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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了《京津泰晤士报》之后大约有一年时间，我处于失业状态。我同一位比我年长的朋友合作，开办了一项商业性的翻译服务，主要是把俄文译成英文，天津的俄国商人很需要这项服务。我自己还翻译了一些学术性的东西出版，其中最长的是一篇关于中世纪蒙古法律（成吉思汗统治及以后一段时期）的论文，作者是一位这方面的专家、俄罗斯教授V．A．里亚萨诺夫斯基（后曾在美国俄勒冈大学任教）。这篇论文先在北京出版的《中国政治及社会科学评论》上连载，后单独成书。另一篇较短的东西是一本政治经济小册子《中国和白银》（中国刚放弃银本位并把白银卖给美国），作者是M．格里维奇，曾在莫斯科大学任讲师。40年之后，我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的目录索引卡片中居然发现在我的名下有这两本书的记录，使我大为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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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双语转换工作在一些新的方面扩大了我的俄语和英语词汇。但不论是我还是我的伙伴都不懂中文，所以我们没有做任何中外文的翻译——这是租界生活封闭性的又一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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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身处殖民地环境，反对殖民主义的同情心促使我在越来越多的事情上站在中国和中国人一边。其中的一件事是我同《京津泰晤士报》老同事安妮·伯内特对天津的“英国市民图书馆”拒绝中国人入馆阅览和借书抗议无效，愤而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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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图书馆虽然为殖民官员们所有，但藏书丰富，管理完善。我在这里浏览了许多种百科全书，并且多年来借阅了各种各样的书刊——各种不同的政治、文学、学术流派，从左到右的政治派别，从古典到近现代都有。我不可能去购置那么多的书籍，但在这里我几乎能找到我所需要的所有书籍。它有助于我接受教育，我也认为它很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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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它的藏书虽然十分广泛，关于入会的规定却表现出典型的褊狭心理——中国人不准参加。在一次年会上，在中国成长的安妮要求修改这一规定，我表示支持。但我们发现我们是在同一座石墙打交道。反对的理由是可笑的，大多数还带有侮辱性。有一个身材高大的欧亚混血儿（他的母亲是中国人）甚至于提出了这样的论点：如果图书馆的书进了一个中国人的家里，谁知道会把什么样的细菌带出来传染给我们！这次会议之后，安妮和我退出了这家图书馆，她组织了一个“书虫俱乐部”来取代它。参加这个俱乐部的人拿出书来相互借阅，并开会讨论。华人会员中有黄佐临，他是关于萧伯纳和布莱希特(4)的青年专家，后来成为杰出的剧作家。外国人会员中有两位美国女青年会的秘书——莉迪亚·约翰逊和伊丽莎白·希斯，她们都有进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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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的兴趣逐渐地，然而是决定性地转移到中国的事件和发展趋势上来，在以后的数十年中，中国实际上成为我写作的唯一主题。起初我作为一名自由撰稿人向国外出版物投稿，常用笔名，因为我“无国籍”，极易受到伤害。最早是一组简短的连续报道，发表在马尼拉的《菲律宾自由报》上，作为该报的一个流动记者，描写个人旅行中所见的日本占领下的中国东北（满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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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在纽约出版的刊物《民族》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红军长征的文章，一个朋友把它译成法文，刊载在巴黎出版的一张日报《不妥协者》上。关于长征，我并没有什么直接的消息来源，我是从蒋介石办的报纸上看出来的（因此难免有错误）。这些报纸经常刊登一些红军在某地被“击败”或“消灭”的报道，我就在地图上寻找这些地方，做上标记，从中不但可以看到红军还存在，并且还在战斗前进。历史已使我相信，中国的革命不论遭受何种挫折，总是不可摧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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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这篇报道捅了一个小小的马蜂窝，几乎给我带来麻烦。但我当时一无所知。1935年初，在一份上海出版的英文刊物上，发起了一场对“美国的自由主义和激进报刊”的攻击，矛头主要指向我在《民族》上发表的那篇文章。这份刊物就是由J．B．鲍威尔主编的《密勒氏评论报》，它对中国是友好的，但把蒋介石看作是中国的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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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斯诺挺身而出，为我辩护。