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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多年以后，我曾听我的朋友、出身工人家庭的美国激进派作家史沫特莱深情地唱过这首歌。更晚一些时候，我又听美国海员范内斯唱过。我同范内斯在太平洋战争后曾一同被关进香港赤柱拘留营，后来又一起出逃成功，结下了深厚友谊（详见本书后面有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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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译者注］平民党（Populist）是19世纪后期美国中西部及南部农业改革者的政治联盟，谋求通过各种立法，促进农民利益，1896年与民主党联合竞选总统失败后渐趋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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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译者注］美国在1916年出兵占领多米尼加，至1924年撤军；1965年再次出兵占领，镇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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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据当时报刊所载巴特勒将军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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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第六章 初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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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记事时起，我就想当一名记者。我们家里有许多报纸。我第一次高兴地看到我写的东西登在报纸上是在我11岁或12岁的时候。我从天津发出的一封读者来信刊载在纽约出版的犹太日报《前进》“儿童专栏”里。这张报纸我父亲订阅了多年，编辑部工作人员中有不少是他在革命前的俄国“犹太劳动同盟”的同事。报纸主要用的是依地语，但“儿童专栏”用的却是英语，因为像我一样，许多犹太移民的后代不会读写依地语。这个专栏的编辑是吉恩·利西茨基，她因为能收到一封充满异国情调的、来自一个在中国的犹太孩子的信件而十分喜欢。我看到自己写的东西发表出来，大喜过望，所以至今仍记得她的名字，但她究竟作何评论、我所写的内容是什么，却忘得一干二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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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4或15岁时，我同“天津公学”的校刊有了些关系。我在校刊上写了一首打油诗，跟一个同学开玩笑，还帮助做些编辑和版面设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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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父亲给我买了一台改装过的、当时最有名的Underwood牌打字机，又“雇用”我给他长期主办的一本商业性月刊《东方皮货贸易》帮忙。供这本刊物用的有些材料是不懂英文的人写的，有些已译成英文，但质量很差。我的“任务”是润色文字，父亲给我的报酬很慷慨——每月墨西哥“鹰洋”1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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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使用的银元也称“墨西哥鹰洋”，这里有一段有趣的历史故事。中国银元的重量和含银量同墨西哥的“比索”银币相同，而墨西哥的“比索”银币又是照著名的西班牙“八里尔”银币仿制的。奥地利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时期同西班牙有密切关系，西班牙“八里尔”银币在奥地利称为thaler，这个词被“美国化”后成为dollar。美国改行金本位制后，中国的银元定价为相当于二分之一美国金元——按此计算，我当初的工资值6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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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公学”上学时，我赢得了作文和知识比赛奖，是由英国人创办的《京津泰晤士报》主编威尔弗雷德·V．彭内尔评定的。他是我家的老相识、老邻居，所以他打算将来雇用我，一是我写东西不费劲，又写得快，二是我可以作为“当地雇员”——外国人“当地雇员”的待遇虽然比中国人雇员多一倍，但只及从英国雇来的“本国雇员”的六分之一。还有，所有在海外雇用的人员，他们来华的旅费要报社承担，还可按规定享受定期的“带薪回乡假期”——如果雇用我，这些就都可以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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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情况是，我最早的——然而是短暂的——“成人”新闻工作却不是在一家英文报社，而是在天津一家名为《晨报》的俄文日报。我的工作是把路透社及其他通讯社的英文新闻稿译成俄文。当时在天津已另有两家“白俄”流亡者的报纸，但《晨报》同它们不同，持谨慎的亲苏立场。这家报纸的主编是一位俄罗斯犹太人，名叫列夫·马尔科维奇·比霍符斯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的太太却是态度生硬、要求严格，戴一副夹鼻眼镜，天天坐在报社的入口处检查所有雇员是否都按时上班（我有时因为迟到挨了她好一顿批）。唯一的一个排字工人名叫罗森茨韦克，体格魁梧，脸色红润，说话很慢，干起活来却很利索——他完全靠手工操作。这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个犹太人体力劳动者。印刷机是中国造的平版机，报纸只发行几百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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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社的常客是一位身材高大、声音洪亮的中年俄罗斯人，名叫斯克伏尔卓夫，他还常牵着他那条法国种的狗。他为“英亚通讯社”工作，这是一家苏联的企业，有一个英国合作伙伴。另一位来宾是天津德文报纸《德华新闻报》主编沃尔德马·巴特尔斯。他留着小胡子，人很瘦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被控从事反对德日两国的活动，死于日本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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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内尔雇用我为《京津泰晤士报》工作是在1930年底或1931年初，当时俄文《晨报》关了门，我实足年龄刚过15岁。这张报纸为天津英租界上层人物所有，是他们的喉舌。从1914年到1930年，它的主编是H．G．W．