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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炸弹似乎也不放过他们。侵略者试图保留那些最豪华、最适宜于居住的地方，以便他们占领以后居住。在那些既有漂亮宫殿似的建筑物，又有简陋木屋的地方，炸弹总是落在后者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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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社会气氛慢慢地开始发生变化。原先，有两个南京。一个是趾高气扬的新首都，那里有宽阔的林阴道，有衣冠楚楚、戴着白手套的军官，自命不凡、懒洋洋地坐在名牌轿车里的高级官吏以及住在美式豪华套间里的大腹便便、忙忙碌碌的商人。另一个南京是老南京人居住的地方，那里变得越来越穷。现在，被击落的每一架敌机都是老南京和新南京的共同胜利，特别使穷人和难民感到欢欣鼓舞，因为穷人遭受战争灾害最大，由于家园被毁而不得不离乡背井的难民最恨侵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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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9月18日——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六周年，战时的南京举行了首次全市规模的群众大游行。来自北京和其他不久前被占领城市的学生们被允许进行公开的宣传鼓动活动，呼吁更加坚决地武装全民进行抗战，而不仅仅是依靠职业军人作战。首都强有力的电台第一次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歌词铿锵有力、具有动员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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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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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以前，我在天津第一次听到它，那时它在国民党统治区还是禁唱的（今天它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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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情况复杂的9月份，我还观看了北京和天津学生会话剧团的一次演出。他们来自沦陷的城市，在前线巡回演出。他们那些富有鼓动性的独幕“活报剧”是根据他们自己的经历写成的。《保卫卢沟桥》描写了战争的爆发；《北京之夜》是沦陷后一家地下报纸创作的；《大鼓词》是在地道的农民音乐的鼓点下发出的爱国号召，它是早期用民间艺术反映时事的一种激动人心的尝试，它在后来中国的战时文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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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战争不时被舞台以外的真实战争所打断——日本飞机俯冲下来投掷炸弹。一位歌手满不在乎地说：“在卢沟桥，我们经常听到敌人的炮声。”一颗炸弹在很近的地方爆炸，震得建筑物摇摇晃晃。他的反应是高呼：“听听敌人的暴行吧！什么东西都不能阻止我们，直到我们把敌人赶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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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听众中间，有一些地位很高的官员，其中包括宣传部长邵力子。他们的轿车停在外面，随时可以开往他们专用的钢筋混凝土防空洞。但他们也巍然不动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不过其中有一个人神色不安地把帽子一会儿戴上，一会儿又摘下。就连那些监视会场、防止“颠覆活动”的便衣警察也没有去躲空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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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这种新气象的背后，过去人们非常熟悉的那种情况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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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采访学生领袖，记下了他的地址。一两天以后，当我去找他时，话剧团的一位女团员对我说：“他在宪兵司令部。”宪兵把他召唤去，借口是这个学生会没有登记注册，至今还没有放他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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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当时南京的情况，有好，也有坏。一方面，面对日本的侵略，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出现了结成统一战线、全民抗战的迹象；另一方面，当局专横霸道，肆意镇压。不过，比以往略有收敛，这倒也是事实。以前，学生一旦被捕，可能无限期地被拘禁，严刑拷打，甚至被秘密杀害。如今，他们被捕后，常常过一个星期就放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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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这种缓和的局面仅仅在战争的第一年维持下来，后来就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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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同国民党达成了建立统一战线的协议，共产党向南京派了一个常驻代表团。我第一次见到了它的公开代表。虽然它的存在是合法的，但是，由于国民党的官僚们不愿意适应新的政治形势，他们尽可能不让好打听的新闻记者们知道中共代表团的具体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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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去采访这些真实的红军长征战士们之前，总以为他们是一些表情严峻的老军人，经过十年的残酷斗争而变得疲惫和坚强，很可能难以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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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乎预料，接待我的是一位清瘦的、个儿高高的、戴着眼镜的知识分子，穿着像学生那样的蓝色制服，年纪并不比一般大学毕业生大很多，能讲英语和俄语。还有一位军官，他长得颇为英俊，满脸笑容。两位都比我想象的要年轻和洒脱。这使我轻松自在多了，便无拘无束地谈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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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什么人呢？那位文职人员自我介绍说是秦邦宪（亦名博古），他曾任西北苏维埃政府主席。那位军官是叶剑英，他曾任红军参谋长。（后来我才知道，博古曾经同毛泽东发生过尖锐的矛盾，并由于在领导长征方面犯有错误而被贬职。我很惊讶于我们当时谈得那么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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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采访记录丢失了。但我发给合众社的通讯还保存着，上面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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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驳斥了所谓中共“向国民党投降”的说法。他们坚持，他们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同国民党进行最充分的合作的，不仅在战时如此，在以后的经济复兴时期也将是如此，尽管国民党政府十年来一直想消灭他们，屠杀了许多共产党人。他们认为，抗日的民族战争，其性质是革命的。他们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把压迫者国家的民族主义同为民族解放而战斗的被压迫人民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前者是倒退的，而后者是进步的。此外，共产党人相信，全国范围的抗日斗争将使每一个中国人懂得必须把自己的命运同更广泛的民族问题联系起来，因而愿意参与在政治上塑造一个民主的新中国。他们主张在人民有了这种新的觉醒的基础上把群众组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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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点使中国共产党人把抗日斗争作为他们的活动和宣传工作的基石。由于担心在这个紧要关头，社会斗争的加剧可能把有产阶级推向和平（妥协）营垒，甚至推向日本人的怀抱，所以中国共产党人现在主张，所有阶级携手合作，共同抗战。他们采取这个政策以后，便把反对这种合作的人斥责为叛徒。在他们看来，利用革命的口号和传统造成一种不团结的局面，只会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这是最卑劣的政治诡计。他们认为，谁用这种办法破坏他们所主张的所有阶级和所有党派组成民族统一战线，谁就是托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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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领导人向我保证说，他们的党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像国民党所要求的那样自行解散。共产党人之所以竭尽全力抗日，并不是因为他们“经过了改造”，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共产党人应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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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持续三个月的上海保卫战继续英勇地进行着，但是并未能拯救这个城市。武装最精良的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在防线上留下了很大的真空，使日军得以乘虚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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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以前的中国红军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改编为八路军。共产党领导的这支部队进行着运动战和游击战，在北方长城沿线的平型关，赢得了抗战以来中国的第一次胜利。他们的装备只不过是步枪，但就是靠着这些武器收复了原先被日军占领的许多农村地区。他们的人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不断增加。对他们来说，真空地带就是敌人的后方。在那里，他们动员群众，组织新的武装力量，包括农民的民兵组织，他们的数目超过了正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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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略角度来说，国民党的考虑是用中国的正规军对日本的正规军。在这一对抗中，在海陆空方面都有着精良装备的日本显然占有优势，上海之战就证明了这一点。共产党人则不同，他们的考虑是：中国军队加上武装起来的人民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同入侵的日军作战。在这一对抗中，日军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并为中国军民所包围，他们可以采取伏击、迂回和逐步消耗敌人的战术。平型关的胜利显示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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