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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关于什么时候停止对共产党军队的供应，容我以后回答这个问题。……共产党自行决定征税，政府一获悉这个情况，就停止对它的拨款。在最近两周内，没有特别的理由强调共产党问题，一个集团军已从那个地区撤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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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但是，几个月来，我们一直遭到封锁，不允许我们谈论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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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没有任何人会对此感兴趣。为什么要小题大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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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是你在大题小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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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德：……如果中国政府用大批军队对别的中国军队进行封锁，它怎么能够全力以赴地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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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在任何战争中，都必须既在前线打仗，又在后方维持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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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德：请问，是否能允许我们去共产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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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能否允许我给延安发个电报，要求它发表一项声明。如果我得到答复，能否允许我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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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桢：我们的制度不允许地方政府发表单独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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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我不想说共产党企图颠覆政府。如果那样说的话，如何解决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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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是否值得花钱给延安发这样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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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你必须到军队的电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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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这就是说还是有封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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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桢：不。但是，请不要引用我的话。我只是随便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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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外国记者：记者是否被允许去延安和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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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就我的意见而言，我希望你们都可以去。但是，这必须得到军方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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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金森：这里有一封由一些记者签名的给蒋委员长的信，要求允许他们去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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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次这样的记者招待会，大家的情绪越来越激烈，直到最后国民党批准去延安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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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梁寒操部长还发表了一番令人难忘的高论。记者们多次表示希望了解真实情况。为此，他给大家上了一堂哲学课。他说，哲学是他的专业，但显然非记者们所长。否则，他们就会知道，没有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不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东方的还是西方的，能够为真理下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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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成为在外国记者招待所里经常谈论的一个笑柄。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的一席话也是如此。他说，他之所以反对记者们去延安，是出于好意。不去，他们会失望。但是，如果他们去了，而写的报道被政府的新闻检察官砍掉了，那他们岂不是就会更不愉快了么？！（董显光其实就是新闻检察官的头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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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新闻界人士之所以终于去了延安和它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不仅仅是由于我们所施加的压力（这种压力是很不够的），而且还由于盟国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施加的压力。它们之所以施加压力，是因为国民党本来已经消极被动的军事态势进一步迅速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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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在亚太战事陷于僵局的条件下，这本来是不会发生的。但是，到了1944年，由于美国海军的节节胜利，连接日本新帝国各个部分的海路被切断了，这些海上运输线对日本占领军的调动和补给品的供应，以及把日本掠夺来的原料运回国内，是至关重要的。为了弥补海上的失利，日本在中国发动进攻，企图从陆路（主要是铁路）把亚洲大陆上被日本占领领土的最北端到最南端（即从中国的东北到东南亚沿海）连接起来。它还企图迫使蒋介石政权投降或者加以摧毁。那年春天，日军向重庆方向挺进。重庆以南的贵阳市是日军必经之地，但从未被攻占。在那里，我亲眼看到在战斗尚未打响的情况下，国民党军心涣散、惊慌失措的情景。这使我相信，只要有一个穿着日本军装的人出现，国民党军队就会弃城而逃。在出现这种局面以前，国民党曾经迷恋于美国空军将军（国民党前顾问）陈纳德所描绘的前景。他十分相信空军的决定性作用，声称他只要有500架飞机，就可以把侵略者赶出中国。这个梦想对蒋介石自然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他不想在同日本人的地面战中牺牲自己的兵力，而是要保存这些兵力打内战。日本人的新攻势进展迅速，使美国空军慌忙放弃了它在桂林的最前沿的基地，销毁了地面的一切设备，也使陈纳德和蒋介石的梦想破灭。事实证明，美国驻中国—缅甸—印度战区总司令史迪威将军的另一种观点是正确的：只要有良好的训练、供给和领导，中国军队不仅能够进行地面反攻，而且能够保卫空军基地。这一点在中缅边境已经得到证明，按照上述要求训练出来的军队进行了非常有效的战斗。除此之外，哪里还有能够同日军战斗、决不退缩的中国军队呢？盟国现在清楚地看到，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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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重庆当局垮台，那么，共产党领导的力量就成为中国境内抗日的唯一希望。共产党声称他们有能力收复敌后广大的农村地区，如何核实他们这样的说法呢？如何同他们进行接触，以便在战胜日本的最后斗争中联合行动呢？对此，美国越来越感到关切，因为它的海军在太平洋取得的胜利，似乎使它在华北海岸登陆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在史迪威将军的心目中，这一点也是很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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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盟国的压力——主要是来自史迪威以及与他看法相同的人的压力——终于迫使国民党同意了外国记者的延安之行。史迪威将军不但支持外国记者的要求，并且争取到允许美国陆军医疗队的梅尔文·卡斯伯格上校陪同我们一起去。后来，在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他派了一个军事观察组（即所谓的“迪克西代表团”）去延安和游击区考察。陪同这个观察组的还有国务院的政治顾问约翰·戴维斯和谢伟思。他们两人都出生于中国，会讲中国话，赞成同共产党的力量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共同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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