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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次这样的记者招待会，大家的情绪越来越激烈，直到最后国民党批准去延安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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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梁寒操部长还发表了一番令人难忘的高论。记者们多次表示希望了解真实情况。为此，他给大家上了一堂哲学课。他说，哲学是他的专业，但显然非记者们所长。否则，他们就会知道，没有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不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东方的还是西方的，能够为真理下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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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成为在外国记者招待所里经常谈论的一个笑柄。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的一席话也是如此。他说，他之所以反对记者们去延安，是出于好意。不去，他们会失望。但是，如果他们去了，而写的报道被政府的新闻检察官砍掉了，那他们岂不是就会更不愉快了么？！（董显光其实就是新闻检察官的头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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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新闻界人士之所以终于去了延安和它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不仅仅是由于我们所施加的压力（这种压力是很不够的），而且还由于盟国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施加的压力。它们之所以施加压力，是因为国民党本来已经消极被动的军事态势进一步迅速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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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在亚太战事陷于僵局的条件下，这本来是不会发生的。但是，到了1944年，由于美国海军的节节胜利，连接日本新帝国各个部分的海路被切断了，这些海上运输线对日本占领军的调动和补给品的供应，以及把日本掠夺来的原料运回国内，是至关重要的。为了弥补海上的失利，日本在中国发动进攻，企图从陆路（主要是铁路）把亚洲大陆上被日本占领领土的最北端到最南端（即从中国的东北到东南亚沿海）连接起来。它还企图迫使蒋介石政权投降或者加以摧毁。那年春天，日军向重庆方向挺进。重庆以南的贵阳市是日军必经之地，但从未被攻占。在那里，我亲眼看到在战斗尚未打响的情况下，国民党军心涣散、惊慌失措的情景。这使我相信，只要有一个穿着日本军装的人出现，国民党军队就会弃城而逃。在出现这种局面以前，国民党曾经迷恋于美国空军将军（国民党前顾问）陈纳德所描绘的前景。他十分相信空军的决定性作用，声称他只要有500架飞机，就可以把侵略者赶出中国。这个梦想对蒋介石自然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他不想在同日本人的地面战中牺牲自己的兵力，而是要保存这些兵力打内战。日本人的新攻势进展迅速，使美国空军慌忙放弃了它在桂林的最前沿的基地，销毁了地面的一切设备，也使陈纳德和蒋介石的梦想破灭。事实证明，美国驻中国—缅甸—印度战区总司令史迪威将军的另一种观点是正确的：只要有良好的训练、供给和领导，中国军队不仅能够进行地面反攻，而且能够保卫空军基地。这一点在中缅边境已经得到证明，按照上述要求训练出来的军队进行了非常有效的战斗。除此之外，哪里还有能够同日军战斗、决不退缩的中国军队呢？盟国现在清楚地看到，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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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重庆当局垮台，那么，共产党领导的力量就成为中国境内抗日的唯一希望。共产党声称他们有能力收复敌后广大的农村地区，如何核实他们这样的说法呢？如何同他们进行接触，以便在战胜日本的最后斗争中联合行动呢？对此，美国越来越感到关切，因为它的海军在太平洋取得的胜利，似乎使它在华北海岸登陆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在史迪威将军的心目中，这一点也是很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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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盟国的压力——主要是来自史迪威以及与他看法相同的人的压力——终于迫使国民党同意了外国记者的延安之行。史迪威将军不但支持外国记者的要求，并且争取到允许美国陆军医疗队的梅尔文·卡斯伯格上校陪同我们一起去。后来，在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他派了一个军事观察组（即所谓的“迪克西代表团”）去延安和游击区考察。陪同这个观察组的还有国务院的政治顾问约翰·戴维斯和谢伟思。他们两人都出生于中国，会讲中国话，赞成同共产党的力量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共同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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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要叙述我们的延安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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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一章已经谈到，在重庆举行的争论激烈的记者招待会上，外国记者们多次试图打破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党地区的封锁，要求准许他们去那里采访。起初，官方对他们的多次要求都加以拒绝或置之不理。