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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对出版社谈稿酬问题，只想到能出版就行了。一本近400页的书，英国高兰茨出版社只付给我35英镑（税后）。随后，它经历了一次战火的考验。在伦敦存放此书的仓库遭到了德国飞机的轰炸，幸而有一小部分书已经卖出去了。多年以后，我还看到一些书和参考资料援引《人民之战》的材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也可以说，幸运的是），此书的盗版很快就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出现了。上海的租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未为日军占领，但由于同外界隔绝，这里的居民特别想了解周围的战况。因此，许多人渴望得到《人民之战》这本书，连远在香港的我也是如此，因为不少朋友向我要书而出版社只给了我十来本赠书，我必须自己掏腰包买书，正版书买不起，廉价的盗版书正适合我干瘪的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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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许是世界上唯一喜欢自己的著作被盗版的作者。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盗版”这个字眼恐怕不合适。首先，中国那时还没有参加国际版权公约，中国的书在外国销售的很少，中国需要进口的外国书很多，但价钱高得惊人，读者、学生甚至学者都不敢问津。其次，日军占领区的人民急需关于中国坚持抗战的书籍，作为激励士气的主要来源。我的《人民之战》除了廉价的英文版外，还有中文版，是由几位翻译各译一部分，同时动手，很快就译成出版的。中文版合法地在租界内销售，同时也通过地下渠道运往敌占区。在那种条件下，“盗版”既是有益的，也是爱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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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还在廖承志的主持下，从事中共文件英文译本的编辑改稿工作。廖承志的父亲是在美国旧金山出生的、国民党早期的革命烈士廖仲恺，母亲是很有才能而又勇敢坚定的何香凝。廖承志在他的父亲1926年被国民党右派暗杀后，参加了共产党。1938年至1941年，他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负责人，并且是“保盟”的一个主要成员。廖承志非常活跃，讨人喜欢。他多才多艺，懂多种外语。他的中文和日文都很好（他生于日本，在那里上过学），英文也不错（他早年居住在香港），还略懂其他一些外语。生活的磨炼使他成为了一个坚强的革命者。1925年，当他还是一个十来岁的中学生的时候，他同他的姐姐廖梦醒一起参加了广州的反帝大游行。这次游行遭到英法租界内两国军队的机枪扫射，这就是历史上的“沙面大惨案”。在父亲遭到反动派暗杀后，他参加了共产党，先后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德国汉堡国际海员俱乐部的中国海员中间从事革命活动。后来，他回到上海，被蒋介石的特务逮捕，生命危在旦夕，幸而由他的母亲（她是国民党元老）出面营救了出来。他偷偷溜出上海，参加了红军的长征，在共产党内部的派别斗争中又差一点儿丢了性命。张国焘把他扣留作为人质，企图从毛泽东手中夺取党的领导权（张后来叛变，投向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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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朋友们给廖承志起了个外号，叫他“肥仔”。他擅长绘画，他的漫画富有想象力。他性情随和，又很健谈，总是那么悠然自得。在这种随和的外表下，包藏着一颗钢铁般的心，这是经过前前后后许多烈火的锤炼铸造成的。有一次，我同他一起乘坐一辆出租汽车，我关车门的时候，不小心挤破了他的拇指，皮开肉绽，流血不止。他一声不吭，用手帕包扎起来。我连声道歉，他挥挥手，依然笑容满面。其实他伤得不轻，因为几星期后，他的指甲周围仍然青一块紫一块的，他却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我一直在想，他的确是一个长征干部，什么打击和苦难都经历过了，这点小事真算不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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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承志交给我们翻译的文件是延安精选出来要在国际上发布的，其中包括毛泽东的经典长篇论著《论持久战》（原来是一次演讲）。这篇论文概述了抗日战争可能经历的几个阶段和应当采取的战略，后来的事态发展果然不出其所料。这是一部条理清晰、有说服力的杰作，既说明了同时也促进了事态的发展。另一些文件论述了国共两党摩擦的发展和危险。还有一些文件谈到党内政策，同王明展开论战。王明是莫斯科培养和提拔起来的，他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一心只想讨好他的主子（由于没有指名道姓，我对某些实际问题不大了解，文件中所谈及的路线斗争是从革命的原则和策略立论，而没有涉及个人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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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延安的这些文件和其他一些文件在香港翻译出版后，有时从本港、有时从马尼拉发往世界各地。当地参加翻译的人中，有年轻的作家叶君健，他后来成了著名的小说家。和我一起参加英文改稿的，还有跟我同住的唐纳德·艾伦。艾伦参与创建“保盟”广州分会，广州陷落后，他也来到了香港。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美国共产党党员。这在当时并不奇怪，因为那时美共正处于鼎盛时期，约有十万党员，影响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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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叶君健和我在香港罗便臣道租了一套房子，稿件译完后打在蜡纸上，油印出来，分发出去或送到国外复印。后来，增添了一名生力军，他的名字叫莫利·贝克曼·塔伦泰尔，他同艾伦曾在纽约的国际工人共济会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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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工作繁忙，我们仍然挤出时间编辑了延安推荐的《中国革命运动史》的英文译稿，并对几期《中国作家》的英文版作了文字加工。《中国作家》刊载当代中国作家的各种作品，由富有才华的叶君健翻译成英文。他的译稿在英文文字上有时会有一些问题需要改正，但对原作精神和含义的理解完全没有问题，可说是“心领神会”。我们三人都对文学很感兴趣，不时同在香港的中国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见面叙谈，如左派的茅盾，还有戴望舒、叶灵凤以及其他各种流派的人物，他们都支持统一战线。