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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德：请问，是否能允许我们去共产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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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能否允许我给延安发个电报，要求它发表一项声明。如果我得到答复，能否允许我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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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桢：我们的制度不允许地方政府发表单独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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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我不想说共产党企图颠覆政府。如果那样说的话，如何解决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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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是否值得花钱给延安发这样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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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你必须到军队的电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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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这就是说还是有封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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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桢：不。但是，请不要引用我的话。我只是随便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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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外国记者：记者是否被允许去延安和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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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就我的意见而言，我希望你们都可以去。但是，这必须得到军方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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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金森：这里有一封由一些记者签名的给蒋委员长的信，要求允许他们去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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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次这样的记者招待会，大家的情绪越来越激烈，直到最后国民党批准去延安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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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梁寒操部长还发表了一番令人难忘的高论。记者们多次表示希望了解真实情况。为此，他给大家上了一堂哲学课。他说，哲学是他的专业，但显然非记者们所长。否则，他们就会知道，没有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不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东方的还是西方的，能够为真理下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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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成为在外国记者招待所里经常谈论的一个笑柄。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的一席话也是如此。他说，他之所以反对记者们去延安，是出于好意。不去，他们会失望。但是，如果他们去了，而写的报道被政府的新闻检察官砍掉了，那他们岂不是就会更不愉快了么？！（董显光其实就是新闻检察官的头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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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新闻界人士之所以终于去了延安和它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不仅仅是由于我们所施加的压力（这种压力是很不够的），而且还由于盟国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施加的压力。它们之所以施加压力，是因为国民党本来已经消极被动的军事态势进一步迅速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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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在亚太战事陷于僵局的条件下，这本来是不会发生的。但是，到了1944年，由于美国海军的节节胜利，连接日本新帝国各个部分的海路被切断了，这些海上运输线对日本占领军的调动和补给品的供应，以及把日本掠夺来的原料运回国内，是至关重要的。为了弥补海上的失利，日本在中国发动进攻，企图从陆路（主要是铁路）把亚洲大陆上被日本占领领土的最北端到最南端（即从中国的东北到东南亚沿海）连接起来。它还企图迫使蒋介石政权投降或者加以摧毁。那年春天，日军向重庆方向挺进。重庆以南的贵阳市是日军必经之地，但从未被攻占。在那里，我亲眼看到在战斗尚未打响的情况下，国民党军心涣散、惊慌失措的情景。这使我相信，只要有一个穿着日本军装的人出现，国民党军队就会弃城而逃。在出现这种局面以前，国民党曾经迷恋于美国空军将军（国民党前顾问）陈纳德所描绘的前景。他十分相信空军的决定性作用，声称他只要有500架飞机，就可以把侵略者赶出中国。这个梦想对蒋介石自然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他不想在同日本人的地面战中牺牲自己的兵力，而是要保存这些兵力打内战。日本人的新攻势进展迅速，使美国空军慌忙放弃了它在桂林的最前沿的基地，销毁了地面的一切设备，也使陈纳德和蒋介石的梦想破灭。事实证明，美国驻中国—缅甸—印度战区总司令史迪威将军的另一种观点是正确的：只要有良好的训练、供给和领导，中国军队不仅能够进行地面反攻，而且能够保卫空军基地。这一点在中缅边境已经得到证明，按照上述要求训练出来的军队进行了非常有效的战斗。除此之外，哪里还有能够同日军战斗、决不退缩的中国军队呢？盟国现在清楚地看到，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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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重庆当局垮台，那么，共产党领导的力量就成为中国境内抗日的唯一希望。共产党声称他们有能力收复敌后广大的农村地区，如何核实他们这样的说法呢？如何同他们进行接触，以便在战胜日本的最后斗争中联合行动呢？对此，美国越来越感到关切，因为它的海军在太平洋取得的胜利，似乎使它在华北海岸登陆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在史迪威将军的心目中，这一点也是很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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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盟国的压力——主要是来自史迪威以及与他看法相同的人的压力——终于迫使国民党同意了外国记者的延安之行。史迪威将军不但支持外国记者的要求，并且争取到允许美国陆军医疗队的梅尔文·卡斯伯格上校陪同我们一起去。后来，在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他派了一个军事观察组（即所谓的“迪克西代表团”）去延安和游击区考察。陪同这个观察组的还有国务院的政治顾问约翰·戴维斯和谢伟思。他们两人都出生于中国，会讲中国话，赞成同共产党的力量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共同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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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要叙述我们的延安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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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一章已经谈到，在重庆举行的争论激烈的记者招待会上，外国记者们多次试图打破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党地区的封锁，要求准许他们去那里采访。起初，官方对他们的多次要求都加以拒绝或置之不理。后来，蒋介石和他的政府表示同意，但提出了许多限制性条件：外国记者只能作为官方组织和监督的采访团的成员（团员中重庆当局主办的或者许可的中国媒体的记者人数比外国记者多几倍），所有来自共产党方面的言论的报道必须接受新闻检查，除非连同国民党的评论或驳斥一起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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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宗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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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者注］以上引文载《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82页，人民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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