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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曹亮本人却在50年代早期遭到了厄运。他在地下工作中的老上级、勇敢机智的潘汉年（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被错误地怀疑为叛徒，无端受辱并被关入监狱。曹亮和他的妻子也受牵连，在监狱和劳改营中度过了25年，最后始获平反。潘汉年虽也获平反，但已在平反前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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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亮的品格从他对另一个囚犯的影响中可以看到。有一段时间，他发现同沈醉一起被关在一间囚室里。沈醉曾是蒋介石的“军统”特务、专门猎捕共产党人的老手。他怀疑和跟踪曹亮，想抓住曹或使之致残或者干脆予以消灭，就像他对其他共产党人所做的那样。新中国成立后，沈醉彻底坦白，服刑期满，政府因他揭发立功，让他在新社会重新做人。但在“文革”中，他又被投入监狱，对他的特赦被取消，他又丧失了自由。只是从过去他要猎捕的对象曹亮身上，处于绝望中的他才重新产生了希望。曹亮无缘无故地被囚禁的时间比他还长，但曹亮不但对革命事业保持忠诚，并且还使沈醉这个过去的敌人重新稳定了对革命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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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醉在最终获得释放后写的回忆录中写了这段经历。曹亮的释放和平反晚于沈醉。我看到曹亮时，发现他对革命事业依然乐观，充满了信心。在自由生活中，曹亮和沈醉保持了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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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天津不久就结束了失业的生涯，在美国合众通讯社（UP）天津分社有了一份工作。那时合众社属于斯克利浦斯-霍华德报系，是美联社（AP）这个新闻界庞然大物的世界性强劲对手（在50年代后期，它与世界第三大通讯社、属赫斯特报系的国际社（INS）合并为合众国际社（UPI），两者在传媒领域中此时都已渐趋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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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斯诺派史沫特莱（自称“罗杰斯夫人”）到天津来看我。我想，那时我已大体上读过她写的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女主人公叫“玛丽·罗杰斯”）和另一本著作《中国红军的征程》，所以对她有所了解。她要我为对华友好人士办的《今日中国》杂志（在纽约出版）写稿。这是我同她在中国长期友谊的开始，我们的友谊后来在美国仍继续下去，直到她1950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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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虽然是外国人办的，却使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接触中国左派的机会。在天津，为了推广这本杂志，我去访问了位于法租界内的“知识书店”——这是中共华北局秘密开设的，但直到半个世纪之后我才知道这一点，是当时在这家书店工作的叶笃庄告诉我的（叶是把达尔文的著作译成中文的翻译家）。当时华北局的领导人是林枫，但我直到1944年才见到他。他时任晋西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领导人，我去访问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谈到了这个根据地各方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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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通过《民主》开始在政治上脱离隐蔽状态的，因为我同意在刊物的版权页编委名单中列入我的真名。这样做是有风险的，但又是使我兴奋的。不久，更加实在的战争危险出现了。1937年7月7日，日本人的大炮突然在北京城外的卢沟桥轰鸣，中国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我那天正在北京西郊香山卧佛寺度假，亲耳听到了炮声。如同卧佛那样，我对即将到来的、命运攸关的大风暴，听而不闻。人们习惯了长期的紧张生活之后，会觉得炮声似乎也更遥远了。我结束了这次田园式的家庭度假之后，不是直奔武装冲突的现场而是回到了我在天津合众社的工作岗位。在这里，随着日本全面侵略战争的进行，我开始了几年的战地记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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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所受到的战火洗礼开始于7月底。我奔走于天津古老的海河大桥（原称“万国桥”，现称“解放桥”）两侧。桥西是安静的、“中立”的西方国家租界，我从这里发出新闻电讯。桥东在进行战斗，一方是数千武器精良的日本侵略军，另一方是约600名中国准军事部队“保安队”，只有步枪和机关枪。根据1901年的“辛丑条约”（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后迫使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国的正规军不得在天津各处驻扎，30年代中期蒋介石政府在日本的外交和军事压力下进一步扩大了中国不得驻军的地区。这条海河大桥在作战区内，但嗖嗖飞过的步枪子弹并没有使我感到危险，直到我看见刚刚倒下的许多新的尸体——如英国诗人西格弗里德·萨松(7)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写的“在被扭曲了的耻辱中的死者形态”——才觉得浑身发凉。同时，日本侵略者的飞机正向南开大学俯冲轰炸，特别集中于图书馆，看来他们最恨的是爱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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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保留着在日军总部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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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外国记者问他们：“为什么要轰炸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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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君，这是因为这些无法无天的中国人在那里驻兵。”所谓“无法无天的中国人”是日本发言人惯用的官方语言，指的是所有反对日本侵略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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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那里没见过中国兵。”一个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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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里的建筑物都很坚固。中国人会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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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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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是中国的司令官，我会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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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这成为轰炸一所世界著名学府的理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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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君，南开大学是一个反日基地。我们必须摧毁所有反日基地……南开的学生都是反日亲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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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上尉，现在正放暑假，校园里没有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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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日军上尉真的光火了。“诸君，我是一个军人。我告诉你们，我们正在摧毁南开大学。这是一个反日基地。所有中国的大学都是反日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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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日本人要摧毁所有中国的大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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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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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天津那些穿黑制服的武装警察（“保安队”），尽管老百姓在平时一点也不喜欢他们，他们的作战却是英勇的，提高了市民的士气，也使敌人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深厚的民族精神。虽然总的来说在人数和装备上都远不如敌人，有一支保安队包围了火车站上的日军，直到日本援兵开来把他们救出。还有一支保安队勇敢地冲进飞机场，企图摧毁敌机，牺牲了半数人。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让侵略者丧胆。在战斗进行中，那个年轻的、会说英语的日军司令部发言人对我们这些外国记者说：“我们今天晚上也许会被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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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队在抗击中得到许多学生和其他青年的支援。许多人被日军枪杀，其中有的纯属无辜。战死的中国士兵脸色黝黑、中弹处各不相同，而这些人脸色苍白、中弹处都在头部，显然是被枪决的无辜牺牲者。这是可怕的、更是令人愤慨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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