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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重庆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所有的外国大使馆都集中在这里。周恩来作为中共在这个地区的最高代表，实际上起着党的外交部长的作用。十年以后，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担任了总理兼外交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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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我们为之工作的那些出版物可以被认为有助于促使新中国第一批外语对外宣传书刊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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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春末，我第一次在香港的居留结束了。我的一位老朋友、新西兰作家和记者贝特兰接管了《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的编务。艾伦等人仍然在那里帮助做翻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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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每日新闻》的那份差事，原来不过是权宜之计，我根本不想在英国的这块殖民地上长期担任主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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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决定去重庆同我的妻子伊迪丝团圆，她为我在那里的国际电台找好了一份工作。我们两人长期分离，感情越来越淡薄，不过，我们是同学，后来成为恋人，现在还不想就此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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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我同中国内地隔绝的时间太长了，我渴望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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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宗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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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者注］原文为bungalow-type house，bungalow为当时印度孟加拉式平房，屋前或周围有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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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译者注］关于“保盟”的情况，请参阅《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中国福利会五十年》以及《宋庆龄：20世纪的伟大女性》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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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译者注］香港人把这家报纸叫做《孖剌报》，因为创办人为默罗，广东话发音与“孖剌”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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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第十一章 内陆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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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日军封锁了香港同中国内地的边界，所以从香港通过陆路前往重庆是不可能的了。坐飞机吧，又太贵，而且无法看到沿途的情况，而这又正是我所希望的。后来找到了一个临时的旅伴——一位年轻的中国画家，只记得他姓陈，名字想不起来了。我们决定先从海路登上大陆，再走陆路进入内地。距离最近又没有日军的登陆地点是沙峪冲，一个用木料建成的小码头立在一段沙滩之上。它位于大亚湾内，一度是海盗经常出没的地方。保卫中国同盟现在有时利用这个地点偷运救济物资。大亚湾名义上为国民党所控制，但是，使国民党头疼的是，共产党开始在那里组织游击队，名叫东江抗日纵队，海外华侨中有许多爱国学生前来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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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同行的有一些来自东南亚的华侨家庭，他们是回来探亲的，他们的老家就在附近。还有一个外国人，名叫皮伦加神父，是一位中年的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长得高大魁梧，他在这一带传教。我们登岸后不久，就到了他的教堂所在地。他邀请我们品尝他的家酿葡萄酒和奶酪。招待我们的是一些女教徒。许多少年儿童蜂拥而至，来看热闹，其中有几个长得非常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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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走向内地的道路是很狭窄的土路。我们的行李由雇用的脚夫用扁担挑着。我们一行有三四十人，由一些称为“保安队”的警察担任警卫，他们懒洋洋的，扛着老式的步枪或毛瑟手枪。