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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带我们出险的领头人原来是个商人，确实干过不少走私买卖。但他又是个爱国者，战争爆发后组织起一支地方武装，抵抗日本占领军。中国共产党决定把他吸收进抗日统一战线，派人到他的部队中去了解和工作。赵其休确实一贯抗日，倾向进步并愿意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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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华当时已是中共地下党员，他的职业是教师兼当地一张小报的编辑。他对赵做工作，争取他，最后成了赵的秘书，帮助他建立一支党领导下的部队。赵过去干过走私，所以有一个水上交通网，可以通过日伪占领的地区。他在澳门开设了一家新的贸易公司，澳门的那位陈医生——我们是通过他接上这个关系的——是他的老乡和朋友。陈医生在澳门是颇受人尊敬的，现在仍旧住在那里，已经退休。但赵在几年前已病故了。战后，他因在对日作战时在香港及境外援助盟国，英国政府向他颁发了奖章。这可能是由于他同英国驻澳门领事里夫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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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91年所了解到的情况也使我对1942年所遇到的事情有了新的认识。我们第一次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企图逃出香港的计划失败后，曾经以为我们后来的出逃是全靠自己。但通过萨空了向邱茉莉提示在澳门的联系线索以及后来通过陈医生同赵的“走私团伙”接上关系，我们是再一次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只是当时我们不知道罢了。实际上，在日本占领下的香港及其周围地区，外国人的脱险和盟国的一些作为，大多是依靠了中共领导下的抵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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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话小说《西游记》中有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掌心的故事。人们“跳不出”历史的掌心，这里说的历史，以中国的情况而言，就是当时的抗日战争和抗战中最为活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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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苏儒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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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enjamin Proulx．Underground from Hong Kong．New York：E．P．Dutton ＆ Co．，1943：P21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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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K．M．Simpson．These Defenceless Doors：P193，转引自Endacott ＆ Birch．Hong Kong Eclipse，Oxford University Press：P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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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第十五章 再到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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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返重庆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这时，中国已不再是单枪匹马地打日本，而是有了西方国家作为它的盟国。这本来应当可以提高中国战时首都的战斗士气，但蒋介石和他的亲信们借此却产生了依靠美国来打败日本的打算，保存自己的实力并囤积来自外国的武器，以便日后在内战中打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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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有一个美国政府机构很早就参与了国民党的内战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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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美国战略服务局（OSS）和美国海军情报部（ONI）有联系的“中美合作所”，培训蒋介石的特务使用拷问逼供的办法（包括刑讯）来对付共产党嫌疑犯和他们的同情者。竭诚拥护蒋介石的美国空军将领陈纳德赞成这些活动。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官的史迪威将军，则激烈反对这样做。史迪威非常能干、精力充沛，高度评价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潜在的战斗力量，不喜欢、不信任蒋介石的腐败官僚和害怕打仗的将军们。他主张美中两国军队（包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共同对日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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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在政治上斗不过蒋介石及其由中美两国人物组成的小集团，终于被召回美国。罗斯福总统作出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如果他能够预见到它所产生的致命后果的话，他也许就不会那么做了。因为这个决定使美国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在1945年罗斯福逝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站在蒋介石的一边，卷入了中国的内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不是承认它，而是企图颠覆它；美国对朝鲜和越南进行了倒霉的军事干涉；同中国断绝关系长达二十多年，使两国的利益都受到损害。