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129420
1706129421
我是在1942年听当时《时代》杂志记者西奥多·H．怀特（白修德）说的，根据我当时所作的记录，事情是这样的：
1706129422
1706129423
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是国民党战时政府的经济部长。他曾告诉白修德，当1938年准备开采甘肃玉门油矿（当时国内最大的石油供应来源）时，西北唯一的一部钻探设备在延长，而延长在十年内战中为中国红军所占据。国共合作抗日开始后，翁便跑去找周恩来要这套钻探设备。周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我们当然愿意交给你们。我们一直把它保存着，以应国家的需要。”设备很快就移交了。
1706129424
1706129425
但当白修德把这条消息发给《时代》杂志时，却使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霍林顿·K．董）——他也是对外国记者进行新闻检查的主要负责人——勃然大怒。他把白修德叫去，对他宣布：“这条消息不能发。你不知道共产党会利用它在海外做宣传吗？”
1706129426
1706129427
“这是（经济）部长告诉我的。”白向董说明。
1706129428
1706129429
“可能部长说了，但他无权向一个新闻记者泄露国家机密。如果他愿意为散布这一消息在蒋委员长面前表示承担全部责任，那也可以。”
1706129430
1706129431
说到这里，董抓起电话同翁通话。翁承认是他把这一消息告诉自修德的，接着突然问道：“我要知道他是怎样写的——他写了石油生产的数字吗？”
1706129432
1706129433
“是的，”董说，“当然有一些数字。”
1706129434
1706129435
“那么，”翁说，“你最好把这消息扣了。我们不能公开这些数字。”这样，他既保住了自己的面子，也化解了一个尴尬的局面。
1706129436
1706129437
※ ※ ※
1706129438
1706129439
边区位于陕北经济落后的地区，工业还处于萌芽状态，但在有些方面正在力求发展。我记得记者团在参观一家合作社时，有人老向我们询问，在我们本国肥皂是怎样制造的，当我们抱歉地说不知道时，他们就向我们投来又轻视又似乎觉得我们可怜的眼光。像这种连怎么做肥皂都帮不了我们忙的人，算什么知识渊博的国际记者呢！在参观广播电台时，我们碰到的则是高深一些的技术问题了。他们向我们要使用过的香烟盒里的锡纸，说是可以用于制作电容器。
1706129440
1706129441
事实上，在边区，凡是力所能及的事都在做。边区政府有一个工业局，其中有一些水平相当高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他们来自国内其他地区，正在研究本地区的资源并着手加以开发，以满足当前和今后的需要。边区目前虽然没有飞机，但有一所飞行学校，有时可以看到这所学校的学生们在街上推动或旋转手上的木制小飞机模型。
1706129442
1706129443
因此，在此后不久给邱茉莉的一封信中，我兴奋地这样写道：
1706129444
1706129445
这个边区不是一个英勇的人民被封锁的悲惨的地方，而是一个小规模的伟大的国家。它又是许许多多比它大很多的地区的后方基地，所以还不能说它的规模很小。这里进行着的活动恐怕比中国其他任何地区都更为丰富多彩，而且可以肯定，这里的人民也比其他地区真正积极得多。他们充分相信，他们代表中国，代表中国的未来。他们并不这样说，但从他们充满自信的语言和行动中，从他们的每一次微笑和表情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已经实实在在地深信，延安是中国未来的缩影，在下一个十年里将证明这一点。
1706129446
1706129447
“自给自足”“自力更生”是这里的口号。毛泽东的烟瘾很大，他自种烟叶。总司令朱德爱吃蔬菜，他自己开了一块地，种植质优味美的番茄。我们记者团回重庆时，他把自种的番茄送了我们好几筐，不但使我们这些记者享受到这些好吃的鲜果，还使我们产生了关于边区的新的认识。
1706129448
1706129449
（沈苏儒 译）
1706129450
1706129451
1706129452
1706129453
