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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邱茉莉除了有报酬的工作外，又开始自愿地继续为保卫中国同盟做些工作。1941年12月日本进攻珍珠港和香港后，宋庆龄直到最后才乘飞机离开香港到重庆。她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才从她那两位当上高官夫人的姐妹的“款待”中解脱出来，并找到了一处远离她们官邸的私宅（她们的官邸都是警卫森严，隔断了她和友人们的联系）。1942年8月，她重新主持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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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开展“保盟”的工作要比在香港困难得多。我们没有办公的场所，所以只好在她住所的起居室里工作。我们无法搞到印刷设备，所以只好托友人在旅行时把宣传品带到国外，由国外支持我们的团体印刷出版。香港同外界原有海上交通，现在也没有这个条件了。但是，重庆也存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作为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有来自盟国的许多高级外交官、军事人员和救济机构的代表，以及各大媒体的记者。他们必然都想会见宋庆龄这位世界闻名的人物，从而了解她的一些坚定不移的主张：全国团结抗日、反对内战，对所有抗日力量一视同仁、平等对待，至少在医疗用品供应方面必须做到。国民党尽管背离了孙中山的典范和原则，但对这位缔造者的崇敬几乎到了神化的地步。所以它虽然竭力想孤立孙的遗孀或者使她不谈政治，但是却做不到。再者，在重庆有中共的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也无法阻止宋庆龄会见他。在这种情况下，从国外为共产党领导的地区争取到了一部分救济款，并且确实送到了后者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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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领导的“保盟”为所有的抗日力量一视同仁地争取救济援助，这在国内外大大提高了它的威信。在那些自愿地伸出援助之手的人中，不仅有外国外交机构的年轻官员，而且还有一位盟国大使的夫人。有些年轻的外交官参加了各种义演活动，包括国际性的音乐会和足球赛、为遭受严重饥荒的河南省灾民募捐等等。国民党对嗷嗷待哺的灾民几乎是视而不见，置若罔闻。但是，共产党领导的陕北根据地则帮助灾民迁移到那里去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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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国军事使团中，宋庆龄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史迪威将军。他不仅会讲中文，而且对中国的平民百姓的赞赏甚于上层社会。史迪威曾经主张派一个美国军事观察组常驻八路军总部以了解它在抗日中的作用，这一建议得到了实施。他还主张向八路军提供武器援助，但未成功。他还命令飞往延安同军事观察组联络的飞机携带送给八路军的医疗用品。有一次，他下令把运输机的舱门用喷枪拓宽，以便安放一台送给八路军的X光医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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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在盟国军事使团中广交朋友。她不仅邀请军官，还邀请低级士官和普通士兵到她家去或参加慈善性的社交舞会。因此，她在这些使团的下层赢得了普遍的赞誉。她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的广度是无人可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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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盟”在香港期间就得到了外国的大力支持。现在，通过她的努力，许多国际救济组织、红十字会和其他一些团体也都为“保盟”的项目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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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她始终力求使国际舆论注意到国民党对运送到共产党地区的医疗等救济物资实行封锁。她写了一封措辞强烈的信《致美国工人们》。我感到自豪的是，我通过联合劳动新闻社把这封信发到了国外。她在这封信中敦促美国的劳工运动坚持这一原则：“要求把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产品和礼物平等分配给一切积极抗日的中国军队，不论它在什么地区；凡是不这样做的军队就不予分配。”她还揭示中国发生内战的威胁。她说：“中国反动派正在准备这种战争，企图消灭我们斗争中的民主部分，这些部分就是在陕北和敌后的根据地。在那些地方，工人运动得到了扶持和鼓励，许多矿工和铁路工人武装起来与游击战士通力合作，以割断日本与它在华北、华中的主要大陆基地的联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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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一声明之外，她还愤怒地指出，中国的一部分伤病员受到歧视，有人故意不让他们得到医治。她的这些言论激怒了国民党。从下面提到的记者招待会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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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的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在他的官方文件中记录了这样的情况：宋庆龄告诉她的一个友人说，国民党陆军部长何应钦和秘书长吴铁城等人对她进行了“训斥”。“他们拒绝承认事实，只是一股脑儿指责我不该呼吁取消对共产党的封锁。”她对谢伟思说，她的姐夫孔祥熙不安地问道：“如果你继续发表这样的言论，他们把你关起来，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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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对孔祥熙说，她欢迎他们这么做。她平静而又温和，毫无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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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底，国民党的战场略有好转。在美国空军的支持下，中国的地面部队从日军手中收复了湖南省西部的常德市。我目睹了这场战斗，随后详细报道了日军对这个城市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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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撰写这场战争的历史时，人们需要好好研究这样的问题：法西斯轴心国家的军队为什么会干出那样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常德市遭到破坏的情况将可以提供一些引起他们注意的案例。日本农民看重大米，把它看作是辛勤劳动的果实，维持生命的粮食。为什么日本兵却把从中国农民手中窃取的大米，不仅用来喂马，而且把运不走的大米堆作为厕坑？（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而是日军普遍采取的行动。其他战线的记者都提到同样的事，可以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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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还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进入天主教孤儿院的日本士兵会干出这样的事：他们不仅偷了孩子们的床上用品，而且还费劲地从院子里搬来大石头，砸烂了职业培训用的纺织机器？他们还闯入教室，把墨水瓶往墙上扔，这又有什么乐趣？为什么他们把难民用来炒菜的油瓶统统打得粉碎，而没有拿走它们？为什么他们把老百姓抓去当苦力时故意让年老体弱的人干重活，而让年轻人干轻活，然后把那些不堪重负而倒下去的人用刺刀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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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事情不是我亲眼目睹的，就是从数以百计的亲身经历过这种磨难的人的口中听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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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二次在重庆居留的那段时期，国民党政府举行过两种类型的记者招待会，一类是军事性的，另一类是非军事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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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方发言人徐培根将军，他腰板儿挺得笔直。然而，他的日子是不好过的。前线没有什么好消息可谈，但又不能报道坏消息或僵持局面。记者们开玩笑说，这位发言人什么真相都不知道，所以才会板着面孔去念那些编造出来的新闻稿，有时还在地图上指指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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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令人鼓舞的战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在敌后根据地打击日寇的进展情况，徐将军只字不提。他的任务是对这些战绩不闻不问或者隐瞒、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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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记者往往不参加军方的记者招待会，但他们要求参加政府的记者招待会，而且常常成群结队地去，问一些有关战争的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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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茉莉用速记记录了1944年2月22日由国民党宣传部长梁寒操主持的一次记者招待会的情况（美国财政部代表爱德乐在给该机构的报告中曾经加以引用），从中可以感受到当时的现场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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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奥多·怀特（《时代》杂志）：部长先生，能否告诉我们，对共产党地区的封锁是否仍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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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你所说的“封锁”是什么意思？你的消息是从哪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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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自1939年以来，我去过西安四五次。人们对我说，从西安去延安是不可能的，也无法把医疗用品送到那里，无法运送军事物品。这就是我所说的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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