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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在纽约出版的刊物《民族》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红军长征的文章，一个朋友把它译成法文，刊载在巴黎出版的一张日报《不妥协者》上。关于长征，我并没有什么直接的消息来源，我是从蒋介石办的报纸上看出来的（因此难免有错误）。这些报纸经常刊登一些红军在某地被“击败”或“消灭”的报道，我就在地图上寻找这些地方，做上标记，从中不但可以看到红军还存在，并且还在战斗前进。历史已使我相信，中国的革命不论遭受何种挫折，总是不可摧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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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这篇报道捅了一个小小的马蜂窝，几乎给我带来麻烦。但我当时一无所知。1935年初，在一份上海出版的英文刊物上，发起了一场对“美国的自由主义和激进报刊”的攻击，矛头主要指向我在《民族》上发表的那篇文章。这份刊物就是由J．B．鲍威尔主编的《密勒氏评论报》，它对中国是友好的，但把蒋介石看作是中国的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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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斯诺挺身而出，为我辩护。他在1935年4月1日写信给《民族》和《新共和》这两个刊物，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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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们因为你们的态度而大为沮丧……正在策划使你们正确地认识到“有关中国赤党的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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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华北正在进行一场嗜血的搜捕行动，要找到这个冒名为Crispian Corcoran的人，因为他被怀疑为那个正在误导你们的最坏的坏蛋……我偶然碰到过这个年轻人……发现他是一个十分杰出的、精明的新闻记者，他的责任心是毋庸置疑的……我的印象是，他的报道是在中国当今的混乱局面中所可能得到的最可靠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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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提到的Crispian Corcoran是我的化名。我不久前还在阅读少年刊物《儿童报》（或《好友报》，我现在记不太准），上面有两个虚构的人物，一个叫Crispian，另一个叫Corcoran，我的化名就是用他们的名字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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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斯诺为我辩护的那封信，也许登出来了，也许没有登，我是从罗伯特·法恩斯沃斯那里知道的。这位斯诺传记的作者，在堪萨斯城的“斯诺纪念档案馆”发现了这封信的复写本。在我和斯诺数十年的友情交往中，他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件事。对斯诺来说，这是他多做好事、做了不说的性格的典型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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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在中国的另一家报社有了一份工作。在从事翻译和自由撰稿的同时，我成了《北平时事日报》的兼职记者（署名是“本报通讯记者”，不登姓名）。这是一张在北京（当时改名“北平”）出版的英文日报，想在天津扩大发行。虽然我的任务只需要报道天津外国人社区的活动，但我却专门写了一篇“调查报道”（也没有署名），讲述日本在天津的中国居民中有计划地、包藏政治祸心地扩大毒品贸易（主要是海洛因）。销售的渠道是一伙称为“洋行”、以“日商”名义经营的小商店——按照不平等条约，外商不受中国法律的管束。开始时，这些商店向顾客免费赠送香烟，他们在这些香烟里偷偷塞进海洛因，等到吸上瘾，就非花钱去买不可了。这些商店在门面上摆着各式各样的商品，从糖果到自行车都有，后面的一些房间则是临时性的吸毒室。我曾经到这些地方去看过，只见一排排瘾君子贪婪地吸着烟卷，这些烟卷的一头已被掏空，塞进了海洛因粉末（“白面”）。为了不让这些粉末撒掉，他们吸时要把烟卷竖立起来，所以被称为“高射炮”。这两个词随着毒焰的蔓延而成了当地的常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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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这些窝点吸毒的主要是劳动人民（体力劳动者、小职员，还有少数学生），他们很快就变得贫病交迫。较富裕的瘾君子则在家里过瘾，所吸的毒品较精致，毒性也不那么剧烈。整个散布毒品的安排据说是由日本的军事情报部门一手策划的，为了销蚀一部分中国人的意志、招募为他们服务的汉奸特务、纠集一帮以供给毒品为报偿的“支持者”，以达到他们把华北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图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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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时事日报》为中国人所有，但职员大部分是外国人。