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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上,由于欧战正在进行,关于中国的消息很难见报,而且中国的消息也不多。这个时期的特点体现在合众社给它的驻华记者下达的一个指示中:只发震惊世界的消息,而且要压缩在50字以下。这样一来,西方又重新捏造出一些“稀奇古怪”的中国事物。美国的媒体有许多日子集中报道一件奇闻,说什么在中国的春节期间,这个国家里的鸡蛋会神秘地可以在小的一头上竖立起来。究竟是什么道理,只有请著名的科学家(包括爱因斯坦在内)去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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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外国人对国民党的信任不断下降。虽然他们之中只有极少数人有左派思想,他们觉得共产党关于全国形势的说法一再被证明为比国民党政府的说法更真实。当国民党1941年1月突然对新四军暗下毒手的时候,更是如此。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内战挑衅,它只有利于日本。几乎所有的记者都怀疑国民党的说法,而比较相信共产党的报道。英国大使克拉克—寇尔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也引人注意。他在讲话中表示,希望中国保持团结,并请代表共产党《新华日报》的龚澎坐在他身旁。他当然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他是坦诚的。这是一个明确的表示,表明西方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关键时刻,担心中国爆发内战,所以要用各种方式表明自己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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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预防性措施,以确保外界了解真相。早在“皖南事变”发生以前,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进行短暂访问后即将离开重庆以前,曾经对我说,周恩来预料到这样的进攻可能发生,给了她一份秘密的背景材料,以便一旦发生这样的事,即可在美国发表。那时国民党不准斯诺进入中国,但共产党也向他传递了事先准备好的材料,以便必要时发表。在香港,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也得到了同样的材料。这样一来,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便被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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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不久前采访过新四军,对它的抗日斗争深为敬佩。他听到国民党进攻新四军的消息后,便在外国记者招待所的院子里,单独一人示威抗议。他含着愤怒的眼泪高呼口号,痛斥国民党将领是杀人犯、国民党新闻机构掩盖谋杀真相。他把自己所知道的新四军的情况告诉其他记者,大家知道他是忠于事实的,所以也都信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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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登确实充满着维护真理的激情。早在武汉时,我就记得他曾经劝告我,要多动脑筋,别轻信别人的说教。他对我说:“少说多听,才能学到点东西。”从那时以来,我一直尽量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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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周恩来对新四军遭到袭击一事,作出了最强烈、最引人注目的反应。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检察官把共产党《新华日报》上报道这件事的新闻全都删掉,当时周恩来在现场,他指示把在头版留下的“天窗”保存下来,填上他用毛笔书写的、激烈谴责这一事件的几句话(1)。他说,如果要逮捕什么人的话,第一个被捕的应当就是他。由于他是共产党的全权代表,国民党不敢轻易动他,否则,国民党就得承担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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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的共产党高层领导,拒绝了政府要求解散新四军的命令。它把新四军置于经过改组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并任命了新的领导干部,因为在国民党的袭击中,军长叶挺负伤被俘,副军长项英阵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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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上,1941年3月,在纳粹德国政府的档案中记录了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和日本外相松冈的谈话。松冈说,他同蒋介石“亲自进行了接触”,“了解他,并信任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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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新四军事件以后,重庆的氛围变得比抗日战争开始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反动,令人感到窒息。许多进步分子和民主人士前往香港,以便能够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言论。我自己也想重新回到在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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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在香港还能够同时为国民党所有的和左派的媒体工作,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在发生新四军事件以后,由于国民党已在积极准备重新发动内战,这样的情况已经不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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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宗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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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者注]指周恩来亲笔书写的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一首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分别刊登在1941年1月18日《新华日报》第二版和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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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德国外交部1941年3月21日文件Aufz.RAM,这份文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美国政府所查获,并予以公布。