后来，蒋介石和他的政府表示同意，但提出了许多限制性条件：外国记者只能作为官方组织和监督的采访团的成员（团员中重庆当局主办的或者许可的中国媒体的记者人数比外国记者多几倍），所有来自共产党方面的言论的报道必须接受新闻检查，除非连同国民党的评论或驳斥一起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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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宗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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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者注］以上引文载《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82页，人民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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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第十六章 从重庆赴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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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方的压力下，国民党终于同意了外国记者的延安之行，但它采取了新的措施来限制记者团的组成。他们借口缺乏女性用的卫生设备而把代表《伦敦每日电讯报》和加拿大一些出版单位的邱茉莉排除在外。实际上，他们是出于政治动机。国民党委派的采访团团长谢保樵起初向我们保证，他将尽一切努力把邱茉莉包括进来。但在我们背后，他却在对美国战时新闻局重庆办事处的小理查德·瓦茨吹牛时吐露了真情。瓦茨把他的话转告了邱茉莉。他说：爱泼斯坦真是个傻瓜，他还想有人会帮助他妻子去延安。我们一百年也不会让她去的，因为我们怀疑爱泼斯坦想留在边区，这就是他要让他妻子跟他一同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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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纯粹是瞎胡扯。因为我们所要做的——也是国民党所害怕的——是我们把所看到的真实情况在外国媒体上披露，而不是想把自己同外界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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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新成立的外国记者俱乐部，对不把邱茉莉这位正式任命的记者包括在记者团中提出了抗议，认为这是性别歧视。加拿大驻华大使维克托·奥德伦将军向邱茉莉讲述了他是如何向董显光大发脾气的。他对董说：“这真是一个荒谬的规定，竟然不让一个代表整个加拿大报界的记者参加这次采访活动。”他还说，“现在的女性很坚强，是不怕任何艰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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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茉莉还为此事找了国民党元老孙科，但也未能使她的名字列入记者团的名单中。她听见孙科亲自打电话给宣传部长梁寒操（据说，梁寒操是他的人），生气地要他取消这个禁令。看来，在这件事的背后还有比这些官员地位更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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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采访团启程以后，才知道邱茉莉是在比较晚的时候才被突然排除出采访团的。因为沿途在国民党地区内许多地方都有人问：那个女记者在哪儿？他们已为她安排好住处了。由此可见，不让她去的最后决定必然是突然下达的，所以来不及通知他们。而且这样的决定一定来自非常高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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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认为，如果邱茉莉参加，外国记者团的力量对比就左倾得太厉害了。此外，不让女性参加的政治禁令还把两个有影响的中国女记者也排除在外。她们是《大公报》的彭子冈和《新民报》的浦熙修。她们两人都主张国共全面合作，共同抗日。是谁不顾大家的抗议，断然否定原先的安排呢？种种迹象表明，作出这个决定的是蒋介石本人。他习惯于过问最具体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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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也对去延安采访的男性外国记者名单作了“调整”。他们鼓励国民党宣传部的雇员莫里斯·沃陶取得了《巴尔的摩邮报》特派记者的资格。激烈反共的科马克·沙纳汉神父受到了《罗马天主教会评论》周刊的委派。但是，他们两人并没有像国民党所希望的那样对延安及其领导的地区加以谴责。虽然他们并没有放弃他们的保守观点，但他们也被亲眼看到的情况所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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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采访团的中国记者是国民党精心挑选出来的。但就是在他们中间，国民党也无法“一统天下”。重庆《新民报》的赵超构后来发表了一系列赞扬延安的报道。代表最反共的国民党军方报纸《扫荡报》的谢爽秋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公开了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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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国民党竭力想控制延安之行，但它在公共关系方面还是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在这“二战”最后一年中的中国局势已事先决定了这一点。甚至在国民党挑选的报人中间，它也找不到一个起作用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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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重庆之后，我们行程的第二个起点是西安。从西安，我给《纽约时报》发了第一篇报道。摘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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