编辑部对我写的报道颇为欣赏，对我提出了另一个工作建议。这张报纸的新闻主编塞西尔·泰勒是澳大利亚人，要定期回国休假。在航空运输还不发达的时代，往返旅程加上休假通常要六个月时间，而他每隔三五年就要休假一次。“你是否愿意在他离京期间代行他的职务？他在北京有一所四合院，雇着仆人，你可以住在那里。”我表示愿意。关于待遇问题——在《京津泰晤士报》时我的月薪是100银元，《北平时事日报》因我是兼职，人又在天津，只付给我半数，现在要我在北平全职工作，我要求付给我月薪300银元。报社总经理张明威（译音）代表报社老板（中国国民党人士）表示同意。于是我就在北京住下来，过着同当地一般外国记者和学者同样的生活。这座美丽的中国古都（蒋介石把政府迁到了南京）比起天津租界来更适合我，并且使我更接近中国——尽管仍然要通过同情中国的外国人。这些人中除斯诺夫妇外，还有不少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在同中国有关的学术或新闻、政治方面已经或即将享有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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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当时是在中国深造的一位哈佛大学的特别研究员，他后来成为全美国研究中国的权威。拉铁摩尔的经历更加“全面”，从一位著述丰富的学者到“二战”时由罗斯福总统任命为蒋介石的顾问，战后又成了麦卡锡主义的牺牲品备受恶毒中伤（费正清也曾被麦卡锡主义抹黑，但他更灵活一些，所以幸免于难）。伊罗生曾一度无畏地援助中国共产党，但后来左转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候写了《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后来又右转为新保守主义派。艾达·普律德出生于中国，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社会工作部当主任，日本占领北京后，她利用自己的条件掩护了许多在地下活动的中国爱国者，后来在斯诺夫妇的劝说下，放弃了原来那份报酬丰厚的工作，为战时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募集海外捐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一直是新中国坚定的朋友，直到九十多岁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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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两位是《北平时事日报》的同事。F．费希尔的本职工作是合众社记者，在这家报纸的编辑部帮忙。我到北京几个月之前，他曾支持1935年12月的北京爱国学生运动。“珍珠港事件”后，他出任美国战时新闻局(5)中国办事处主任。“二战”后，他留任政府官员，以为这比在新闻界工作更安全、更清静一些。但他在这两方面都估计错了，麦卡锡主义的大棒并没有放过他。后来他总算保住了原来的职位，不过从此以后他再也升不上去，没有机会在公众中露脸，同中国事务更是完全不沾边，他也想努力为自己洗刷，但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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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贝尔登是一个毫无城府的人，热情、认真，在写作方面才华横溢。他刚从美国来，是以在船上打工充抵票价的办法搭船来的，在报社当校对，收入微薄。日本发动对华全面侵略战争后，他先后任美国合众社和《生活》杂志的战地记者。他不是光在司令部或军官俱乐部待着，而是深入到士兵们作战和牺牲的第一线，和他们同生死、共患难。“珍珠港事件”后，他随史迪威将军从缅甸撤退，备尝艰险。后来，他为《生活》杂志采访盟军在意大利登陆作战，负了重伤。中国的解放战争开始后，他重返中国，写了《中国震撼世界》一书。这本书作为新闻著作可同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相提并论，作为文学作品其地位则在后者之上。由于麦卡锡主义扼杀了它的发行，这本好书不大为人所知。在“冷战”的年代里，贝尔登靠打工谋生（包括当出租车司机），有时靠失业或老年救济金，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在巴黎去世。美国的一个重要人才就这样被可悲地浪费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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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时事日报》的内部结构和主要人员也是很有意思的。年事已高的主编谢尔登·里奇虽然也是英国人，但与《京津泰晤士报》主编伍德黑德很不一样。他在中国从事教学和新闻工作多年，早在1915年他就对日本胁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加以痛斥，从而受到日本方面的威胁。现在他已白发苍苍、步履维艰（据说是年轻时当橄榄球队队员时负的伤）。他的编辑工作作风也很特别。他不管报纸的其他版面有些什么内容，每星期连续四天关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不停地打字（送到办公室里去的饭菜往往原封不动），然后一瘸一拐地出来，面色苍白，满脸胡子。他登上汽车，开到北京郊外幽静的西山去休养三天。他写的或选出来转载的东西占据每期报纸中心对开的两页，并且每栏宽度大于其他版面，使其他版面的稿件不可能“闯进”他的这片“神圣领土”。在这里，每逢周末总要登一篇他的说教文章，栏目取名“静谧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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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些怪癖的表象下面覆盖着他性格中坚毅和忠诚的品质。1937年日本占领北京后，他克服种种困难，坚持把报纸办下去。在无情的日本侵略者的恐吓下，邮局和报贩都不敢再经售他的报纸，他就开着他那辆黑色的老轿车把报纸亲自送给订户和读者。