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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采访记录丢失了。但我发给合众社的通讯还保存着，上面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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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驳斥了所谓中共“向国民党投降”的说法。他们坚持，他们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同国民党进行最充分的合作的，不仅在战时如此，在以后的经济复兴时期也将是如此，尽管国民党政府十年来一直想消灭他们，屠杀了许多共产党人。他们认为，抗日的民族战争，其性质是革命的。他们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把压迫者国家的民族主义同为民族解放而战斗的被压迫人民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前者是倒退的，而后者是进步的。此外，共产党人相信，全国范围的抗日斗争将使每一个中国人懂得必须把自己的命运同更广泛的民族问题联系起来，因而愿意参与在政治上塑造一个民主的新中国。他们主张在人民有了这种新的觉醒的基础上把群众组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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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点使中国共产党人把抗日斗争作为他们的活动和宣传工作的基石。由于担心在这个紧要关头，社会斗争的加剧可能把有产阶级推向和平（妥协）营垒，甚至推向日本人的怀抱，所以中国共产党人现在主张，所有阶级携手合作，共同抗战。他们采取这个政策以后，便把反对这种合作的人斥责为叛徒。在他们看来，利用革命的口号和传统造成一种不团结的局面，只会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这是最卑劣的政治诡计。他们认为，谁用这种办法破坏他们所主张的所有阶级和所有党派组成民族统一战线，谁就是托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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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领导人向我保证说，他们的党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像国民党所要求的那样自行解散。共产党人之所以竭尽全力抗日，并不是因为他们“经过了改造”，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共产党人应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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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持续三个月的上海保卫战继续英勇地进行着，但是并未能拯救这个城市。武装最精良的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在防线上留下了很大的真空，使日军得以乘虚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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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以前的中国红军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改编为八路军。共产党领导的这支部队进行着运动战和游击战，在北方长城沿线的平型关，赢得了抗战以来中国的第一次胜利。他们的装备只不过是步枪，但就是靠着这些武器收复了原先被日军占领的许多农村地区。他们的人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不断增加。对他们来说，真空地带就是敌人的后方。在那里，他们动员群众，组织新的武装力量，包括农民的民兵组织，他们的数目超过了正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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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略角度来说，国民党的考虑是用中国的正规军对日本的正规军。在这一对抗中，在海陆空方面都有着精良装备的日本显然占有优势，上海之战就证明了这一点。共产党人则不同，他们的考虑是：中国军队加上武装起来的人民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同入侵的日军作战。在这一对抗中，日军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并为中国军民所包围，他们可以采取伏击、迂回和逐步消耗敌人的战术。平型关的胜利显示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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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从其阶级本性出发，害怕人民群众武装起来并不断壮大力量，所以尽量冲淡平型关的胜利，起初甚至避而不谈。蒋夫人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时，我向她问到改编后的中国红军取得的这场胜利，她拒绝作答。她有很深的政治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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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继上海沦陷之后，首都也在12月中旬被日军占领。蒋介石向全国发表演说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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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期抗战之基础不在南京，也不在大城市和城镇，而是在全国广大乡村和全国人民之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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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上说说是一码事，而怎么做则是另一码事。共产党长期以来为农民谋福利并得到农民的支持，他们能够把蕴藏在农民群众之中的巨大力量调动起来。而长期以来剥削农民的蒋介石政府既不敢也不知道如何去动员农民的力量。蒋介石政府虽然临时请叶剑英和其他共产党人担任游击战的教官，但只是给它的部队以技术上的培训。游击战的开展有赖于武装起来的人民和正规军协同作战，而要做到这一点却是有悖于统治阶级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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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沦陷后，日军越来越逼近，到11月中旬，南京的撤退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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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众社转派我到武汉——位于长江中游的中国临时首都。我乘坐政府包租的一艘船前往武汉。按照设计，这艘船只能载客几百人，但却上了3000人。中级官员四五个人挤在双铺船舱里，更低级的官吏则挤在简陋的隔间里和甲板上。