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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9413 这里的小炼油厂原来已残破不堪,边区政府把它恢复了起来。我们看到一些很巧妙的临时应急的措施。例如:他们需要有一根两英寸的管子,用于冷凝器,但没有这样大小的管子。于是,他们把一段十英寸的管子套在另一段12英寸的管子里,两者的空隙正好是两英寸。炼油厂的经理曾在一条英国海轮上当过钳工,工程师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上学,我们记者团里的毛里斯·武道曾在那所大学教过书,在这里遇到他的学生,感到十分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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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9415 这个厂生产煤油、合格的汽油(供应这一地区约二十多辆卡车使用)和优质的蜡烛(同战前英国壳牌石油公司的产品不相上下)。汽油和蜡烛,还有盐巴,是边区几项用来同外界贸易的主要产品,以换取边区所需的物资。国民党对延安地区是实行封锁的,如果有人把禁运的物资偷运进去,抓到了可能会送命,但由于利润很大,所以商人们还是不惜冒很大的风险(包括行贿的费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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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9419 早些时候,我在重庆曾听说过关于这个小油田的一些事情,讲中共怎样按照统一战线的方针用它的设备帮助国民党,但这些事情因为国民党的新闻检查而未能传播到国外。在延安,他们也没有对我们谈起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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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9421 我是在1942年听当时《时代》杂志记者西奥多·H.怀特(白修德)说的,根据我当时所作的记录,事情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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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9423 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是国民党战时政府的经济部长。他曾告诉白修德,当1938年准备开采甘肃玉门油矿(当时国内最大的石油供应来源)时,西北唯一的一部钻探设备在延长,而延长在十年内战中为中国红军所占据。国共合作抗日开始后,翁便跑去找周恩来要这套钻探设备。周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我们当然愿意交给你们。我们一直把它保存着,以应国家的需要。”设备很快就移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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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9425 但当白修德把这条消息发给《时代》杂志时,却使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霍林顿·K.董)——他也是对外国记者进行新闻检查的主要负责人——勃然大怒。他把白修德叫去,对他宣布:“这条消息不能发。你不知道共产党会利用它在海外做宣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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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9427 “这是(经济)部长告诉我的。”白向董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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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9429 “可能部长说了,但他无权向一个新闻记者泄露国家机密。如果他愿意为散布这一消息在蒋委员长面前表示承担全部责任,那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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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9431 说到这里,董抓起电话同翁通话。翁承认是他把这一消息告诉自修德的,接着突然问道:“我要知道他是怎样写的——他写了石油生产的数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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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9433 “是的,”董说,“当然有一些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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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9435 “那么,”翁说,“你最好把这消息扣了。我们不能公开这些数字。”这样,他既保住了自己的面子,也化解了一个尴尬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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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9439 边区位于陕北经济落后的地区,工业还处于萌芽状态,但在有些方面正在力求发展。我记得记者团在参观一家合作社时,有人老向我们询问,在我们本国肥皂是怎样制造的,当我们抱歉地说不知道时,他们就向我们投来又轻视又似乎觉得我们可怜的眼光。像这种连怎么做肥皂都帮不了我们忙的人,算什么知识渊博的国际记者呢!在参观广播电台时,我们碰到的则是高深一些的技术问题了。他们向我们要使用过的香烟盒里的锡纸,说是可以用于制作电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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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9441 事实上,在边区,凡是力所能及的事都在做。边区政府有一个工业局,其中有一些水平相当高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他们来自国内其他地区,正在研究本地区的资源并着手加以开发,以满足当前和今后的需要。边区目前虽然没有飞机,但有一所飞行学校,有时可以看到这所学校的学生们在街上推动或旋转手上的木制小飞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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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9443 因此,在此后不久给邱茉莉的一封信中,我兴奋地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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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9445 这个边区不是一个英勇的人民被封锁的悲惨的地方,而是一个小规模的伟大的国家。它又是许许多多比它大很多的地区的后方基地,所以还不能说它的规模很小。这里进行着的活动恐怕比中国其他任何地区都更为丰富多彩,而且可以肯定,这里的人民也比其他地区真正积极得多。他们充分相信,他们代表中国,代表中国的未来。他们并不这样说,但从他们充满自信的语言和行动中,从他们的每一次微笑和表情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已经实实在在地深信,延安是中国未来的缩影,在下一个十年里将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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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9447 “自给自足”“自力更生”是这里的口号。毛泽东的烟瘾很大,他自种烟叶。总司令朱德爱吃蔬菜,他自己开了一块地,种植质优味美的番茄。我们记者团回重庆时,他把自种的番茄送了我们好几筐,不但使我们这些记者享受到这些好吃的鲜果,还使我们产生了关于边区的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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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9449 (沈苏儒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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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9454 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1706126896]
1706129455 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第十八章 访问延安(二):采访中共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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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9457 我在延安访问过的中共领导人中,最杰出的无疑是毛泽东——当时是这样,在历史上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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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9459 在延安,毛的个人作风是平易近人、十分简朴的。他常常会步行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不带警卫,同老百姓随意交谈。在集体照相时他总不站在正中的位置上,也没有人把他引导到这样的位置上(同我们中外记者团合影时就是如此)。他随便找个地方站着,有时在边上,有时在别人后边。在单独访问他时,他不设时间限制,有时会延续好几个小时,因为对他问完了所有问题之后,他喜欢“反客为主”,转过来对访问者提出一些问题,问问他们所了解的情况和所持的看法,以扩大或核对他自己的视野和知识。我们曾有几次和他共同进餐,同席的还有其他领导人,都没有什么礼仪或规模,大家散坐在两三张小方桌旁,谈话很方便,食物也极简单。我们即将离开延安时,他同一两位同事到我们所住的窑洞招待所来道别,并且送我们每人一张他签了名的相片。这是在延安石印的,神态很好,充满睿智。这张相片我一直珍藏着,1945—1951年在纽约时挂在我住所墙上,后来我回到北京仍挂在我住所墙上,直到现在。在上个世纪40年代,印度、英国和美国都曾举行过关于中国解放区的展览会并邀请我去作讲演,我总是把这张相片借给他们展出,使那里的人们可以“见到”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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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9461 在延安时,我们对于他那种“好整以暇”“举重若轻”的态度都有深刻的印象。他肩负重任,公务繁忙,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十几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战斗不断,行政管理千头万绪。在同国民党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他是最主要的决策者——要抵挡国民党的进攻,又要避免发生内战,还要促使它更好地对日作战。在理论性著作中,在党内的争论中,他规划出未来的国内和国际政策。他同蒋介石在仪态上的反差真是再强烈不过了。在重庆,蒋介石总是在摆架子,显得不自然、神经质、紧张,说话哼哼哈哈。他坚持要“事必躬亲”——从训斥部下将领到接见每一个奉派出国的国民党官员(据说在接见时还让一个相士躲在幕后给这个官员相面,看他有无不妥或不忠的迹象)。毛则相反,他当时显然很善于把职责分散下去。抗日根据地分散在全国各地,地理上既相互隔绝,交通通讯又极端困难,由中央直接具体指导各种军事和政治措施是不可能的。中央的各项总方针是必须理解和遵守的,但每个根据地可以决定各自的行动,这样就使一致性和主动性达到了充满活力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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