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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我们的劝告是自相矛盾的。有时他说：“别一起到外面去，你们太扎眼了。”有时却又说：“别一个人出去，因为一个人走，日本人很容易绑架你，把你一下子拉过边境线。还是在一起安全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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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夫斯也有让我们开心的时候。他曾带我们去喝啤酒，这是逃出拘留营后第一次。我永远不会忘记每一个啤酒泡沫在我舌头上破碎时那种快感。人只有经历过长期困苦之后才会有这种快乐。自从几个月前香港陷落时起，几乎就没有任何好吃的东西进过我们的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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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一个中国朋友萨空了，是一位进步的新闻工作者。在香港战事的末期，他给了邱茉莉一个澳门的地址。他说：“万一要经这个葡萄牙殖民地逃出去，这个地址会有用处。”在拘留营时，我们一直在打算的是从另外的路线出逃，所以几乎把这茬儿忘了，现在这成了我们的救命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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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位姓陈的医生的地址。这个地址只有我和邱茉莉知道，我们就一起去找。但叫这个名字的这条街道实在难找，也可能她记得不是很准确。最后我们总算找到了一个医生的诊所，看起来有点像，就去敲门。接诊处的一位女护士问我们看什么病。邱茉莉说她的胃部不舒服，护士让她进了诊室，我在外面无聊地等候。她照萨空了的嘱咐，对医生说，请他帮助我们从澳门出去。医生说：“那你得跟我弟弟谈。”那位弟弟看起来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可能是位教师。他说：“好的，我们能想办法。我们认识一些人，是搞走私的，但也带人出去。他们不要钱，他们是爱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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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提到，马上要把一位威灵克先生和他的夫人送出去，他原任荷兰驻中国广州的“商务领事”（由本国政府指定担负领事任务的商人）。由于英国领事里夫斯的要求，他们将把这对滞留澳门的夫妇送到中国大后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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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听了不禁生了一肚子的气。同一个里夫斯，对我们斩钉截铁地说想从澳门出去没门儿，却偷偷地给别人安排出去的路子。但我们回来见到里夫斯时什么也没有说，就如他对我们守口如瓶一样。我们怕他知道了会拆我们的台，因为他可能以为我们在拆他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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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在走之前要他帮什么忙，如借一点钱备用等等。保罗斯神父和他的教会同事们我们是经常去拜访的，因此我们就告诉他们，我们可能有机会到内地去，想问他们借一点钱，到了内地我们会把钱如数还给他们指定的任何人。我们没有透露其他细节。他们之中有一个人说可以，在内地也有他们这个教会的人，他们一直在想给他们送点钱去。这样搞到了2000港币，这个数目不大，所以他们觉得不妨冒一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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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困难是现在在澳门没有人外出旅行，所以没有人在街上扛着行李走路，如果有人这样做，一定会引人注目。我们向所谓的“走私团伙”提出这个问题，他们说这好办，他们会装作收旧货的商人，到我们住的小客栈来，收购我们的衣服等等物品。在澳门，许多难民没钱花了，就卖他们的东西。他们来了之后，我们和他们要装作讨价还价的样子，大声嚷嚷，招引人来围观。然后我们的“买主”就会大件小件地把东西拿走，送到船上去，不用担心。于是在“葡国曙光”这个小客栈的院子里就上演了一出砍价争吵的闹剧。来看热闹的人不少，七嘴八舌地出主意，有人说，“太便宜了，别卖！”又有人说，“这破烂还要那么多钱！”最后，我们把带来的所有东西——包括那两块曾打算作船帆用的毯子——都“卖”掉了，只剩下身上穿的衣服，还向别人诉苦说，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这么低的价钱就把东西处理掉了。这种场景在当时的澳门是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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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出现了另一个障碍。大个子雷·奥尼尔在我们整个出逃过程中都是勇敢和沉着的典范。他的肾脏上方还有一块弹片，香港的医院没有取出，他咬紧牙关支撑着。但到了澳门，他开始酗酒。他会到酒吧去讨酒喝，口无遮拦地大声胡说。有一次他甚至跑到日本领事馆——靠近英国领事馆——前面，使劲敲打铁栏杆，口中大喊：“你们这些杂种！我们要到中国去参加游击队，打你们这些狗娘养的！”他的病和大呼小叫的行为在我们以后的行程中会给大伙带来危险，因为我们还要经过一段日本占领区才能获得完全的自由。护送我们的人现在不想带他一起走，因此把他留在澳门养伤，另外找机会把他送走——这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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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傍晚，一串模糊的人影在朦胧暮色中行进。我们被带到岸边，上了一艘小船，划到一艘停泊着的舢板船上。在漆黑的夜里，我们在底层船舱里等了足足两个小时。我们是在等这位荷兰商务领事威灵克和他的夫人，他们没有按时到达，因为他们坚持要带许多行李，包括那种专供放在船舱铺位下的扁而宽的衣箱。不像我们都是轻装，他们搬运这些东西而不被人注意必然是想了种种不可思议的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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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送我们的中国人对他们造成的麻烦直犯嘀咕。他们所造成的延误可能会使大伙送命，因为护送我们的人同澳门境外一处地岬上的伪军哨所秘密约定了通过的时间。我们的舢板船同其他的舢板船没有什么两样，特别是在夜间，很难辨别，惟一的识别办法就是在约定的时间通过。如果我们不是按约定的时间通过，伪军哨所就会开枪。所以我们越等越感到紧张，直到这对拖拖拉拉的夫妇到达。他们带的东西真不少，其中有一个纸筒，里边装着他的“商务领事”证件，是一刻也不离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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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灵克白净、魁梧、壮实，外表上不动声色，只有他那双微微闪烁的眼睛露出一点不安的神情。他的妻子是一位黑黑的、活泼的奥地利犹太人。她显然在希特勒统治下受过刺激，可以看得出神经有点不大正常。我们很快就明白，她已经到了丧失理智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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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同这对夫妇和他们的东西，我们还得再转一次手。