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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处理同“保盟”同事们的关系时非常民主。虽然她是全国和全世界的名人，但她平等待人。不论什么工作，包括在办公室用打字机打信和救济物资的打包托运，她都跟大伙儿一起干。在她主持的会议上，大家不论在她发言之前还是之后，都可以畅所欲言。这是由于大家的立场是一致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结果。中国籍的成员把自己为祖国的生存而战看成是世界人民反对压迫和侵略的斗争的一部分，而外国籍的成员则把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看成是全世界反法西斯事业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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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反映宋庆龄风度的一个插曲，我在这里援引一件小事，事情虽小但它使我觉得颇有意义，永志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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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我同唐纳德·艾伦同住一个小公寓。艾伦是一名教师，也是二十来岁，他志愿帮助“保盟”“工合”和其他反法西斯事业做些事情。有一次，我们请宋庆龄来我们住处共进由我们亲自动手做的午餐，她欣然答应，我们高兴极了。但接着，我们慌张起来，因为我们发现没有桌布，于是只好临时用一条干净的床罩代替。席间，我们一边吃，一边谈论“保盟”和别的事情。饭后，她表示感谢，接着又逗趣地问道：“你们中间哪一位睡在这条床罩下面？告诉我，我才走。”我们在欢乐的笑声中送走了她。她这位世界名人、大无畏战士就是这样同年轻人有说有笑，和谐相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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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9年至1940年，“保盟”的工作发展很快，它同国外的许多进步的援华组织建立了联系。这些援华组织是由同情中国的外国人和华侨组成的——对这些外国人和华侨来说，宋庆龄代表着原则和正义。捐款和救济物资从世界各地源源而来。海员们也在他们的同伴中募集捐款，送到我们的办公地点，并把我们的宣传品成捆地带去散发。每一笔捐赠的现款和物资，不管数额大小，宋庆龄都在收据上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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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向中国大陆运输物资还是有可能的。货车队和救护车是通过当时法国控制的越南进入中国的。敌后游击区的战地医院是按照白求恩大夫所定下的模式建立的。经反法西斯的“国际和平运动”批准，这些医院被命名为“国际和平医院”。为了照顾孤儿和父母上前线的儿童，许多托儿所和幼儿园建立了。“保盟”有关这些儿童的宣传，不是用伤感和怜悯的语调，而是充满健康向上的气势——必须帮助这些孩子成长为他们父辈为之奋斗的新中国的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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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地区的援助计划，包括建立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在国民党地区和共产党地区，都开展“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活动。“工合”运动把工人（特别是来自敌占区的工人）组织起来，成立自主、自管、自养的生产单位，为许多地区生产日用必需品，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有的也生产军需品，如军毯。在游击区还生产一些武器。这些合作社是由一个国际团体组织的，其成员有中国的爱国人士和外国的友人。在外国友人中，包括斯诺夫妇和新西兰人路易·艾黎。斯诺夫妇为“工合”运动做了大量国际宣传工作。路易·艾黎则在基层进行了不疲倦的工作。宋庆龄赞扬合作社这种经济形式，认为它体现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因而同意担任在香港设立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委员会名誉主席，主持了它的许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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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盟”在香港多次组织募捐和义卖活动。捐助的人既有生意兴隆的企业，也有普通的劳动人民；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他们都是慕宋庆龄之名而来（人们更多的称她“孙夫人”）。她是既不可或缺，也无可替代的人物。她虽然从不隐讳自己的左翼观点，但由于她的威望是如此之高，香港总督罗富国（杰弗里·诺思科特勋爵）也不得不来参加她所主持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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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汪精卫叛国时，宋庆龄和她的两个姊妹孔祥熙夫人和蒋介石夫人多年来第一次聚集在一起，从1940年3月31日开始联袂访问重庆，以显示团结抗战，反对汪精卫的投降。这件事在中国政坛引起了广泛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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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时期，由于“保盟”在钱款方面绝对廉洁自律，声誉远扬，所以蒋介石夫人领导的全国性组织“伤兵之友社”委托“保盟”对它在香港开展的捐款活动进行审计。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发挥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从以上所述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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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武汉时期似乎大有希望的统一战线，却正在危险地崩塌。1939年6月，在湖南省平江，共产党新四军通讯处的两个干部被国民党当局枪杀，四人被活埋。延安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大会，要求杜绝这类事件的重演。但是，破坏统一战线的事件在全国许多地方却变本加厉，包括武装进犯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这类事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计划的，国民党对其军政官员颁发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就说明了这一点。反共的挑衅活动还有：国民党特务和流氓团伙乔装打扮成八路军、造谣说八路军从事贩卖鸦片等等勾当，用这种手段煽动群众对八路军的不满。国民党官员还说什么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在敌占区“游而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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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朱德和共产党其他领导人用事实驳斥了这些谬论，他们强调，必须巩固两党的团结，而不能破坏这种团结。