那时来往的还有爱国画家叶浅予和丁聪。我们同《中国作家》的中文编辑和同仁经常会晤，如冯亦代和他的夫人郑安娜以及著名的作家、评论家、诗人杨刚。杨刚当时担任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全国性日报《大公报》的文学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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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香港的这段时间，我开始给《纽约时报》投稿，论述中国的新文学艺术。这些文章发表在该报的“图书评论版”。又过了一些年，我开始给《纽约时报》写关于中国解放区的第一手报道系列，这在该报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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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承志组织我们翻译政治文件的工作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从1939年起，在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曲折斗争时期，周恩来领导着在国民党陪都重庆的中共军政代表团，同时兼任中共华南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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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重庆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所有的外国大使馆都集中在这里。周恩来作为中共在这个地区的最高代表，实际上起着党的外交部长的作用。十年以后，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担任了总理兼外交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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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我们为之工作的那些出版物可以被认为有助于促使新中国第一批外语对外宣传书刊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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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春末，我第一次在香港的居留结束了。我的一位老朋友、新西兰作家和记者贝特兰接管了《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的编务。艾伦等人仍然在那里帮助做翻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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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每日新闻》的那份差事，原来不过是权宜之计，我根本不想在英国的这块殖民地上长期担任主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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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决定去重庆同我的妻子伊迪丝团圆，她为我在那里的国际电台找好了一份工作。我们两人长期分离，感情越来越淡薄，不过，我们是同学，后来成为恋人，现在还不想就此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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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我同中国内地隔绝的时间太长了，我渴望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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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宗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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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者注］原文为bungalow-type house，bungalow为当时印度孟加拉式平房，屋前或周围有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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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译者注］关于“保盟”的情况，请参阅《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中国福利会五十年》以及《宋庆龄：20世纪的伟大女性》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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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译者注］香港人把这家报纸叫做《孖剌报》，因为创办人为默罗，广东话发音与“孖剌”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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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第十一章 内陆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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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日军封锁了香港同中国内地的边界，所以从香港通过陆路前往重庆是不可能的了。坐飞机吧，又太贵，而且无法看到沿途的情况，而这又正是我所希望的。后来找到了一个临时的旅伴——一位年轻的中国画家，只记得他姓陈，名字想不起来了。我们决定先从海路登上大陆，再走陆路进入内地。距离最近又没有日军的登陆地点是沙峪冲，一个用木料建成的小码头立在一段沙滩之上。它位于大亚湾内，一度是海盗经常出没的地方。保卫中国同盟现在有时利用这个地点偷运救济物资。大亚湾名义上为国民党所控制，但是，使国民党头疼的是，共产党开始在那里组织游击队，名叫东江抗日纵队，海外华侨中有许多爱国学生前来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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