此外，还造成了一些迄今困扰着两国关系的问题，如台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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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在1939—1945年的政策不仅仅是尽量避免同日本作战，而且还听任57名将领带着他们的部队投靠日本一手制造的汪精卫傀儡政府。他们被日本人用来对付“赤色分子”，最后又回到国民党的怀抱，干同样的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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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对蒋介石当年的角色，作了这样入木三分的讽刺——“坐山观虎斗”。这些“虎”就是日本侵略者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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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1943年，面对国民党的战线平静无事，侵华日军便集中力量，疯狂进攻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抗日根据地，企图加以消灭。他们采取了残酷的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但是，他们的这种恐怖做法并没有使根据地屈服，反而激起了更多的农民群众投身于武装斗争，开展“大生产运动”，后者也是为挫败敌人的阴谋所必须进行的工作。战士、民兵和辅助人员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和一些简单的工具，耕田种地；他们还坐在纺车织机前，纺纱织布，以生产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在极其艰险的条件下，根据地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为日后的扩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日本的发言人和媒体，越来越把共产党当作他们在中国的最难对付的主要敌人。抗日根据地军民克服了种种困难之后，意识到他们肩负着中华民族的希望。这一点也日益成为人们普遍的共识。在1937—1938年抗日抗战争初期，人们就曾感受到了这一点。在共产党成功地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以后，人们更加强烈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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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的两个战场之间形成了日益鲜明的对比，中国的西方盟国也注意到了这个情况。它们出于自己的长远利益考虑，不喜欢共产党。但是，作为战胜日本的一个因素，它们却不能无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所作出的越来越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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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谈谈我的工作。我逃出香港的日本拘留营，到了桂林以后，董显光从重庆打电报给我，请我重新回到国民党的宣传部门工作。这使我感到进退两难。断然拒绝吧，将使我无路可走；接受吧，又可能使我无法再按照自己的观点写作。所以我给已去纽约的伊迪丝打电报，请她尽快设法给我弄一个在中国当外国记者的差事。很幸运，她果然做到了。联合劳动新闻社聘请我担任驻华记者。这是一家新成立的通讯社，专门向工会和左派报纸提供世界新闻。有了该社的聘请电报，我便可以对董显光婉言谢绝，说我很感谢他，但我已接受了一个外国新闻单位的聘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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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劳动新闻社给我的报酬寥寥无几，但我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另找些兼差来维持生活。很快，我就在美国战时新闻局（USOWI）的重庆办事处找到了一份工作，它后来演变为美国新闻处。办事处的负责人是费希尔，我同他曾在合众社共过事。我每天把华盛顿用无线电发来的消息编成新闻稿，供中国报纸采用，这项工作只需三四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但付给我的生活费足够维持我一向十分俭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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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个人生活来说，重返重庆时期的巨大变化是我1943年同邱茉莉结了婚。她同我共同生活了四十多年，直到她逝世为止。我们是在我同伊迪丝离婚以后结的婚。伊迪丝是我中学时代的情人，我19岁那年，她就成了我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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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伊迪丝和我关系一直不错，我们互相帮助，但我们已经分居多年，我们的生活目的也不同，她要建立一个家庭，过平静的生活，而我是要作为一个记者，报道中国战场的情况。我们分道扬镳，已经不可避免。我是通过从香港一起出逃这段患难经历同邱茉莉相知相爱的，我们也有共同的人生追求，终至结成终身伴侣；伊迪丝在美国也重新结了婚。她是在从事对中国的战时救济工作时认识她的新丈夫的，她婚后忙于教学工作和支持进步事业。她同她的新丈夫生儿育女，还有了第三代。虽然我们两家经过这许多变迁，但始终是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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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离婚的特殊情况反映了美中两国法律制度的不同。这是历史上第一个案例，涉及以前有治外法权的外国人要按照中国法律办理离婚。伊迪丝是美国公民，她现在成为了被告。经过咨询后，我控告她遗弃我，因为自1940年以来，她就离开了我，一直在美国。在1943年以前，根据列强从中国取得的治外法权，这样的案件本应由在中国的美国领事法庭来审理。不过，在那一年，由于中国已同美国和英国结盟，英美公民不受中国法律约束的规定被正式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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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甚至在国民党统治下，中国现代民法法典中的离婚法也比美国的开明。中国把双方同意作为离婚的主要动机，但纽约（伊迪丝所在地）的法院则认为这有双方串通之嫌，是不能接受的，还不如找到或伪造一些通奸行为的惊人证据作为离婚的借口。所以我们选择遗弃作为离婚的理由，因为这是两国都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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