我们从底层舱出来，在漆黑一团中从绳梯下到另一条船上去。这种称为“蛇舟”的船船身很长，像一只挖空树干制造的独木舟，船上有几个划桨的人，我们就坐在他们旁边。船尾有一个人站着，操纵着一支长桨，起舵的作用，还喊着号子，使划桨的人动作一致——他既是舵手，又如赛艇的艇长。我们已经迟了，过了约定的时间，因此穿过地岬时，哨兵就向我们开枪，子弹“嗖嗖”地飞过水面。可怜的威灵克夫人这时才决定，她必须戴上帽子，于是从手袋里取出一顶白色的帽子戴上，在月光下分外耀眼。我们要她拿下来，她不干。态度坚决而又身体结实的她，腰板笔挺地坐在那里，头仰得很高，以至于划船的人每次把桨向前划时都不可避免地要碰一下她的脑袋，但她依旧岿然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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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岸上向我们开枪时，子弹射向四周水里，我们望着船尾的舵手，以为他会蹲下去躲避，但他却站得更直，不住地喊：“快划！快划！”到了距离岸上哨兵不远处，可以彼此听到声音时，他喊了一句通行的口令，还带上几句骂人的脏话。射击停止了。我们过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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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前行，我们消失在浓浓夜色中，进入西江三角洲。这一带河渠纵横，密如蛛网，我们左弯右转，最后到了一个村庄。在这支水上远征队中，除了我们两条“蛇船”外，还有一条像“舰载艇”那样的小船，有一面小帆，还有一位船老大——保护我们的走私团伙头头赵其休的兄弟。村子里有武装警卫队，据护送我们的人解释，他们表面上是为日本人做事的伪军——日本人很少到这里来——实际上只是伪装的，他们并不亲日。当时，我们只能相信他们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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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村里住了一宿，觉得村民们非常友好。我们走近一个所谓“伪军”的士兵，看他的枪，是一件锈迹斑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老古董。那个士兵承认这是个破玩意儿，接着就带我们到一座古庙里去，让我们看藏起来的一些很像样的步枪。他微微一笑说，那些老家伙是给来巡察的日本人看的，这些新的是为秘密的爱国行动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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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我们这批人分乘三条吃水很浅的用于内河航行的船，组成一个我们称之为“小舰队”的船队。最前面一条小巧灵活，是带队的人乘坐的，用于侦察情况，如果有人阻拦，带队的人就出面去交涉放行。第二条稍大一些，装着一些货物和我们几个人。船上有篷，白天我们就躲在篷下，我们的安全和隐蔽是必须保证的。最后一条船的大小同我们这一条差不多，船上是村里的警卫队，穿着伪军的制服，有步枪和一挺机关枪，这是装样子的，如果必要，当然也可以真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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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船上开玩笑说，这就像当今的世界。最前方是外交和情报工作，靠这两者达到目的是最理想的。支持这两者的是武力——作为一种最后的手段。如果没有别的办法，我们这支“小舰队”也有足够的力量来威慑或压倒对方，因为在我们选定的路线上可能遇到的敌方巡逻兵都是小股部队，并且是分散的。但我们的护卫队显然要尽量避免发生冲突，有时最前面的指挥船发出有情况的讯号时，我们后面两条船就会改道，开进较为僻静的水面去躲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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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差不多半个世纪之后——确切地说，是到1991年——才真正弄清楚当时护送我们出险的“走私团伙”的真实背景的。在遗忘已久之后，我忽然收到了一位名叫钟华的人的来信，我是在出险途中的最后阶段碰到他的，当时他是一位年轻的学校教师和地方报纸《前锋报》的记者。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成为全国驰名的《羊城晚报》的领导之一、资深编辑，到了规定的年纪就离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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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我们的通信中，他叙述了我一直没有弄清楚的一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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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带我们出险的领头人原来是个商人，确实干过不少走私买卖。但他又是个爱国者，战争爆发后组织起一支地方武装，抵抗日本占领军。中国共产党决定把他吸收进抗日统一战线，派人到他的部队中去了解和工作。赵其休确实一贯抗日，倾向进步并愿意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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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华当时已是中共地下党员，他的职业是教师兼当地一张小报的编辑。他对赵做工作，争取他，最后成了赵的秘书，帮助他建立一支党领导下的部队。赵过去干过走私，所以有一个水上交通网，可以通过日伪占领的地区。他在澳门开设了一家新的贸易公司，澳门的那位陈医生——我们是通过他接上这个关系的——是他的老乡和朋友。陈医生在澳门是颇受人尊敬的，现在仍旧住在那里，已经退休。但赵在几年前已病故了。战后，他因在对日作战时在香港及境外援助盟国，英国政府向他颁发了奖章。这可能是由于他同英国驻澳门领事里夫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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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91年所了解到的情况也使我对1942年所遇到的事情有了新的认识。我们第一次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企图逃出香港的计划失败后，曾经以为我们后来的出逃是全靠自己。但通过萨空了向邱茉莉提示在澳门的联系线索以及后来通过陈医生同赵的“走私团伙”接上关系，我们是再一次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只是当时我们不知道罢了。实际上，在日本占领下的香港及其周围地区，外国人的脱险和盟国的一些作为，大多是依靠了中共领导下的抵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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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话小说《西游记》中有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掌心的故事。人们“跳不出”历史的掌心，这里说的历史，以中国的情况而言，就是当时的抗日战争和抗战中最为活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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