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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朱德和共产党其他领导人用事实驳斥了这些谬论，他们强调，必须巩固两党的团结，而不能破坏这种团结。然而国民党仍继续明里暗里指责共产党，后来发展为无端的、无休止的谩骂。又过了些年，重庆当局终于被迫允许外国记者（包括我在内）访问共产党领导的地区。但在我们出行以前，他们仍然絮絮叨叨地给我们灌输对共产党的这些指责。我们对共产党地区采访了几个月，发现这些指责是毫无根据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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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9年至1940年，香港本身也受到了压力。英国驻华大使拜访宋庆龄，劝她不要发表政治性言论，尤其不要批评国民党当局（这不是大使本人的意思，他是执行英国政府的指示）。实际上，在此以前和以后，香港政府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激怒东京。在香港的中文报纸上，不允许公然提及日本的侵略和战争暴行。为了英国帝国的利益，中文出版物上不能把香港人叫做中国人，而只能称为华人。香港的审查官们禁止公映真实报道抗日战争的电影，例如，保卫中国同盟未能获准放映伊文思在采访台儿庄时拍摄的第一手纪录片《四万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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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保盟”的工作重心是中国的政治形势和战局，我在当地一家报纸的工作虽然也是为中国的利益服务，但却处于香港长期保存下来的那种殖民地氛围之中。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宋庆龄知道我需要一份有报酬的工作，便请她丈夫以前的贴身保镖莫里斯·科恩想想办法，替我找一份差事，最好是在新闻界。莫里斯·科恩的中文名字叫马坤，外号“双枪将军”，他对香港的情况相当熟悉。他果然为我找到一个工作，给《每日新闻》(3)当编辑。这是香港历史最为悠久的报纸，始创于19世纪50年代，几十年来颇有影响，后来由于财政拮据，把部分所有权卖给国民党，转而为中国的抗日事业效劳。在内部纷争不已的情况下，它在业务上急需一个新的编辑。在宋庆龄的推荐下，我去应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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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报社的国民党负责人俞鸿钧找我面谈。俞鸿钧曾经当过上海市市长。在香港，他是为报社提供经费的国民党“中央信托局”的负责人。他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态度谦和。他自己也当过记者，后来在宋庆龄的姐姐（孔祥熙夫人）和妹妹（蒋介石夫人）的关照下进入官场。他似乎对我的新闻工作经历感到满意，也不在乎我比较年轻。尽管他并不喜欢抗日统一战线，但还不至于拒绝宋庆龄这样一个左派的推荐。最重要的是，我是站在中国一边的。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我愿意接受比其他与之竞争的英语报纸编辑要低得多的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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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每日新闻》混乱不堪，并且令人摸不着头脑。它的印刷字模长期不变，印刷质量比竞争对手要差。谁也搞不清楚，它究竟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它的部分股权为默罗上校所掌握。他是创办这份报纸的默罗家族的后裔，一位脸色红润、头发雪白的贵族子弟。他对新闻是门外汉，在印度的英国军队中服役了一辈子，退役后回来领导这份家族报纸。另一部分股权被中国国民党政府所购买。第三方面的股权所有者可能是控制这份产业的关键，它可以同英国股东结盟，也可以同中国股东结盟，但这所有者在哪儿呢？他也许是默罗的一个已故的或者年迈的亲戚，再不然就是被国民党的一个竞争派别所秘密掌握，直到把对手击败才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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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顾这种风险，俞鸿钧支持的那个派别正在一步步地排挤着对方。不久，我就成了编辑部的负责人。我手下的人不多。有一个年轻的助理编辑，苏格兰人，名叫迈克奈德。还有两个资深记者，一个是亚历克·格里夫斯，他是欧亚混血儿，身材高高的、机敏的僧伽罗人，从他的姓（Jansz）可以追溯到17—18世纪荷兰人对斯里兰卡的占领；另一个是埋头苦干的白俄青年，很遗憾他的名字被忘记了。此外，还有一个瘦削的美国女性，负责航运新闻和名人来往专栏。她的签名是Hyer（海尔），但我从不知道她的名字的全称。我的年龄比她小，职务却比她高，她时常不客气地称呼我，我不在乎，因为她工作干得不错，又不耍心眼。在我的印象中，编辑部好像没有中国人，只有在印刷车间和经理部门才有中国人，这在当时的香港是一个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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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头痛的是发行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大大不如英国人办的《南华早报》《香港电讯报》和《中国邮报》。有一天，我到街上去看我们的报纸究竟卖得怎么样。卖报的都是中年妇女。我看见只有我们竞争对手的报纸挎在她们的前臂上。于是，我问一个卖报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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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每日新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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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啦！”她从挎着的一摞报纸的底部抽出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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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放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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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让我手臂上的汗水弄湿《南华早报》。”