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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这样的少年儿童，还从未到过美国，有的也许永远不会去美国，但我们已在经历远距离的“美国化”过程，“化”的程度仅次于已在美国的移民。美国货如潮而至，其品牌声名大著。有些家庭虽然以前同美国毫无来往，也学着美国传教士和商人的一贯做法，向“蒙哥马利沃德公司”订购货物，这个公司是当时从太平洋彼岸进货的主要邮购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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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影片这时已在本地影院中处于主流地位，它们把美国的价值观和形象灌输给青少年——这些青少年有着完全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并且才开始学习英语。戴维·格里菲思的《一个国家的诞生》宣扬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美化三K党。卓别林和杰基·库根的《寻子遇仙记》散布了欢笑和温情。当我看到卓别林这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躺在街上读纽约出版的依地文日报《前进》（我们家订阅这种报纸）时，内心激动不已（有人因此说卓别林是犹太人，其实不是）。喜剧演员哈罗德·劳埃德和巴斯特·基顿让我们笑得肚子疼。看鲁道夫·瓦伦蒂诺主演的影片时，我们这些小男孩一见那些煽情的爱情场面就嘘他，姑娘和妇女们却很开心（瓦伦蒂诺在20世纪20年代被崇拜为“伟大情人”）。朗·钱尼的《歌剧院的幽灵》是恐怖影片的先导，我们看得毛发直竖。玛丽·璧克馥、道格拉斯·范朋克、基什姐妹、格洛里亚·斯旺森、波拉·内格里的名字和面孔我们都很熟悉(13)。那些惊险故事系列片每一集总是在危急关头或出现一线生机时结束，这样就可以使孩子们非看下一集不可。我们常去的影院有恩派亚、巴埃奥格拉菲等等。那里的日场票价只要一毛钱。(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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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来源的影片，如法国影片《马西斯特》，它是同英语片《人猿泰山》(15)同时映出的；还有从德国来的莱辛的影片《智者纳旦》(16)，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影片（伊万·莫斯佐金主演）。苏联影片是后来才来的。这些影片都是无声的黑白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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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年，有声电影来了，引起了轰动，如乔尔森的《爵士乐歌星》(17)。彩色片的出现则更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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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的许多影片不是平庸就是迎合低级趣味或者简直就是“文化垃圾”，但它也确实曾给天津银幕一些有思想、有启发作用的片子。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一些影片：《西线无战事》《小人物》《光荣的代价》《军士格里萨的案件》以及《百老汇旋律》和它的插曲《记住我那被遗忘的人》《兄弟你能不能省下一毛钱》。这些都是有深度的作品，反映了时代，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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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的苏联优秀电影有：《生活的道路》——讲述革命胜利后对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童的收容教养；《夏伯阳》——关于俄罗斯内战时期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红军游击英雄政治上成熟起来的复杂经历；艾森斯坦的历史性巨制《“波特金”号战舰》，这部电影所叙述的俄国1905年革命发生地同我的家史有关，所以使我的印象加倍深刻。在档次较低的苏联影片中有一部给我思想上冲击较大，片名为《寻觅幸福的人们》，叙述犹太人在新建的比鲁比詹苏维埃自治区的情况——这一实验看起来似乎是成功的，其实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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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我看过的外国影片如此之多，却想不起来曾经看过——哪怕只有一部——中国影片。中国电影院里外国影片充斥，但在供外国人娱乐的电影院里从不放中国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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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影片中，在后来那部制作态度相当严肃的《大地》之前（此片根据赛珍珠(18)同名小说改编，由保罗·茂尼(19)和路易斯·雷娜联合主演），中国人都被描绘成邪恶的（如“傅满洲大夫”）或是可笑的。有一个可称是“半”正面人物——大侦探“陈查理”，却是由一个西方人华纳·奥兰扮演的。