在统舱里，伤兵们乱七八糟地躺着，你压着我，我挤着你，由于高烧、疼痛或寒冷，呻吟之声不绝于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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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凑合着住在船上一间邮政局的小办公室里，同屋还有来自马达加斯加的一位国民党侨领和他七岁的小女儿。这个小姑娘不停地起劲儿唱着《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现在已广泛传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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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上拥挤不堪，以至于甲板上的一位乘客站在船边小便时，不幸被挤得掉进了汹涌的江水里。幸而我们没有挨炸，因为天气一直雨雪纷纷，雾蒙蒙的。寒气袭来，冻得人发抖，所以人们宁愿冒空袭的危险，希望天气放晴，太阳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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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当时没有乘坐这艘船的话，也许会像合众社的年轻同事维尔登·詹姆斯那样，坐美国的“帕奈”号小炮艇离开。人们原以为它可能比较安全一些，其实不然，它也挨了日机的轰炸，造成了许多伤亡。日美两国当时还不是交战国，这次突然袭击，使东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然而这并没能制止美国为了获得丰厚的利润而向日本出售进行战争所需的废铁和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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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同样也空袭了英国的“瓢虫”号军舰，造成的损失比较少，伦敦作出的反应甚至比华盛顿更加温和。日本是故意发出信号，试探它们的反应，意思是：不要挡我的路。这些低调的反应可能使日本得出这样的结论：可以把英美两国推一边去，它们最多不过抱怨几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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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陷落于日军铁蹄之下，日本人有计划地对它进行烧杀奸淫。大约30万放下武器的俘虏和手无寸铁的平民惨遭杀戮：日军用绳子把他们捆在一起，用机枪对他们进行扫射；把他们扔进长江淹死；把他们砍头或活埋；把他们作为练习刺杀的靶子。总之，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杀害他们。在我认识的日本“南京大屠杀”美国见证人中间，包括：南京大学教授塞尔斯·贝茨和刘易斯·斯迈思、基督教青年会的乔治·菲奇和《纽约时报》记者蒂尔曼·德丁。当时在中国的纳粹分子中有一个著名的商人，名叫约翰·拉贝，他也大为震惊并采取了抗议行动。他当时担任由外国人组成的安全区委员会主席，给柏林写了一份暴露真相的报告。由于这份报告，他受到了德国当局的斥责，因为当时正在酝酿德日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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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驻南京的外国人的记录，包括长期保密的拉贝日记，以及当时的新闻报道、信件和图片，都是“南京大屠杀”的铁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审判日本主要战犯时援引了大量中国人的第一手证据，对主要责任人判处了死刑。然而，时至今日，日本右翼的诡辩家们仍然力图缩小或否认所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日本的一些参与者挺身出来，为这些可怕的事实作证并表示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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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简单地谈谈那个时期在南京的外国媒体。当时来自美国的有美联社、合众社和《纽约时报》，来自英国的有路透社，来自苏联的有塔斯社，还有德国的通讯社。总的来说，所有的媒体人员，包括德国人（他们还没有被彻头彻尾的纳粹分子所取代），都支持中国抗日。他们彼此之间很友好。其中有些人是长期的单身汉，有些人是暂时的单身汉，包括我在内。大家在《纽约时报》记者德丁的公寓里的一个集体食堂吃饭。德丁的房间有一架钢琴。他会弹琴，我们跟着合唱。在轰炸还不很厉害的时候，我们有时凑份子到中国饭馆“打牙祭”。我们常去的一家饭馆位于夫子庙地区，它的汤很有名，据说，它的汤锅不断续汤，一直煨着，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这有点像伦敦的切希尔奶酪咖啡馆的牛肉腰子馅饼，报馆聚集的“舰队街”的新闻工作者非常喜欢吃它。由于我们都无法跑遍所有的地方，所以我们常常交流我们所看到的大部分情况。当然遇到有独家新闻时，我们就秘而不宣，等到抢发以后才会谈论。如果空袭警报响了，而我们还在外面吃饭，大家便会跳进各自的汽车，迅速返回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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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些常驻外国记者中间，最有意思的是塔斯社记者罗果夫。他三十来岁，出身于哥萨克家庭，体格魁梧，老是乐呵呵的。他小时失学，直到12岁才上小学，革命以后上的大学，后来成为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他的第一个专业是经济地理学，接着又学了中文。顺便说一句，当时俄国记者的英语很差，西方的同仁往往瞧不起他们。但他们都会中文，因为必须学会中文，才可能派到中国来，而大多数西方记者则不懂中文。在外国人中间，这个喜欢交朋友、有说有笑的罗果夫却同一般的苏联人不一样。我开车是个新手，技术很差，一不小心，把合众社汽车的一个轮子陷到了沟渠里，体格强壮的他二话没说，跳下去，把肩膀放在底盘下面，一下子就把车子扛到了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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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时派来采访的记者中，有一位吉拉宁勋爵，这个红头发的小伙子是爱尔兰贵族。他被派来主要不是因为他的记者业绩，而是沾了那个头衔的光，因为对某些读者来说，“勋爵”的头衔是颇有吸引力的。实际上，他为人是很谦逊的，尽管陪他一起来工作的东欧籍助手总是称呼他“勋爵老爷”。吉拉宁后来引人注目之处是，他当上了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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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也是贵族出身的来访记者是安东尼·詹金森爵士。他的世袭爵位可追溯到16世纪，当时他的一位同名祖先是英国早期派驻俄罗斯的使节之一，传说沙皇伊凡雷帝有意向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求婚，要他把这个信息带回英国，但是没有成功。他长得瘦而高，脸盘很小。他刚从大学毕业不久，像当时的许多学生一样，思想“左”倾。若干年后，他参与创办了《联合劳动新闻》并兼任主编，直言不讳地坚持反帝立场。后来我也曾为该报工作。当时我们都直呼其名“托尼”，省去了他的贵族头衔。他作为快艇运动员，成绩不凡，曾经同世界著名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弟弟莱斯特·海明威一起围绕加勒比海航行一圈，在报道中对当时这个地区盛行的右翼独裁统治进行了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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