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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儿庄取得了大有希望的、鼓舞人心的胜利，但是，在当时的国内形势下，整个战略决策没有跟上去。机动战和游击战在正面战场上并没有增加，而只是在敌后解放区进行着。在随后的一年中，国共两党的合作不仅没有加强，反而削弱了。国民党没有、也不可能有毛泽东那样的远见卓识。毛泽东在他的《论持久战》这部纲领性著作中，阐述了抗日的三个阶段以及如何从防御最后转入反攻。这需要把全民的力量动员和团结起来，而蒋介石所表现出来的倾向是一心要保存实力，不用于抗日，以便将来打内战，巩固自己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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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台儿庄取得了胜利，但周围地区的中国战线在1938年5月底开始明显地呈现崩溃状态。日军对徐州大举增兵，徐州在几周内就陷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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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日本侵略者开始向武汉推进。蒋介石下令炸开黄河，企图用洪水阻挡日军前进，但并没有能阻挡多久，倒是中国的无数村庄被淹没，老百姓淹死了几十万。这同共产党领导的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那里，毁坏乡村和田野的是日本人，而人民则是努力保护家园和田地。如果城镇被日军占领，他们奋力收复失地，重建家园。在台儿庄战役以后，两个战场的差异表现得更为明显，不仅在战术上是如此，在基本方针上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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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曾经一度沉寂的国民党右派和投降派这时又嚣张起来。国民党副主席汪精卫及其党羽从欧洲等地流亡归来后，投降派的势力进一步膨胀。外表温文尔雅的汪精卫是个政治上的变色龙，他像演员一样，不断变换着角色。在1926—1927年，他曾领导武汉的革命统一战线政府反对蒋介石。后来，他像蒋介石一样屠杀左派，在反动营垒里同蒋介石争权，但没有成功。于是，他到国外，同墨索里尼和德国纳粹分子勾勾搭搭。当1938年他重新出现在武汉的时候，又打扮成了一个渴望参加抗战的爱国者。他的左右手陈公博和周佛海更为善变。他们两人曾经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2个代表中的两个。后来，他们在国民党内从左翼变成右翼。他们两人被安插在武汉的战时政府中，先后担任过宣传部长的职务。两人同汪精卫一起在1940年变节，投入日本营垒，成为被人唾骂的汉奸。日本投降后，周佛海死于狱中，陈公博则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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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对这三人都有着不愉快的记忆。汪精卫在公共场合同别人握手时，总是毫无生气、软绵绵的。衣冠楚楚、有点女人腔的陈公博曾经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似乎老是在演戏。他和戴眼镜的周佛海在同记者打交道时，明显也喜欢那些讲德语或日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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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复杂的时期，共产党也有重要的人物叛逃，他就是张国焘。张国焘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是中央委员，还一度担任过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他只身一人溜入国民党阵营，甚至连他的贴身警卫都没有跟着他走。他是一个追逐名利的野心家，长期以来在许多问题上忽左忽右。他的个人野心逐渐成为他的主要动机。在长征路上，他从政治上和军事上分裂党，最终把他统帅的第四方面军引向绝路，在中国西部差一点儿被回族军阀消灭掉。他原想在靠近苏联边界的地方寻找一个安全地带。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毛泽东领导的军队则走向未来的抗日战场。张国焘叛逃后，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了许多职务，有些职务名义上很高，但无实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逃到香港，后来移居加拿大，最后死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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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我顺便从武汉去了一趟长沙。长沙是湖南省的省会、毛泽东的故乡。在那里，我目睹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革命精神的象征，这种象征虽然简单，但却很值得注意。尽管经过残酷的镇压，这种精神仍然不死。在中国的其他城市，人力车夫为了讨好乘客，总是拉着车小跑。在长沙则不然，他们最多是快步走。如果乘客要求他们拉着车跑，他们会放下车把说：“请下车，你自己跑吧！”这是多年以前强大而且好斗的人力车夫工会举行胜利罢工的结果，虽然这个工会早已遭到镇压，但它的遗风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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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底，武汉沦陷，它作为中国战时临时首都的作用便寿终正寝。国民党上层向右转的趋势进一步增加。在汪精卫叛国以后，蒋介石再次声明抗日到底的决心。但是，内部的投降派并没有被清除出去。不过，中下层的积极抗日情绪仍然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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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的外国记者中间，我并没有成为一个“最后的守望者”，因为我在1938年7月被调到中国的另一个大城市广州。那里也是一个主要的前线，经常遭到日本的狂轰滥炸。