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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由于困难重重，我们不得不溜回广州，在沙面英国租界内的维多利亚饭店这个安全避难所栖身。从那里，我作为旅客登上了美孚石油公司的汽艇前往香港（西方国家是在“珍珠港事件”以后才向日本宣战的。那是三年以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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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随身带了两个大洋铁桶，里面装着在广州出版的全套《救亡日报》，这是报社编辑托付给我的，他们也到香港后，我就送还给了他们。这就是我对广州的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最后一次效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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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新叙述广州沦陷前十分高涨的群众爱国热情时，我要特别介绍一下宋庆龄的两次广州之行作为本章的重点，因为她不仅使全城受到鼓舞，而且我同她的会见成为我自己以后整个生涯和活动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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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广州停留期间，具有高度原则性、受人尊敬而又气质高贵、风度优雅的宋庆龄两次来到广州。她是“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的遗孀。她在民族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亲临广州是有深刻意义的，因为她在中国近两个重要时期都曾在这个城市生活和工作过。一次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古老的君主制以后，继续努力保持革命的势头；另一次是准备进行1924—1927年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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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于1938年8月访问广州时，我没有见到她。但是，我通过合众社发表了她的一篇讲话。这篇讲话明确地表达了她的一些主要观点。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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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来我第一次重返广州，为的是亲自看看广州人民抵抗日本野蛮轰炸的英勇精神。中国的力量蕴藏于人民之中。日本在中国发动的战争是全面的侵略战争——不分军民，所以我们唯一有效的对策是进行全民抗战。没有全民总动员，中国是无法取胜的。但是，甚至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一年以后，这一点仍然没有被充分了解。许多官员倾向于更多地依靠外国的力量……当国际局势似乎变得不利于我们时（如德国承认了日本在中国东北一手扶植起来的傀儡政权“满洲国”，还谣传英国和日本进行谈判），他们便绝望地说，一切都完了。当有迹象表明，日本将入侵华南从而同英国发生矛盾，或者日本在中苏边界向苏联挑衅时，他们便说：“外国现在一定要进行干预了，我们得救了。”这是一种半殖民地弱国的心态，他们只能仰仗别国才能生存下来。这表明，他们对自己人民的力量缺乏信心。其实，只有人民的力量才能——而且必将——挽救中国。……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动员自己的人力物力，将决定我们的胜败。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希望得到外援。我们对给予我们的一切援助，都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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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人民，我要说几句话：你们是同情中国的。但是，在前线杀死我们战士的子弹和落在广州手无寸铁的平民身上的炸弹是用美国的废铁制造的。日本的经济依赖着美国。这些事实应当向美国人民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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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接着像有先见之明似的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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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日本的飞机是用你们的石油飞来轰炸我们的。明天，日本的飞机将飞临菲律宾和夏威夷的上空。你们正在建立一支海军来对付外来的威胁，而这种威胁却正是不计后果的美国商界帮助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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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接着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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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美国人民打算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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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庆龄发表这次谈话两年半之后就发生了“珍珠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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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同宋庆龄见面，是在她最后一次访问广州的时候。那是9月18日，即日本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的国耻纪念日。但是，七年以后的广州，这一天却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精神。人民群众的勇气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日本飞机从海岸到广州，只需要一刻钟的时间。然而，成千上万的广州市民打着火把在夜晚的街道上游行示威。他们大公无私地要求中国自己的空军集中力量保卫武汉，而不要分散力量来捍卫广州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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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条端庄、容光焕发的宋庆龄神态自若地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虽然她的名声早就铭刻在我的脑海里，但我亲眼目睹她的风采，这还是第一次。她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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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的24小时内，我们就见面交谈了。宋庆龄认识一批中外人士，她把他们召集在一起，谴责日本野蛮轰炸的行径。她邀请我们组成了她在香港建立的“保卫中国同盟”广州分部。保卫中国同盟的任务是动员外国友人提供医药等方面的物资来支持中国的武装抗日斗争，特别是极为有效的游击战。游击战士们从敌人手中收复了许多领土。由于我报道了广州人民的苦难和斗争，我也被吸收到“保盟”广州分部中。在此之前，她已知道我经常给《中国呼声》写稿，《中国呼声》是她在上海主办的英文版爱国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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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一天以后，宋庆龄欢送印度国大党医疗队上前线，她邀请我参加了这一活动。这个医疗队是尼赫鲁组织的，宋庆龄同尼赫鲁保持着友好的通信联系。在这个医疗队中，有年轻勇敢的柯棣华大夫。柯棣华接替了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的工作，后来也牺牲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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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盟”广州分部还来不及正式开始工作，广州就沦陷了。但是，我同宋庆龄、同保卫中国同盟和她的其他事业的工作关系却持续了四十多年，并且成为我以后生活中的决定性因素。最后，我应她的要求，在她身后撰写了她的传记。1981年，在临终前夕，她被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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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这里，我们还是回到1938年底，在广州陷落以后，我便前往香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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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宗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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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第十章 在香港同宋庆龄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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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占领广州后，我第一阶段的战地报道工作画上了一个句号，因为我一到香港，合众社就把我解雇了。在香港，我在宋庆龄领导下工作一年多，帮助她宣传并争取全世界支持中国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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