“珍珠港事件”后他的遭遇如何我不清楚，如果被关进日本的拘留营，那就一定会吃足苦头的。1946年他在北京病逝，享年7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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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社新闻部的一位中国同事是Y．C．孙，他同时在路透社兼职，但两处的收入仍然不够他这个大家庭（他有六个孩子）的用度。另一位中国同事王公达（译音，英文名“乔治”）活泼、机智，很会享受生活，同国民党很接近。他们两位负责有关中国的全部新闻报道。外籍工作人员只在办公室工作——按照国外英文报纸的模式改稿、设计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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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是国民党办的，通过张总经理进行监督。有关技术性的问题以及外国通讯社电讯的处理，编辑部有一定的自主权，但在国内报道上就没有了。我在处理一条国民党有关反共内战的虚假报道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一点。国民党的官方消息来源一再宣称毛泽东、朱德或其他红军首领已经死亡（他们造谣说毛泽东已到肺结核病晚期）或在战斗中被击毙。因此，我为这条新闻做了这样一个标题：“朱德再次被杀”。张总经理对我一直是友好的，对我的工作也称赞过。但我做了这个标题之后不久，他就通知我，报社不再需要我了（他没有说明理由）。我不记得这条得罪了人的挖苦标题是登出来了，还是被发现后“枪毙”了，反正对我的报复是来得挺快的。在《北平时事日报》上，反日倾向是可以接受的，甚至受到鼓励；批评国民党的反共内战却绝对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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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度失业，又回到了天津外国租界内那个文化上死气沉沉、商业气息浓厚、人们心胸狭窄的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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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北京在我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许多曾在这里工作和生活过（哪怕时间不长）的人都这样。它的建筑和城市格局在深度和广度上再现了中国古代和现代的历史。它对于中国所发生的所有事件都是如此敏感，即使是最洋气的外国人也不可能使自己完全置之度外。它在外表上很平静，但正如最近发生的1935年的学生运动那样，它会爆发出充满朝气的爱国热情，使全国为之震动。它也会显示出这个国家当前所患的内在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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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有一次在报社上完夜班骑自行车回家，当时大约是凌晨两点，我走在没有路灯，但我很熟悉、通常很安静的小街上。突然，出现了一个中国士兵（这里平时是没有士兵的）挡住了我的去路，他的刺刀离我的脸部只有几英寸。他只有十几岁，显然是个新兵。他被派到这个地点站岗是为了执行一次紧急宣布的宵禁，并预料可能会碰到麻烦——究竟是什么麻烦，上级没有告诉他，但他对黑夜中出现的任何东西都不能疏忽大意。我看到他的身子和他手中的枪都在不住地抖动。我承认，当时我真被吓得够呛，比后来在真正的战争中吓得还厉害。没有什么比一个患恐惧症的新兵更可怕的了——他的手指在扳机上，刺刀是准备刺杀的姿势，都正对着你。幸亏我们两人很快都发现不用害怕，松了一口气，不再发抖。这种情况那时在天津的租界里是不可能发生的。四周的边界、特别是人们的心理状态，使天津租界免受中国地区动乱的影响。这种情况由来已久，但很快就要起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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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没有直接报道过中国的事情，但我在北京的居留使我开始了一生中一次关键性的转变，原来我只写一些关于那个蚕茧似的租界内外国人社区的、也是供他们阅读的无关紧要的东西，现在我转而写作以中国为主题的东西，供更广大的读者群阅读，包括海外读者和中国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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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快为两个英文刊物写稿，一个是北京的《民主》，另一个是上海的《中国呼声》。两刊的主要读者（也是最热心的读者）是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它们都由同情中国的外国人编辑，作为外国企业登记，所以不受蒋介石政府部门的检查。两刊是在1935年学生抗日救国运动和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创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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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月刊的创办人是斯诺夫妇，它首次披露了毛泽东的声明，这是斯诺在他那次开拓性的中国之旅中带回来的。它的编委中有的还义务为它写稿或编辑，其中之一便是有才华的新西兰作家和记者贝特兰。他是刚从牛津大学学成的“罗兹(6)奖学金学者”。他正在写《中国的危机》一书，这是同时代外国人所写的有关1936年“西安事变”的最佳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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