伍德黑德，一个顽固分子，对中国的蔑视是根深蒂固的（英租界上层人物中绝大多数都是如此）。他的继任者彭内尔在内心里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是较为尊重的，实际上还有点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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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黑德和彭内尔代表了在华英国新闻从业人员的两代人。前者于1902年来华，那时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刚被外国武装镇压下去。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个时代里成长起来的，并且非常留恋那个时代。彭内尔则是在出现许多新变化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个时期。看一看他们两人的经历就可以知道这种历史背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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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黑德认为中国在1911年从帝制改为共和是一个错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力图使中国摆脱中立，站到协约国一边，后来中国果然“参战”，其实中立是符合中国利益的。由于他在这方面的劳绩，英王授予他“不列颠帝国勋章”。他坚决维护领事裁判权和外国人在华享有的其他特权，对中国的民族和社会革命恨之入骨（他尖刻地讽刺孙中山，把孙中山看成是魔鬼，是中国民族和社会革命的化身）。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正是这样一个人，他前后20年中主编的《中国年鉴》英文版（每年出版厚厚的一册）被绝大多数西方人当作最标准的、最可靠的有关中国的手册。他从理论上为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行径，特别是把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扶植为“满洲国”的傀儡皇帝评功摆好。但是，一度依附于英国的盟邦日本早就处心积虑要把英国的势力逐出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是这个他曾为之吹捧的日本让伍德黑德饱尝了铁窗之苦，而不是像其他敌国平民那样只是关进拘留营。最后他是在交换战俘中被遣回的，已被折磨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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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内尔同伍德黑德的经历迥然不同。他于1912年来华，才21岁，这时中国刚从帝制改成共和。他1916年到《京津泰晤士报》工作，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在他主持编务期间，他表现出对中国革命、对孙中山、对国民党左派，有时甚至对中国红军的同情。同伍德黑德相反，他站在中国一边，反对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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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英国国内政治中，他却异想天开地支持奥斯瓦德·莫斯利爵士(1)，从工党左翼到“英国法西斯同盟”——这个组织宣称支持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所赞成的“合作国家”因而吸引了他，但他并不全盘接受纳粹的种族主义（彭内尔夫人是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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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战”期间，我曾同他在印度重逢。他在英国新闻部任职，为反对日本而努力工作，但对于“反法西斯战争”的提法仍然嗤之以鼻。“二战”后，他任香港英文《南华早报》主编，晚年写了一本回忆录《终生同中国人民在一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当友好，特别敬慕周恩来，他从1919年天津的学生运动开始就知道了这个名字。他后来活到高龄，退休后回到西班牙，在那里终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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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在职培训，我在《京津泰晤士报》的工作很有好处。这张报纸每天出版16至20页（包括广告及已打好的纸型），编辑部一共只有七名工作人员。我那时18岁，看校样、做标题、排版式、写本地新闻（从婚嫁、丧葬到警察和法院办案），还要担当体育报道和音乐戏剧评论的任务。有时彭内尔身体不适或外出，我甚至于还要代他写社论——在我写的社论中显示出我的一些已经颇为激进的观点。例如在较早写的一篇关于美国罗斯福政府的社论中，我提出疑问：“是谁的新政？”是要离弃造成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那种经济体制，还是想努力保住它？在另一篇评论“技术官僚政治”（被认为是另一种克服经济衰退的万应灵药）的文章中，我批评它对社会力量的忽视。1932年，古巴的马查多(2)独裁统治为巴蒂斯塔中士（他那时看起来似乎倾向于民主）所推翻，我在社论中把这次事件同俄国的十月革命相比，就因为后者也是由军士来指挥新组成的军队的。这当然是一种目光短浅的看法，巴蒂斯塔后来变成了另一个反动的、半殖民地的独裁者，在1958年为菲德尔·卡斯特罗所推翻。1933年，我在社论中对在德国新上台的希特勒进行攻击，天津的纳粹分子因为他们的“领袖”被攻击而勃然大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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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内尔对我写的东西从不审查。1934年我19岁，结了婚。他把我的工资加了一倍——每月100银元，相当于50美元（仍然只是从英国国内请来的大多数低级职员工资的一个零头）。但不论是我的能力还是我的“廉价劳动”，最后都未能使我在《京津泰晤士报》待下去。报社经理有一次看到我的口袋里插着一本美国共产党的出版物，就把我开除了。彭内尔在一份为我准备的推荐信中大事夸奖我对报纸工作入门之快，但却为自己开脱道：“……爱泼斯坦的观点适宜于持自由主义或激进观点的报纸。”在半殖民地中国，这样的“推荐信”无异于一张“不宜雇用”的证明书，所以我从来没有拿出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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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津泰晤士报》工作期间，我开始同几位年轻朋友（犹太人、俄国人、德国人、英国人都有）聚会，大约每周一次，讨论马克思主义与时事。我们阅读社会主义经典著作、苏联出版物、R．帕姆·杜德的《法西斯主义和社会革命》及约翰·斯特雷奇(3)的《即将到来的权力之争》等书籍。但是，我们的圈子很小，我不记得曾专门讨论过中国和中国革命问题。尽管我们对中国和中国革命一般说来是同情的，我们的心却在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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