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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叶君健和我在香港罗便臣道租了一套房子，稿件译完后打在蜡纸上，油印出来，分发出去或送到国外复印。后来，增添了一名生力军，他的名字叫莫利·贝克曼·塔伦泰尔，他同艾伦曾在纽约的国际工人共济会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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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工作繁忙，我们仍然挤出时间编辑了延安推荐的《中国革命运动史》的英文译稿，并对几期《中国作家》的英文版作了文字加工。《中国作家》刊载当代中国作家的各种作品，由富有才华的叶君健翻译成英文。他的译稿在英文文字上有时会有一些问题需要改正，但对原作精神和含义的理解完全没有问题，可说是“心领神会”。我们三人都对文学很感兴趣，不时同在香港的中国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见面叙谈，如左派的茅盾，还有戴望舒、叶灵凤以及其他各种流派的人物，他们都支持统一战线。那时来往的还有爱国画家叶浅予和丁聪。我们同《中国作家》的中文编辑和同仁经常会晤，如冯亦代和他的夫人郑安娜以及著名的作家、评论家、诗人杨刚。杨刚当时担任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全国性日报《大公报》的文学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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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香港的这段时间，我开始给《纽约时报》投稿，论述中国的新文学艺术。这些文章发表在该报的“图书评论版”。又过了一些年，我开始给《纽约时报》写关于中国解放区的第一手报道系列，这在该报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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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承志组织我们翻译政治文件的工作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从1939年起，在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曲折斗争时期，周恩来领导着在国民党陪都重庆的中共军政代表团，同时兼任中共华南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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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重庆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所有的外国大使馆都集中在这里。周恩来作为中共在这个地区的最高代表，实际上起着党的外交部长的作用。十年以后，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担任了总理兼外交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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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我们为之工作的那些出版物可以被认为有助于促使新中国第一批外语对外宣传书刊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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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春末，我第一次在香港的居留结束了。我的一位老朋友、新西兰作家和记者贝特兰接管了《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的编务。艾伦等人仍然在那里帮助做翻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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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每日新闻》的那份差事，原来不过是权宜之计，我根本不想在英国的这块殖民地上长期担任主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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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决定去重庆同我的妻子伊迪丝团圆，她为我在那里的国际电台找好了一份工作。我们两人长期分离，感情越来越淡薄，不过，我们是同学，后来成为恋人，现在还不想就此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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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我同中国内地隔绝的时间太长了，我渴望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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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宗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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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者注］原文为bungalow-type house，bungalow为当时印度孟加拉式平房，屋前或周围有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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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译者注］关于“保盟”的情况，请参阅《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中国福利会五十年》以及《宋庆龄：20世纪的伟大女性》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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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译者注］香港人把这家报纸叫做《孖剌报》，因为创办人为默罗，广东话发音与“孖剌”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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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第十一章 内陆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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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日军封锁了香港同中国内地的边界，所以从香港通过陆路前往重庆是不可能的了。坐飞机吧，又太贵，而且无法看到沿途的情况，而这又正是我所希望的。后来找到了一个临时的旅伴——一位年轻的中国画家，只记得他姓陈，名字想不起来了。我们决定先从海路登上大陆，再走陆路进入内地。距离最近又没有日军的登陆地点是沙峪冲，一个用木料建成的小码头立在一段沙滩之上。它位于大亚湾内，一度是海盗经常出没的地方。保卫中国同盟现在有时利用这个地点偷运救济物资。大亚湾名义上为国民党所控制，但是，使国民党头疼的是，共产党开始在那里组织游击队，名叫东江抗日纵队，海外华侨中有许多爱国学生前来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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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同行的有一些来自东南亚的华侨家庭，他们是回来探亲的，他们的老家就在附近。还有一个外国人，名叫皮伦加神父，是一位中年的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长得高大魁梧，他在这一带传教。我们登岸后不久，就到了他的教堂所在地。他邀请我们品尝他的家酿葡萄酒和奶酪。招待我们的是一些女教徒。许多少年儿童蜂拥而至，来看热闹，其中有几个长得非常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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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走向内地的道路是很狭窄的土路。我们的行李由雇用的脚夫用扁担挑着。我们一行有三四十人，由一些称为“保安队”的警察担任警卫，他们懒洋洋的，扛着老式的步枪或毛瑟手枪。我们后来才知道，这支队伍主要是防备东江纵队，而不是对付日本特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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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晚上，我们住进了一个木板搭建的小旅店，里面有许多小房间，每个房间除了一张双人床外，就差不多没有什么空间了。旅途的劳累使我们每个人很快就进入了梦乡。但是，午夜时分，近处突然传来了枪声。转眼之间，就拥进来二十来个强盗，都穿着广东流行的香云纱短衫，其中一个不速之客走进我和小陈的房间，向我们要钱，特别是要我交出金戒指，我说没有，他硬说我有，还用手枪柄敲打我的膝盖。最后，他终于拿着我们的钱离开了，但很快又返回来，这次他把枪放进枪套，手里拿着一把大菜刀。这使我更加不安。如果他的各种威胁都不奏效的话，他就可能用这家伙来砍我切我，想到这里，我感到不寒而栗。果然，他又索要我那个根本不存在的金戒指。幸而这时隔壁房间忽然有人高声大喊，似乎因为发现了一笔更大的财富而欢呼起来，他赶忙跑过去分享自己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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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快要出门的时候，那位一直逆来顺受的小陈勇敢地抓住强盗的袖子，大声说：“把这个外国人的身份证件还给他，没有这些证件，他怎么走？”这个匪徒显然觉得此话有理，便把皮夹子还给我。我从皮夹子里不仅取出了证件，还取出了中国银行的旅行信用证，这个强盗显然是文盲，对此并不反对。小陈得寸进尺，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我们把钱全都给了你，明天早上吃什么？”这个匪徒于是给我们每个人一张十元面值的中国纸币，他拿走了几百块。当他离开后，小陈突然满怀民族自豪感地说道：“瞧，在中国，甚至连强盗也是有良心和理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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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清晨，强盗走了，遭受抢劫的人纷纷向“治安队”诉苦。意大利神父听到我们的不幸遭遇后，提出了一个建议，要我到惠州县城后，去见当地的香翰屏将军，他会补偿我在经济上受到的损失，因为一个外国人在他的辖区内被劫，是丢他“面子”的。我见到香将军后，他哼哼哈哈了一阵，果然赔了我的钱。当我把宋庆龄给我的介绍信给他看了之后，他更客气了。小陈本来还有一个新发现，他说那些土匪中有几个人虽然换了服装，但是很像护送我们的“保安队”士兵，怪不得香将军这样谦恭。但我没有说。如果说出来，这位将军岂不更丢面子了！既然人家已经慷慨赔偿，何必弄得他下不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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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旅程的下一段没有出什么事，平平安安到达广东的临时省会韶关。途中有一段是水路，在船上我们又碰见了一位天主教神父，他是法国人，留着很长的胡子。他不幸感染了细菌性痢疾。他向我们诉苦说，尽管他在中国极其注意饮食卫生，决不吃不干净的或者没有煮熟的食品，但还是害上了这种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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