我们后来才知道，这支队伍主要是防备东江纵队，而不是对付日本特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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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晚上，我们住进了一个木板搭建的小旅店，里面有许多小房间，每个房间除了一张双人床外，就差不多没有什么空间了。旅途的劳累使我们每个人很快就进入了梦乡。但是，午夜时分，近处突然传来了枪声。转眼之间，就拥进来二十来个强盗，都穿着广东流行的香云纱短衫，其中一个不速之客走进我和小陈的房间，向我们要钱，特别是要我交出金戒指，我说没有，他硬说我有，还用手枪柄敲打我的膝盖。最后，他终于拿着我们的钱离开了，但很快又返回来，这次他把枪放进枪套，手里拿着一把大菜刀。这使我更加不安。如果他的各种威胁都不奏效的话，他就可能用这家伙来砍我切我，想到这里，我感到不寒而栗。果然，他又索要我那个根本不存在的金戒指。幸而这时隔壁房间忽然有人高声大喊，似乎因为发现了一笔更大的财富而欢呼起来，他赶忙跑过去分享自己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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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快要出门的时候，那位一直逆来顺受的小陈勇敢地抓住强盗的袖子，大声说：“把这个外国人的身份证件还给他，没有这些证件，他怎么走？”这个匪徒显然觉得此话有理，便把皮夹子还给我。我从皮夹子里不仅取出了证件，还取出了中国银行的旅行信用证，这个强盗显然是文盲，对此并不反对。小陈得寸进尺，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我们把钱全都给了你，明天早上吃什么？”这个匪徒于是给我们每个人一张十元面值的中国纸币，他拿走了几百块。当他离开后，小陈突然满怀民族自豪感地说道：“瞧，在中国，甚至连强盗也是有良心和理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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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清晨，强盗走了，遭受抢劫的人纷纷向“治安队”诉苦。意大利神父听到我们的不幸遭遇后，提出了一个建议，要我到惠州县城后，去见当地的香翰屏将军，他会补偿我在经济上受到的损失，因为一个外国人在他的辖区内被劫，是丢他“面子”的。我见到香将军后，他哼哼哈哈了一阵，果然赔了我的钱。当我把宋庆龄给我的介绍信给他看了之后，他更客气了。小陈本来还有一个新发现，他说那些土匪中有几个人虽然换了服装，但是很像护送我们的“保安队”士兵，怪不得香将军这样谦恭。但我没有说。如果说出来，这位将军岂不更丢面子了！既然人家已经慷慨赔偿，何必弄得他下不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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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旅程的下一段没有出什么事，平平安安到达广东的临时省会韶关。途中有一段是水路，在船上我们又碰见了一位天主教神父，他是法国人，留着很长的胡子。他不幸感染了细菌性痢疾。他向我们诉苦说，尽管他在中国极其注意饮食卫生，决不吃不干净的或者没有煮熟的食品，但还是害上了这种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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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无骄傲地对他说，我在中国住了几十年，在街头不卫生的小饮食摊上吃东西不下千百次，也没有得什么病。报复之神大概听到了我的豪言壮语，第二天早晨，我就拉肚子了，小陈也拉。到了韶关后，我在广州认识的一位在基督教青年会工作的美国人埃德·洛克伍德建议我们到那里的伦敦教会医院去就诊。在医院的病床上，我们度过了两周痛苦的日子。当时人们还不大知道抗生素，大夫不管我们已有脱水现象，勇敢地用大剂量泻盐给我们清洗肠胃，果然奏效。但是，我们的体重却很快减了一半。更糟糕的是，我还得了疟疾。大夫给我注射奎宁时，笨手笨脚地伤了腿部神经，使我的腿麻木了好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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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患病时，我给重庆的妻子发去了一份电报。她大为惊慌，马上请求正在华南采访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华记者休·迪恩到韶关来看我。迪恩长得又高又瘦，刚从哈佛大学毕业。60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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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瘦又弱的我同迪恩一起，重新徒步踏上前往重庆的征途。我虽然起初瘦得皮包骨头，无精打采，但很快就恢复了食欲，体重增加了。看来，再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比走路更有助于恢复我的体力了。当时我们黎明即起，天黑才休息，一天徒步走90华里，中午时分在路边的小摊上花一小时吃饭，另外还停下来一次，歇歇腿。这次徒步旅行，充满了有趣的见闻。从韶关北上进入江西省，我们经过了红军1934年长征前所建立的几处根据地。尽管国民党竭力清除红军的痕迹，但是墙上的许多军事、政治标语口号仍然依稀可见。我们常常听到老百姓小声地给我们讲红军的故事。路边一家小饭馆的厨师告诉我们，红军总司令朱德曾经在他这里吃过饭：“他平易近人，一点也没有总司令的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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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西南部的赣州专区，迪恩和我采访了时任专员的蒋经国。他是蒋介石的儿子，曾在苏联留学多年。在20世纪20年代末，他曾公开谴责他的父亲是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反动分子。现在，他同父亲和解了，但仍然谈论并实施某些城市改革，包括在他这个地区支持“工合”运动。不过，没有多久，他就像大多数其他国民党官僚一样，大肆逮捕“工合”运动人士并迫害共产党人。后来我才知道，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蒋经国和邓小平曾经是同学。由于他们是班上两个身材最小的人，所以点名的时候，他们俩总是并排站在最后。几十年以后，蒋经国在去世前当了台湾政权的“总统”，继承他曾宣布不承认的父亲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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