华裔美国女演员安娜·梅·黄（黄耐霜）虽然既不邪恶也不可笑，但她只能演一些二等角色，并且场景是西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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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已经85岁了，但我仍然能够一下子就想起在我十岁以前看过的那么多电影的名字和场面，可见这种传播媒介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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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看电影是相当便宜的，特别是儿童票，虽然影院的开销里边还要包括对院内乐师的演奏报酬。我几乎总是在周末去看中午或下午的廉价场。除了满足思想上的需求，影片还总使我感到欲罢不能——下一集会怎么样？那时演的还都是无声片，观众听不到剧中人物的对白，所以也不要求院内安静。我们看到银幕上出现英雄时就欢呼，出现坏人时就斥骂，出现谈情说爱的无聊场面——在我们孩子眼里是如此——就嘲笑，也没人来干涉。我们不但觉得银幕上那些滑稽动作很好玩，自己也干一些恶作剧来寻开心。我们这些男孩子常常从二楼票价便宜的座位上，把纸折的小飞机或飞镖（头上粘了嚼过的口香糖）向楼下观众的秃头上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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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岁时，有一次我在去电影院的路上，因为满脑子想的都是银幕上将要出现什么样的情景，有点神思恍惚，被一辆路过的汽车撞倒，左边大腿股骨断成三截。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意外事故改变了我的一生。在卧床的几个月中，我成了一个如饥似渴的读者——最后成为一个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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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美国在电影业中的霸主地位相对照，文化领域的其他“进口货”仍然要数欧洲的水准最高。剧院经理A．斯特鲁克邀请许多世界闻名的音乐家到天津和其他中国城市的外国租界来演出，其中有小提琴家海菲茨、克莱斯勒、埃尔曼和津巴利斯特，钢琴家莫伊塞维奇(20)和利奥·西罗塔，歌唱家阿米莉达·加利·柯希（女高音）、夏里亚宾(21)（著名俄国男低音）等。俄语社区的人对夏里亚宾非常崇拜，即使音乐会的票价对他们来说十分昂贵，也要成群结队地去听他演唱。对犹太人来说，如果来演出的艺术大师也是犹太人（这样的情况很多），那么去出席他（她）的演唱会就几乎像参加一种典礼、一种可以提高自己身价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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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夏里亚宾，我还记得他的魁梧身材、萧萧白发和戏剧性的动作，虽然他的嗓音已不如年轻的时候，但他所唱的《伏尔加船夫曲》和《跳蚤之歌》依然震撼人心。我当时还听到过关于他和著名俄国作家高尔基的一段轶事。这两个农村青年曾一同在旧俄罗斯各地流浪，他们身无分文，真的当过“伏尔加船夫”，在这条大河上给逆流而上的船只背纤，累得筋疲力尽。在一处市镇上，他们有机会得到一个比较轻松的工作——一位当地传教士正为他的教堂唱诗班招募歌手。但在试听发声后，传教士只录取了高尔基，却不要后来成为全球声乐大师之一的夏里亚宾。这两个青年朋友不愿分离，于是继续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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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的音乐和艺术教育方面（包括钢琴、小提琴、舞蹈），俄国教师可以说是包揽了全局。“天津公学”英国女生佩吉·胡卡姆师从俄国老师沃伊腾柯夫人学习芭蕾舞，后来以“芳廷”(22)的艺名享誉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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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从8岁到14岁（或15）学过钢琴，老师霍拉奇金娜夫人曾就学于彼得格勒音乐学院，师从著名的钢琴家莱谢蒂茨基(23)。有三四次，她让我在年度学生汇报演出中登台，主要是演奏肖邦的序曲，我很喜欢这些曲子，她也认为我在演奏这些序曲时表现出了一些音乐家的天赋和技巧。但我的其他兴趣和经历使我长久地远离音乐，现在我完全不会弹了——但我仍然保留着一点音乐方面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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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界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公子哥儿”在文化知识方面远远不如我们这些来自东欧的穷光蛋们。他们最典型的兴趣所在，除了做生意和社交之外就是体育运动。我有一个美国同学老是对我讲美国的棒球联赛，虽然我向来同棒球不沾边，很快也会随口说出一些棒球明星和明星队的名字，如鲁思、科布、马修森、霍恩斯比(24)和一些著名的球队如“道奇队”“扬基队”“圣路易斯红鸟队”（红鸟队有一年获世界联赛冠军，使我大感兴趣，因为我有表兄妹住在圣路易斯）等。但当我对那位美国同学谈起“作曲家”时，他却问我：“那是什么？”我解释说，“写乐曲的人，像莫扎特、贝多芬、肖邦都是。”最后他老实承认：“这些名字从来没听说过。你是说像保罗·怀特曼这样的人吗？”这一次轮到我问他“那是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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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的大多数同学和朋友对音乐都这样无知，却也有非常突出的特例，那就是我在“美国学堂”三年级的同班同学和朋友约翰·赫赛。