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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王世英的重逢要更早一些，只隔了七年——1944年在延安。我参加中外记者西北访问团，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访问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有一部分外国记者准备亲自去访问并报道晋绥抗日根据地的游击战，八路军总部派了一位高级干部来带队。他见了我，盯着看了一会儿，惊喜地喊道：“在天津见到的就是你吗？”他穿着灰色军装，我真认不出他就是斯诺带来的那位穿着西装的“教授”。我确实也长大多了，不是他最初见到的那个22岁的小子了。我们谈了很多这些年里所经历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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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梅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妇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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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两位都未能在“文革”中活下来——令人伤心的人才糟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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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叙述可见，在1937年，历史的潮流已将我从旁观中国革命转变为卷入中国革命并在未来的岁月中越卷越深——虽然在当时，我还没有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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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苏儒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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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者注］莫斯利爵士（Sir Oswald Mosley，1896—1980），初为英国保守党，后加入工党，1929—1930年在工党政府任职，1932年创立“英国法西斯同盟”，“二战”开始后被拘禁，1943年因病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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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译者注］马查多（Gerardo Machadoy Morales，1871—1939），古巴独立战争中的英雄，1920年任自由党领袖，1924年当选总统，1928年再度当选总统后实行独裁统治，1933年被迫流亡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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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译者注］斯特雷奇（Evelyn John Strachey，1901—1963），英国社会主义作家、工党政治家，1924年主编党刊《社会主义评论》，1929年及1945年两度进入议会，1946年任粮食大臣。1932年至1938年相继出版了《即将到来的权力之争》《资本主义危机的性质》《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我们将怎么办？》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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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译者注］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德国著名诗人、剧作家、戏剧改革家。代表作有《伽利略传》《四川好人》《高加索灰阑记》等。1955年获斯大林和平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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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译者注］美国战时新闻局（US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为美国新闻处（US Information Service，后改称US Information Agency）的前身。费希尔于1942年在重庆筹建该局中国办事处时，为便于向中国受众宣传报道，设立了中文部，并请刘尊棋任主任。费希尔在北京任合众社记者时，刘尊棋任苏联塔斯社北平分社翻译并在《北平晨报》工作，因而相识。本书作者爱泼斯坦也是在这一时期同刘相识并建立了深厚友谊的，在1994年的一篇悼念文章中称刘“是中国现代新闻事业、中国对外宣传和国际文化交往事业的杰出人物之一……坚强的共产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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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译者注］罗兹（James Ford Rhodes，1848—1927），美国商人和历史学家，曾获牛津大学、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荣誉学位，1898年当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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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译者注］萨松（Siegfried Lonnaine Sasson，1886—1967），英国诗人、小说家，以反战诗歌和小说体自传而著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军官，在法国战场上两度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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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译者注］旧中国的沿海航运业几乎为英国的怡和洋行（又称渣甸洋行，Jardine，Matheson ＆ Co．）和太古洋行（Butterfield ＆ Swire）所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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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第七章 战地记者（一）：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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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了天津，但并没有远离战争，而是更深地卷入了战火。由于无法进入上海，我被合众社派到了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从那时起，我从前线和后方两个方面报道战事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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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去南京的火车上，我就尝到了挨炸的滋味。其实，我在天津就已经不是空袭的旁观者，而是亲历了南开大学被轰炸的苦难。此后，我经历轰炸的场面达数百次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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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南京的第一个晚上，我在合众社的办事处过夜。半夜，我突然被震耳欲聋的轰炸声和高射炮声惊醒。我忘记了危险，一骨碌爬起来到窗前观看，只见防空系统的探照灯和五颜六色的曳光弹交叉照射，搜索着敌机。后来我下楼到外面去，看见了横七竖八的尸体（有的被炸得血肉模糊、四肢不全，有的还完整），这时我才清醒过来，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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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学会了在宵禁的空袭声中睡觉，合众社在上海的总部还不时打来电话，我习惯了在忙乱中偷闲打盹。我再也不会由于担心害怕而终夜坐着，不敢入睡。不管怎么轰炸，我照睡不误。这个本事对应付以后的许多危难是很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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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南京的轰炸起初只是偶尔为之。它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一方面进行恫吓，另一方面谋求休战，以求达到使中国投降的目的。在国际上，它请德国的外交官进行调停；在中国内部，它利用汉奸和失败主义者。在这些努力都失败后，它在9月份发出最后通牒并加紧空袭，有时日夜轮番轰炸。我清楚地记得，日本人有意识地对一家红十字会大医院进行轰炸，那里住满了当地的病人和来自前线的伤兵。他们的真实意图是想打击南京的士气，告诉所有有关的人：即使伤病员也不能幸免，也会在病床上被炸得血肉横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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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过一些伤兵，他们成为国际上禁用武器的牺牲品。芥子气把他们的皮肉腐蚀成许多像干酪似的小洞，并深深地进入躯体，疼痛难忍。日本人使用化学武器的罪证，我后来在别的地方看到过许多。后来查明，他们还在中国试用过传播病毒的生物武器，散布了像鼠疫、炭疽等致命的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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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南京的人民没有被吓倒。每当敌人的轰炸机被中国的战斗机或高射炮击中，冒着火光和浓烟栽下来并爆炸成碎片时，欢呼的人群总是不顾危险，冲向现场。有一次我还看见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站在敌机的残骸上。作为航空委员会的头头，她似乎是在工作。她倒不缺乏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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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作为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南京，像上海那样的群众性战地服务团体却很少见。在军政机关密集的南京，到处是高楼大厦和林阴大道，处理紧急情况是由穿着漂亮制服的警察和宪兵负责的。每当响起空袭警报，他们立即静街，命令行人进入新建的公共防空洞里。这些所谓的“防空洞”，结构简陋，只不过是加了一个顶棚的堑壕而已，防备飞来的弹片和玻璃还可以，对直接扔下来的或者在附近爆炸的炸弹就不中用了，即使是轻型炸弹也不行。轿车和卡车都用绿色植物伪装起来，停在路边的树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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