然而国民党仍继续明里暗里指责共产党，后来发展为无端的、无休止的谩骂。又过了些年，重庆当局终于被迫允许外国记者（包括我在内）访问共产党领导的地区。但在我们出行以前，他们仍然絮絮叨叨地给我们灌输对共产党的这些指责。我们对共产党地区采访了几个月，发现这些指责是毫无根据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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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9年至1940年，香港本身也受到了压力。英国驻华大使拜访宋庆龄，劝她不要发表政治性言论，尤其不要批评国民党当局（这不是大使本人的意思，他是执行英国政府的指示）。实际上，在此以前和以后，香港政府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激怒东京。在香港的中文报纸上，不允许公然提及日本的侵略和战争暴行。为了英国帝国的利益，中文出版物上不能把香港人叫做中国人，而只能称为华人。香港的审查官们禁止公映真实报道抗日战争的电影，例如，保卫中国同盟未能获准放映伊文思在采访台儿庄时拍摄的第一手纪录片《四万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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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保盟”的工作重心是中国的政治形势和战局，我在当地一家报纸的工作虽然也是为中国的利益服务，但却处于香港长期保存下来的那种殖民地氛围之中。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宋庆龄知道我需要一份有报酬的工作，便请她丈夫以前的贴身保镖莫里斯·科恩想想办法，替我找一份差事，最好是在新闻界。莫里斯·科恩的中文名字叫马坤，外号“双枪将军”，他对香港的情况相当熟悉。他果然为我找到一个工作，给《每日新闻》(3)当编辑。这是香港历史最为悠久的报纸，始创于19世纪50年代，几十年来颇有影响，后来由于财政拮据，把部分所有权卖给国民党，转而为中国的抗日事业效劳。在内部纷争不已的情况下，它在业务上急需一个新的编辑。在宋庆龄的推荐下，我去应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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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报社的国民党负责人俞鸿钧找我面谈。俞鸿钧曾经当过上海市市长。在香港，他是为报社提供经费的国民党“中央信托局”的负责人。他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态度谦和。他自己也当过记者，后来在宋庆龄的姐姐（孔祥熙夫人）和妹妹（蒋介石夫人）的关照下进入官场。他似乎对我的新闻工作经历感到满意，也不在乎我比较年轻。尽管他并不喜欢抗日统一战线，但还不至于拒绝宋庆龄这样一个左派的推荐。最重要的是，我是站在中国一边的。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我愿意接受比其他与之竞争的英语报纸编辑要低得多的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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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每日新闻》混乱不堪，并且令人摸不着头脑。它的印刷字模长期不变，印刷质量比竞争对手要差。谁也搞不清楚，它究竟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它的部分股权为默罗上校所掌握。他是创办这份报纸的默罗家族的后裔，一位脸色红润、头发雪白的贵族子弟。他对新闻是门外汉，在印度的英国军队中服役了一辈子，退役后回来领导这份家族报纸。另一部分股权被中国国民党政府所购买。第三方面的股权所有者可能是控制这份产业的关键，它可以同英国股东结盟，也可以同中国股东结盟，但这所有者在哪儿呢？他也许是默罗的一个已故的或者年迈的亲戚，再不然就是被国民党的一个竞争派别所秘密掌握，直到把对手击败才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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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顾这种风险，俞鸿钧支持的那个派别正在一步步地排挤着对方。不久，我就成了编辑部的负责人。我手下的人不多。有一个年轻的助理编辑，苏格兰人，名叫迈克奈德。还有两个资深记者，一个是亚历克·格里夫斯，他是欧亚混血儿，身材高高的、机敏的僧伽罗人，从他的姓（Jansz）可以追溯到17—18世纪荷兰人对斯里兰卡的占领；另一个是埋头苦干的白俄青年，很遗憾他的名字被忘记了。此外，还有一个瘦削的美国女性，负责航运新闻和名人来往专栏。她的签名是Hyer（海尔），但我从不知道她的名字的全称。我的年龄比她小，职务却比她高，她时常不客气地称呼我，我不在乎，因为她工作干得不错，又不耍心眼。在我的印象中，编辑部好像没有中国人，只有在印刷车间和经理部门才有中国人，这在当时的香港是一个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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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头痛的是发行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大大不如英国人办的《南华早报》《香港电讯报》和《中国邮报》。有一天，我到街上去看我们的报纸究竟卖得怎么样。卖报的都是中年妇女。我看见只有我们竞争对手的报纸挎在她们的前臂上。于是，我问一个卖报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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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每日新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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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啦！”她从挎着的一摞报纸的底部抽出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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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放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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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让我手臂上的汗水弄湿《南华早报》。”她的回答几乎把我气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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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种种不利条件，我们毕竟对《每日新闻》下了功夫，也并非完全没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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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社论（有许多是我写的）往往直言不讳，一针见血，有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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