1706129455
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第十八章 访问延安（二）：采访中共领导人
1706129456
1706129457
我在延安访问过的中共领导人中，最杰出的无疑是毛泽东——当时是这样，在历史上也是这样。
1706129458
1706129459
在延安，毛的个人作风是平易近人、十分简朴的。他常常会步行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不带警卫，同老百姓随意交谈。在集体照相时他总不站在正中的位置上，也没有人把他引导到这样的位置上（同我们中外记者团合影时就是如此）。他随便找个地方站着，有时在边上，有时在别人后边。在单独访问他时，他不设时间限制，有时会延续好几个小时，因为对他问完了所有问题之后，他喜欢“反客为主”，转过来对访问者提出一些问题，问问他们所了解的情况和所持的看法，以扩大或核对他自己的视野和知识。我们曾有几次和他共同进餐，同席的还有其他领导人，都没有什么礼仪或规模，大家散坐在两三张小方桌旁，谈话很方便，食物也极简单。我们即将离开延安时，他同一两位同事到我们所住的窑洞招待所来道别，并且送我们每人一张他签了名的相片。这是在延安石印的，神态很好，充满睿智。这张相片我一直珍藏着，1945—1951年在纽约时挂在我住所墙上，后来我回到北京仍挂在我住所墙上，直到现在。在上个世纪40年代，印度、英国和美国都曾举行过关于中国解放区的展览会并邀请我去作讲演，我总是把这张相片借给他们展出，使那里的人们可以“见到”毛主席。
1706129460
1706129461
在延安时，我们对于他那种“好整以暇”“举重若轻”的态度都有深刻的印象。他肩负重任，公务繁忙，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十几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战斗不断，行政管理千头万绪。在同国民党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他是最主要的决策者——要抵挡国民党的进攻，又要避免发生内战，还要促使它更好地对日作战。在理论性著作中，在党内的争论中，他规划出未来的国内和国际政策。他同蒋介石在仪态上的反差真是再强烈不过了。在重庆，蒋介石总是在摆架子，显得不自然、神经质、紧张，说话哼哼哈哈。他坚持要“事必躬亲”——从训斥部下将领到接见每一个奉派出国的国民党官员（据说在接见时还让一个相士躲在幕后给这个官员相面，看他有无不妥或不忠的迹象）。毛则相反，他当时显然很善于把职责分散下去。抗日根据地分散在全国各地，地理上既相互隔绝，交通通讯又极端困难，由中央直接具体指导各种军事和政治措施是不可能的。中央的各项总方针是必须理解和遵守的，但每个根据地可以决定各自的行动，这样就使一致性和主动性达到了充满活力的结合。
1706129462
1706129463
下面是中外记者团1944年6月12日在延安会晤毛泽东时，他所发表的谈话（当时的英译文）：
1706129464
1706129465
我们有一个共同目的，就是打倒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及世界上所有的法西斯。为了这一共同目的，你们到这里来了。这里是中国的一个偏僻的角落，既荒凉，从历史上来讲又相对地落后。但在这里你们可以亲眼看到一种坚强的决心，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要肩并肩地共同打击日本。你们会亲眼看到我们在这里正在抵抗日本侵略。
1706129466
1706129467
欧洲第二战场刚刚开辟。这件大事预示着德国希特勒的灭亡，以及日本的最后失败。整个中国都欢迎这一发展，我们中国共产党也很欢迎。希特勒和日本垮台之后，世界将成乐土。在中国，随着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我们这里的工作会开展得更有成效。中国所有抗日力量应该团结得更紧，加强我们自身的力量，配合欧洲和太平洋战场的胜利，比以前更加努力工作以粉碎日本军国主义。
1706129468
1706129469
在这种形势下，你们新闻界应该关心中国内部的情况。在这里我要讲几句话，强调团结的必要，并说明我们的态度。
[
上一页 ]
[ :1.70612942e+09 ]
[
下一页 ]