她的回答几乎把我气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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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种种不利条件，我们毕竟对《每日新闻》下了功夫，也并非完全没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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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社论（有许多是我写的）往往直言不讳，一针见血，有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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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谴责日本继续侵略中国，批评西方（尤其是英国）在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以前，特别是在欧战爆发以后，对日本采取绥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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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反德战线好几个月没有动静变成了所谓“有名无实的战争”时，我们批评了西方转向“另一条战线”的倾向。所谓“另一条战线”，是指对苏联进行干涉，当时苏联正在靠近列宁格勒的边界同芬兰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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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汪精卫叛徒集团在南京建立亲日的傀儡政府时，我们不仅严厉抨击了他公然卖国的行为，而且揭露了企图把中国的民族战争变成看上去像是内战以掩盖外国侵略的本质的阴谋，使得其他国家可以表面上保持中立，实际上给予汪精卫政权以交战一方的地位，就像当年对待西班牙的佛朗哥那样。同样，我们也痛斥了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突然诱降的阴谋。日本的这一举措同汪精卫在日本授意下要同蒋介石和解的表示相配合。针对这些阴谋活动，我们呼吁支持蒋介石反对投降主义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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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每日新闻》是国民党拥有的，我还是设法在社论里偶尔提及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还列举了已建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这在香港英文报纸的评论中是罕见的，虽然它们的新闻报道中偶尔也会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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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从日军占领区传出的一些歪曲中国局势的报道，我们同路透社上海分社展开了笔战，指斥他们把一些谣言当作事实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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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始终呼吁外国支持中国的抗日斗争，认为这是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在欧洲变成战场以后，也仍然没有变成“次要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几乎经常在晚上跟香港《星岛日报》的编辑、进步人士金仲华通电话，所以我们两家报纸的社论调门往往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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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香港的处境是不正常的，因为我没有国籍，我在香港的合法居留，全靠每两个月申请续签一次特许居留证。这件事得到了“保盟”的名誉秘书海弥达·沙尔文-克拉克夫人的大力支持，她的丈夫是香港的高级官员——医务总监，因而有一定的影响。而且我作为一家历史悠久的报纸的负责人，也是应受到尊重的。所以香港总督罗富国为英文报刊的高级人士举行的吹风会，我也应邀参加。吹风会上，我们可以听到官方的观点，还可以享受到雪利酒和大麦茶。（世界上是否还有人用大麦茶待客，或者它已同不列颠帝国一同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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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每日新闻》工作的一年内发生了两次小小的内部危机——或者说是两则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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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罗上校很少来报社。但是，每天深夜，当迈克奈德和我在印刷车车间忙于出报的工作时，他便醉醺醺地从俱乐部打来电话，喋喋不休地问这问那，开头的一句话总是：“你们那儿情况怎么样？”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便顶了他一句：“请让我们干活吧！”这位老上校显然认为他夜里打电话查问是他的职责，我顶撞了他，他不禁大怒，便告到俞鸿钧那里。俞鸿钧把我们叫到他那宫殿般的中央信托局办公室里，想把事情摆平。默罗咆哮道：“从来还没有人这样对我说话。”我说，我说话粗鲁，很抱歉，不过当时我们确实很忙。他感到挽回了面子，表示满意。默罗不再生气，每晚照常打电话，不过，不再那么啰唆了。他关心报纸的主要表示是每月必问：“给大家发饷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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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次出现的危机更有意义一些，那是作为我们竞争对手的香港报纸员工罢工的时候。这本来是一个扩大我们报纸销售的天赐良机，但我自幼受到的教育是：别人罢工就该支持，所以我建议我们的员工也停工声援。在香港，一个主编是不会干这种事情的（在国民党中国，那会被认为是犯罪）。我应当承认，我们的员工是驯服的，我的建议并没有得到多大响应。虽然这场风波很快烟消云散，罢工停止了，我在香港的名声却受到了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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