他在1935年4月1日写信给《民族》和《新共和》这两个刊物，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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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们因为你们的态度而大为沮丧……正在策划使你们正确地认识到“有关中国赤党的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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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华北正在进行一场嗜血的搜捕行动，要找到这个冒名为Crispian Corcoran的人，因为他被怀疑为那个正在误导你们的最坏的坏蛋……我偶然碰到过这个年轻人……发现他是一个十分杰出的、精明的新闻记者，他的责任心是毋庸置疑的……我的印象是，他的报道是在中国当今的混乱局面中所可能得到的最可靠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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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提到的Crispian Corcoran是我的化名。我不久前还在阅读少年刊物《儿童报》（或《好友报》，我现在记不太准），上面有两个虚构的人物，一个叫Crispian，另一个叫Corcoran，我的化名就是用他们的名字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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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斯诺为我辩护的那封信，也许登出来了，也许没有登，我是从罗伯特·法恩斯沃斯那里知道的。这位斯诺传记的作者，在堪萨斯城的“斯诺纪念档案馆”发现了这封信的复写本。在我和斯诺数十年的友情交往中，他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件事。对斯诺来说，这是他多做好事、做了不说的性格的典型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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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在中国的另一家报社有了一份工作。在从事翻译和自由撰稿的同时，我成了《北平时事日报》的兼职记者（署名是“本报通讯记者”，不登姓名）。这是一张在北京（当时改名“北平”）出版的英文日报，想在天津扩大发行。虽然我的任务只需要报道天津外国人社区的活动，但我却专门写了一篇“调查报道”（也没有署名），讲述日本在天津的中国居民中有计划地、包藏政治祸心地扩大毒品贸易（主要是海洛因）。销售的渠道是一伙称为“洋行”、以“日商”名义经营的小商店——按照不平等条约，外商不受中国法律的管束。开始时，这些商店向顾客免费赠送香烟，他们在这些香烟里偷偷塞进海洛因，等到吸上瘾，就非花钱去买不可了。这些商店在门面上摆着各式各样的商品，从糖果到自行车都有，后面的一些房间则是临时性的吸毒室。我曾经到这些地方去看过，只见一排排瘾君子贪婪地吸着烟卷，这些烟卷的一头已被掏空，塞进了海洛因粉末（“白面”）。为了不让这些粉末撒掉，他们吸时要把烟卷竖立起来，所以被称为“高射炮”。这两个词随着毒焰的蔓延而成了当地的常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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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这些窝点吸毒的主要是劳动人民（体力劳动者、小职员，还有少数学生），他们很快就变得贫病交迫。较富裕的瘾君子则在家里过瘾，所吸的毒品较精致，毒性也不那么剧烈。整个散布毒品的安排据说是由日本的军事情报部门一手策划的，为了销蚀一部分中国人的意志、招募为他们服务的汉奸特务、纠集一帮以供给毒品为报偿的“支持者”，以达到他们把华北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图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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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时事日报》为中国人所有，但职员大部分是外国人。编辑部对我写的报道颇为欣赏，对我提出了另一个工作建议。这张报纸的新闻主编塞西尔·泰勒是澳大利亚人，要定期回国休假。在航空运输还不发达的时代，往返旅程加上休假通常要六个月时间，而他每隔三五年就要休假一次。“你是否愿意在他离京期间代行他的职务？他在北京有一所四合院，雇着仆人，你可以住在那里。”我表示愿意。关于待遇问题——在《京津泰晤士报》时我的月薪是100银元，《北平时事日报》因我是兼职，人又在天津，只付给我半数，现在要我在北平全职工作，我要求付给我月薪300银元。报社总经理张明威（译音）代表报社老板（中国国民党人士）表示同意。于是我就在北京住下来，过着同当地一般外国记者和学者同样的生活。这座美丽的中国古都（蒋介石把政府迁到了南京）比起天津租界来更适合我，并且使我更接近中国——尽管仍然要通过同情中国的外国人。这些人中除斯诺夫妇外，还有不少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在同中国有关的学术或新闻、政治方面已经或即将享有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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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当时是在中国深造的一位哈佛大学的特别研究员，他后来成为全美国研究中国的权威。拉铁摩尔的经历更加“全面”，从一位著述丰富的学者到“二战”时由罗斯福总统任命为蒋介石的顾问，战后又成了麦卡锡主义的牺牲品备受恶毒中伤（费正清也曾被麦卡锡主义抹黑，但他更灵活一些，所以幸免于难）。伊罗生曾一度无畏地援助中国共产党，但后来左转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候写了《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后来又右转为新保守主义派。