这份文件的日期表明,在1941年1月,当蒋介石蓄意对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发动歼灭性进攻时,这种接触已在进行。可以这样推断,蒋介石和日本人之间的互相谅解,影响了以后的事态发展。1941年晚些时候,纳粹德国进攻苏联,初期似乎所向无敌,那时普遍传说,一旦德国人拿下莫斯科,蒋介石有意参加轴心国家集团,配合他们的“反共国际公约”,对中国共产党发动内战。但是,德国人未能拿下莫斯科,被击退了。后来,德国在斯大林格勒遭到惨败,从而结束了蒋介石估计轴心国家集团可能获得胜利的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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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第十三章 逃出香港日本拘留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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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并同时进攻香港之前,我在香港的英国报纸《南华早报》工作,同时义务为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从事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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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开始进攻香港——当地人的说法是“挂气球了”——是在当地时间1941年12月8日早晨(在珍珠港,由于国际日期变更线的关系还是12月7日)。当时我住在九龙一所破旧的然而取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字“贵族之家”的公寓里,在塌陷下去的弹簧床上,我被炸弹的爆炸声和高射炮的轰鸣声惊醒。自从1937年以来,我在许多战地已经听惯了这样的声音,没有想到这是又一次战争的开始。我模模糊糊地以为“一定是在演习”。四年前在北京也是这样的,日军在卢沟桥的隆隆炮声宣布了它对中国全面战争的开始,而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受欢迎的真理往往不大容易为人一下子就接受。我虽然知道日本终究会打香港,但从来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快。我在前些日子里碰到过的人也没有一个人这样想。确实,这里正在建造不少防空掩蔽体,承包商、分包商、再分包商从中渔利,赚了大把大把的钱,其中一部分进了贪官污吏的口袋。在香港报界,像这样的诈骗和随之而来的性丑闻及自杀案件是比战火即将来临更为重要的头条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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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部队虽然已经开到,以增援原有的英、印驻军,但进度和规模都不足以显示危险已迫在眉睫。日军进攻开始时,加军的许多装备尚未运到,日本人赶在他们前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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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到的加军士兵对香港的殖民地气氛颇感气愤,特别是不许士兵进入军官吃喝玩乐的场所。在渡轮上,我听到有些加军士兵大喊:“让女王去保卫这个操他妈的帝国吧!”尽管如此,他们抗击日军是英勇的。他们投入战斗时,装备不齐、地形不熟,所以有许多人死于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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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我知道日军是善于进行战略突袭的,他们往往不宣而战。1894年对中国的第一次战争(甲午之战)、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对华侵略战争都是如此。但前车之鉴并没有使人们对新的现实有所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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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进攻之前,我每天都是乘轮渡从居住的九龙去香港本岛,到报社工作。日本开始进攻之后,九龙很快为日军占领,我就搬到香港报社去,晚上睡在桌子上。我同保卫中国同盟仍然保持着联系。宋庆龄在日军进攻的第二天离开了香港,“保盟”的办公室成了我的同事柳无垢一家(她的父亲柳亚子为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一)的避难所。他们及时地从九龙撤到了香港。我在报社工作完毕后就冒着隔海射来的日军炮火到“保盟”办公室去,帮助柳无垢销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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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同其他中国进步人士保持着不定时的联系,他们为了防止被日方发现,经常迁移住处。同我保持联系的还有同情这些中国进步人士的外国友人,包括我未来的妻子邱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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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局的失利,我决定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以免被日本人抓走。我既不是美国人,也不是英国人,所以不属于“敌国国民”之列。但实际上我的处境更糟糕,因为就个人而言,我是众所周知的“日本之敌”,我无国籍,得不到任何政府或国际公约的保护。我多年来写了很多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东西,并且同中国爱国人士一起从事抗日工作。所以日本人特别恨我,要同我算账,而且他们对我可以无所顾忌地这样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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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刚是一位女共产党人、新闻工作者,在奉行中间道路的《大公报》工作。我同她商量,她作了安排,先使我“消失”,然后救我出去。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驻港代表廖承志为我打了个匿名电话给《南华早报》,说有人看见我在香港湾仔地区被一颗日本炮弹炸死了。日军当时对湾仔轰炸很猛烈,所以这个消息听起来是可信的,足以成为我开溜的极好烟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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