它同武汉一样，也是在10月份被日军占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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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我亲眼目睹了这个城市的陷落，不折不扣是最后一个从战壕里爬出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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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宗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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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一张集体照片中的人物自称“最后的守望者”，其中大多数人在武汉坚持到最后一刻。他们是：史沫特莱；美国官员：海军武官埃文斯·卡尔森、助理武官弗兰克·多恩和使馆秘书约翰·戴维斯；记者：F．M．费希尔、杰克·贝尔登和A．T．斯蒂尔；英国作家弗雷达·厄特利，以及中国共产党官员章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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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译者注］李（Robert E．Lee，1807—1870），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军著名统帅，后半生致力于教育工作。格兰特（Ulyleeo S．Grant，1822—1885），美国军事家，在南北战争中战功卓著，为美国第18任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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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译者注］承《今日中国》老同事、西文部主任徐钟麟同志告知，“热情之花”（La Pasionaria）是西班牙的群众对共产党主席伊巴露丽（Dolores Ibarruri）的赞誉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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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第九章 战地记者（三）：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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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在战时国民党统治区域中既是一个士气高昂的城市，又是一个令人消沉的地方。说它士气高昂，是因为在日军持续狂轰滥炸、入侵迫在眉睫的情况下，广州人民临危不惧。说它令人消沉，是因为政府高官尽管口头上高谈坚决抗日，但事实是他们很快就土崩瓦解了。日军一登陆，向广州挺进，那些达官贵人们便弃城而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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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8年6月至10月，我在广州待了五个月，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日军狂轰滥炸，民间抗日组织风起云涌，最后是大撤退和这个城市的陷落。日军登陆后，中国军队曾经进行了短暂的抵抗，我在前线采访，了解到迅速瓦解的军事方面的若干原因。我离开这个被日军占领的城市，在农村待了一些时候，看到日军势力向农村扩展以及村民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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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仲夏时分抵达这座名城的。当时，它是中国最后一个尚未被日本占领的大的海港城市。自从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来，它多次面临外国的侵略和威胁，都勇敢地进行了抵抗。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它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两次革命的摇篮。一次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最终推翻了中国的君主王朝；另一次是1924—1927年的革命，把中国从外国列强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到东南亚和美洲谋生的华侨，大部分来自这个华南重镇附近，他们迫切希望自己的故乡和整个中国取得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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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到广州，那里的人民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比北方的同胞矮小瘦弱一些，但是精力充沛，闪动着乌黑的眼睛，说话很快，声音很大。这样说话在别的地方可能被认为是情绪激动，而在这里则是平常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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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的广州，爱国情绪非常高涨。日本飞机天天进行轰炸，还通过广播电台和散发传单进行煽动，说什么“你们的政府为什么不派飞机来保卫你们”，但是广州游行示威的群众却要求中国政府不要派飞机来，留下那些飞机保卫大武汉。由此可见广州人民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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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来到广州以前的几个星期，日本人把这个人口密集的城市当作他们轰炸机飞行员新手的练兵场，因此他们要轰炸的目标常常没有炸中，无辜平民却被炸死不少。在我抵达广州的第二天，有两千具平民的尸体躺在广州的河边。日军每次出动的飞机并不是很多，但是它们不断地轮番进行轰炸。6月6日，又有一千五百多人死于非命，这些男女老少被日机炸得血肉横飞，成为难以辨认的一堆堆骨肉。有些受伤的人被压在水泥板下，哭泣呻吟着。断壁残垣上的水管子还在淌着水，如同死伤的人的血管还在流血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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