艾达·普律德出生于中国，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社会工作部当主任，日本占领北京后，她利用自己的条件掩护了许多在地下活动的中国爱国者，后来在斯诺夫妇的劝说下，放弃了原来那份报酬丰厚的工作，为战时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募集海外捐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一直是新中国坚定的朋友，直到九十多岁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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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两位是《北平时事日报》的同事。F．费希尔的本职工作是合众社记者，在这家报纸的编辑部帮忙。我到北京几个月之前，他曾支持1935年12月的北京爱国学生运动。“珍珠港事件”后，他出任美国战时新闻局(5)中国办事处主任。“二战”后，他留任政府官员，以为这比在新闻界工作更安全、更清静一些。但他在这两方面都估计错了，麦卡锡主义的大棒并没有放过他。后来他总算保住了原来的职位，不过从此以后他再也升不上去，没有机会在公众中露脸，同中国事务更是完全不沾边，他也想努力为自己洗刷，但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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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贝尔登是一个毫无城府的人，热情、认真，在写作方面才华横溢。他刚从美国来，是以在船上打工充抵票价的办法搭船来的，在报社当校对，收入微薄。日本发动对华全面侵略战争后，他先后任美国合众社和《生活》杂志的战地记者。他不是光在司令部或军官俱乐部待着，而是深入到士兵们作战和牺牲的第一线，和他们同生死、共患难。“珍珠港事件”后，他随史迪威将军从缅甸撤退，备尝艰险。后来，他为《生活》杂志采访盟军在意大利登陆作战，负了重伤。中国的解放战争开始后，他重返中国，写了《中国震撼世界》一书。这本书作为新闻著作可同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相提并论，作为文学作品其地位则在后者之上。由于麦卡锡主义扼杀了它的发行，这本好书不大为人所知。在“冷战”的年代里，贝尔登靠打工谋生（包括当出租车司机），有时靠失业或老年救济金，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在巴黎去世。美国的一个重要人才就这样被可悲地浪费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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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时事日报》的内部结构和主要人员也是很有意思的。年事已高的主编谢尔登·里奇虽然也是英国人，但与《京津泰晤士报》主编伍德黑德很不一样。他在中国从事教学和新闻工作多年，早在1915年他就对日本胁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加以痛斥，从而受到日本方面的威胁。现在他已白发苍苍、步履维艰（据说是年轻时当橄榄球队队员时负的伤）。他的编辑工作作风也很特别。他不管报纸的其他版面有些什么内容，每星期连续四天关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不停地打字（送到办公室里去的饭菜往往原封不动），然后一瘸一拐地出来，面色苍白，满脸胡子。他登上汽车，开到北京郊外幽静的西山去休养三天。他写的或选出来转载的东西占据每期报纸中心对开的两页，并且每栏宽度大于其他版面，使其他版面的稿件不可能“闯进”他的这片“神圣领土”。在这里，每逢周末总要登一篇他的说教文章，栏目取名“静谧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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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些怪癖的表象下面覆盖着他性格中坚毅和忠诚的品质。1937年日本占领北京后，他克服种种困难，坚持把报纸办下去。在无情的日本侵略者的恐吓下，邮局和报贩都不敢再经售他的报纸，他就开着他那辆黑色的老轿车把报纸亲自送给订户和读者。“珍珠港事件”后他的遭遇如何我不清楚，如果被关进日本的拘留营，那就一定会吃足苦头的。1946年他在北京病逝，享年7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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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社新闻部的一位中国同事是Y．C．孙，他同时在路透社兼职，但两处的收入仍然不够他这个大家庭（他有六个孩子）的用度。另一位中国同事王公达（译音，英文名“乔治”）活泼、机智，很会享受生活，同国民党很接近。他们两位负责有关中国的全部新闻报道。外籍工作人员只在办公室工作——按照国外英文报纸的模式改稿、设计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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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是国民党办的，通过张总经理进行监督。有关技术性的问题以及外国通讯社电讯的处理，编辑部有一定的自主权，但在国内报道上就没有了。我在处理一条国民党有关反共内战的虚假报道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一点。国民党的官方消息来源一再宣称毛泽东、朱德或其他红军首领已经死亡（他们造谣说毛泽东已到肺结核病晚期）或在战斗中被击毙。因此，我为这条新闻做了这样一个标题：“朱德再次被杀”。张总经理对我一直是友好的，对我的工作也称赞过。但我做了这个标题之后不久，他就通知我，报社不再需要我了（他没有说明理由）。我不记得这条得罪了人的挖苦标题是登出来了，还是被发现后“枪毙”了，反正对我的报复是来得挺快的。在《北平时事日报》上，反日倾向是可以接受的，甚至受到鼓励；批评国民党的反共内战却绝对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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