲戚她能买得起的最好的结婚礼物，却仍然受到怠慢冷落，因而发出如泣如诉的歌声。歌末的合唱词中说：“贫穷不是好事，贫穷不是好事，但让我们不要为一脉相承的自己的躯体感到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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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我知道犹太劳动同盟的依地语盟歌《贫穷劳苦的兄弟姊妹们……》，它最后的反复句大意是：工人的红旗，用他们的鲜血浸染，悲愤地挥舞着，号召我们去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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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被看作是所有为创造一个新世界而进行的斗争的一部分，我所学过的革命歌曲也是多民族的，其中有一首是用俄语唱的1905年革命进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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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同旧世界一刀两断，从我们脚上扫清它的尘垢，一切涂金的偶像都对我们怀有敌意，沙皇的宫殿多么可恨！我们要同受苦受难的兄弟们站在一起，我们要走向贫苦饥饿的人们，使他们的咒骂指向作恶的人，唤起他们同敌人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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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很早就听到过，后来学着唱过《国际歌》——最响亮的革命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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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着以上所说的这些思想影响，在1922年七岁时转到“天津美国学堂”上学。我父母之所以选择这所规模很小、由社区居民主办的学校，大概因为他们认为在天津外国人办的学校中，它最民主、最少殖民主义气息和狭隘的地方观念。在我这个孩子眼里，这里有许多新东西。学校里挂着华盛顿和林肯的像。我父母向我介绍说，一位是使美国人获得独立的领导人，另一位取消了奴隶制度，他们都是革命者。在我父母的价值天平上，这是最高的评价。但在教室墙上装饰的美国民间故事中的人物（如“鹅妈妈”“兔兄弟”），那时我看不懂，我父母也看不懂。(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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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力量的天平上，英国和其他老牌国家在华的影响已逐步为美国所取代。这一点也反映在天津的外国人社区内，儿童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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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这样的少年儿童，还从未到过美国，有的也许永远不会去美国，但我们已在经历远距离的“美国化”过程，“化”的程度仅次于已在美国的移民。美国货如潮而至，其品牌声名大著。有些家庭虽然以前同美国毫无来往，也学着美国传教士和商人的一贯做法，向“蒙哥马利沃德公司”订购货物，这个公司是当时从太平洋彼岸进货的主要邮购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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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影片这时已在本地影院中处于主流地位，它们把美国的价值观和形象灌输给青少年——这些青少年有着完全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并且才开始学习英语。戴维·格里菲思的《一个国家的诞生》宣扬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美化三K党。卓别林和杰基·库根的《寻子遇仙记》散布了欢笑和温情。当我看到卓别林这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躺在街上读纽约出版的依地文日报《前进》（我们家订阅这种报纸）时，内心激动不已（有人因此说卓别林是犹太人，其实不是）。喜剧演员哈罗德·劳埃德和巴斯特·基顿让我们笑得肚子疼。看鲁道夫·瓦伦蒂诺主演的影片时，我们这些小男孩一见那些煽情的爱情场面就嘘他，姑娘和妇女们却很开心（瓦伦蒂诺在20世纪20年代被崇拜为“伟大情人”）。朗·钱尼的《歌剧院的幽灵》是恐怖影片的先导，我们看得毛发直竖。玛丽·璧克馥、道格拉斯·范朋克、基什姐妹、格洛里亚·斯旺森、波拉·内格里的名字和面孔我们都很熟悉(13)。那些惊险故事系列片每一集总是在危急关头或出现一线生机时结束，这样就可以使孩子们非看下一集不可。我们常去的影院有恩派亚、巴埃奥格拉菲等等。那里的日场票价只要一毛钱。(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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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来源的影片，如法国影片《马西斯特》，它是同英语片《人猿泰山》(15)同时映出的；还有从德国来的莱辛的影片《智者纳旦》(16)，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影片（伊万·莫斯佐金主演）。苏联影片是后来才来的。这些影片都是无声的黑白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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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年，有声电影来了，引起了轰动，如乔尔森的《爵士乐歌星》(17)。彩色片的出现则更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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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的许多影片不是平庸就是迎合低级趣味或者简直就是“文化垃圾”，但它也确实曾给天津银幕一些有思想、有启发作用的片子。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一些影片：《西线无战事》《小人物》《光荣的代价》《军士格里萨的案件》以及《百老汇旋律》和它的插曲《记住我那被遗忘的人》《兄弟你能不能省下一毛钱》。这些都是有深度的作品，反映了时代，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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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的苏联优秀电影有：《生活的道路》——讲述革命胜利后对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童的收容教养；《夏伯阳》——关于俄罗斯内战时期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红军游击英雄政治上成熟起来的复杂经历；艾森斯坦的历史性巨制《“波特金”号战舰》，这部电影所叙述的俄国1905年革命发生地同我的家史有关，所以使我的印象加倍深刻。在档次较低的苏联影片中有一部给我思想上冲击较大，片名为《寻觅幸福的人们》，叙述犹太人在新建的比鲁比詹苏维埃自治区的情况——这一实验看起来似乎是成功的，其实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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