他在天津出生，父亲是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他了解他所喜爱的作曲家，跟当地一位俄国老师学小提琴，一心想成为一名出色的演奏家。虽然后来他转而爱好文学并且成为一位第一流的小说家，他对音乐的热爱却始终如一。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安东尼亚塔》所描写的就是伟大的小提琴制作家斯特拉迪瓦里(25)为达到他的艺术巅峰——一把真正完美无缺的小提琴——所投入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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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奇怪的是，赫赛把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向同我在疗养腿伤期间的兴趣转向联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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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半个世纪以后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回忆他在我养伤期间到床边来陪伴我的情形。他说，虽然我的身材“很小”，看起来却“精神焕发”，“一个高高的前额”仿佛是“一座奇妙的思想堡垒”。对于这样一种高度颂扬和夸大其辞的评价，我自己从未想到过。但我既然给了他这样一种形象，那就无怪他把我病床上的牵引架描绘成“一架神奇机器”。在这架机器里，我的伤腿“打着石膏……挂在一根精巧地连着滑轮和重锤的绳子上”——看到这些，使他“真希望自己变成艾培”。他接着写道：“过了几天，我的妒忌心达到几乎无法抑制的地步，因为我从天津的英文报纸《华北星报》上看到了这样一个标题：《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在编写两卷本世界历史》。我下决心也要把腿撞断，以便成为一个作家。”（写世界史的事是我想入非非地告诉这家小报专写社会花絮的记者的。）为了赶上我，赫赛打算写一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传记。当然，我们两个人的写作计划都没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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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赫赛确实成了一位作家，并且是一位具有如此优秀品质的作家，如果我有助于促进他的转变，我会为之高兴。他的《广岛原子浩劫记》是一部世界性的新闻报道和反核斗争的经典作品。他的《大墙》所描写的是在华沙犹太人集中区的抵抗运动，对纳粹暴行进行了凌厉的控诉，对犹太人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的英勇抗争表示了崇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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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赛的这种态度也许是由于他幼小时所得的一种印象。他曾这样记述道：“有一天，我和艾培在院子里玩跷跷板，他告诉我关于犹太人的一些事情。我有许多《旧约全书》，都是教会的‘主日学校’里分发给我的，但第一次使我心里出现这一被剥夺的流浪种族的活生生的形象的则是艾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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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讲俄语，也贪婪地大读俄文作品。虽然我没有受过正规的俄语教学，但我母亲教会了我，此后我也一直没有丢掉过。我很早就下定决心，凡是俄国人的作品，只要我能找到原著就决不读译文。我坚持这个原则，从儿童读物开始，然后是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托尔斯泰——先是短篇《高加索的囚徒》、《塞瓦斯托波尔故事》，最后是《战争与和平》（我养成一个习惯，每隔五年就读一遍这部作品，每次都有新的认识）、《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和《克莱采奏鸣曲》。后来我继续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26)等人的作品。再后来是列宁、斯大林和许多苏维埃作家的作品，还有其他一些俄文出版物。绝大多数俄文书都是从天津犹太人俱乐部（KUNST）的很好的图书馆里借来的，这个俱乐部的文化委员会主席长期由我父亲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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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阅读的英文书，属于自己的很少，大多是从图书馆借阅的。在“美国学堂”的图书馆里，我经常埋头阅读附有大量插图的20卷《知识全书》，这是当时名副其实的儿童百科全书，还有当时美国出版的青少年杂志《圣尼古拉斯》和《青年之友》。在学校图书馆里，我第一次为一些美国作家所吸引，其中有华盛顿·欧文、爱德加·爱伦·坡、费尼莫尔·库珀和马克·吐温，我也——很不幸地——为赞恩·格雷(27)的作品迷住，他写了许多对印第安人的战争，把这些种族灭绝的暴行写成英雄的行为。有一次，老师要求把格雷的作品从书架上搬下来，一些男同学表示抗议，我也参加了。后来我才懂得，我们错了，那位老师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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